1941年秋天，我从演剧九队被借到桂林新中国剧社，参加排练田汉先生的新作《秋声赋》。但一借竟是三年，我也应该算是新中国剧社的社员了。演剧队与新中国剧社本来就是同宗同源同根生嘛！

位于临江路的新中国剧社桂林驻地旧址纪念墙

我第一次到达以“甲天下”著称的风景胜地桂林时，鲜明地感觉到这是一座破旧脏乱的城市被置于极为神奇秀美的山水之中。大自然和人为竟如此强烈的不协调。

新中国剧社位于如玉带般碧透的漓江之旁，两层竹木结构的小楼被青翠多姿的竹林围抱着，环境是真够优美的。可当我走进剧社的大门，就听见叮叮哨挡敲打声响个不停，我还以为是忙着做布景呢。原来小楼的一大半是一家皮件厂，剧社仅租用小楼的三分之一。

小楼上是男女集体宿舍。一张张竹床挤得满满的，真象个大车铺；床上的被褥各式各样，有的甚是破旧的。楼下两排小房间，有几间为办公所用，有几间则是已婚夫妇和孩子们的宿舍，朝阳面还有些阳光，背阴面则是终日昏暗而潮湿。紧接着小楼后面是一大间厨房兼饭堂，并作为会议室、排练厅，白天不开灯，也仅有几缕光线透进来，只好常常到院子里开会、排戏。住房条件与优美的自然环境又是大不协调。

新中国剧社成立时社员合影

剧社同志们在生活上的艰难，更是现在青年文艺工作者难以想象的。我记得那位为大家做饭的操着浓重口音的刘师傅，不时地跑到宿舍里喊起来：“同志们，下午没得米下锅了……”大家听了没任何怨言，到了下午就各奔东西去找饭吃了。好在平时吃的清一色——白米青菜，到朋友处有时还能吃上一些荤菜呢。至于零花钱，剧社没有明文规定每月发给每人多少，有钱就多发几块，没钱则少发，甚至分文发不出来。有时连牙膏也买不起，干脆就用盐刷牙。不过大家总是互相帮助的，日用品、香烟之类的东西都是“共产”的。

尽管生活上如此艰苦，但剧社同志们对抗日剧运的一片忠心和痴情，恰如漓江风光那么透明，那么美。人人精神振奋而活跃，工作起来更是严肃认真，一丝不苟。而且，每个人常常身兼数职，象管总务的蒋柯夫同志，还兼管效果工作。排《大雷雨》时，他用大石块、洋铁皮等等造成的雷雨声的效果，有响雷、闷雷、暴风暴雨，远处、近处各不相同，观众们赞口不绝。演员们则分戏的轻重，分担舞台各部门的工作。管服装的最为麻烦，要到处找亲友找关系去借。排戏特别是演出，是所有人最为繁忙最劳累，也是最快活的时刻。一是有工作做；二是生活上有指望了，排戏演出时总要想方设法给大家吃得好一些，还发点零花钱。我真不能想象那几位专为剧社筹借经费的同志，都想了什么招，居然把这个一穷二白、三四十人的剧团维持到1947年，从桂林到昆明最后到了上海，1947年还到台湾去演了几个剧目。他们的苦心和辛劳是应该得到高度赞扬的！在排《秋声赋》的过程中，我有更多机会接触一代戏剧宗师田汉同志，他一家老少在勉强维持温饱的情况下，还要编刊物干很多社会工作。他为剧社日夜赶写《秋声赋》，他写一幕我们排一幕；我们必须赶写、赶排、赶快演出，否则就维持不了生活。排戏几乎经常是一天三班，那时也无所谓加班了，更谈不上什么加班费。田汉同志也经常抽空来看排戏，他写得太匆忙，必须在排戏过程中边排边改。他对演员要求十分严格，台词说错了一句甚至说错了一个字，他都要指出来，大家都十分佩服他的记忆力和认真劲。他总是那么乐观，精神抖擞。

田汉作《秋声赋》剧本书影

一次我到他家，他为了启发我对剧本理解得深一些，便对我谈了当前抗战形势，说《秋声赋》这个剧本是揭露抨击那些“亡国论”者，和那些对抗战到底持悲观态度的人的。他试着问我：“这个剧本的演出可能遭到当局的麻烦，要担一定风险的，你怕不怕？”我当时脱口而出：“您敢写，我就敢演！”田老哈哈大笑，他笑我的稚气，也赞扬了我的勇气。十多年后在他为北京人艺写《关汉卿》剧本时，就把我这句话写进关汉卿与朱帘秀的对话中去。但我已经忘记当年我曾说过这句话了。1980年我到长沙演出《蔡文姬》时，田洪同志对我提及此事，他说当时他正坐在一旁。

田汉同志很欣赏我在《秋声赋》剧中唱的那首主题歌《落叶之歌》，解放后我曾好几次为他的中外客人演唱过这支歌。歌中有两句词“落叶归根，野水朝宗”。很久以后，我才理解这两句词的内涵，它抒发了田老对党对人民的无限深情啊！

田老请客是有名的。他很知道我们肚子里缺油水，所以只要有人请他吃饭，他就要带上我们几个去吃一顿。有时他得到一点稿费也要叫我们去会会餐。我记得有一次他说拿稿费了，但为数不多，只能请我们去吃一顿桂林米粉。大约去了十来个人，待吃完一算帐，他的稿费也仅够付一半多，于是就大家掏口袋凑数。店老板是田老的同乡，又是熟人，见此情景就慨然减免了。大家连声道谢，说下次有了钱一定还上。田老放声大笑：“我也不晓得他们给我多少稿费，这次太少了，太少了……”田汉在钱上从来是心中无数的，但对剧社同志的生活却是关心备至的。一次他的友人给他家送去一些大米，他立即请友人转送给剧社，说：“大家不能饿着肚子工作呀！”后来我们得知，那天他家的米缸也快见底了。

1944年田汉画像

最令我难忘的是1944年夏末秋初时的黔桂路大撤退，剧社、演剧九队随着10万逃难的人流，冒着危险，历经千辛万苦到达贵阳。九队的目的地是重庆，新中国剧社则是去安顺。一没钱，二没过硬的关系弄到车，大家被困在贵阳了。田老一家当时也到了贵阳。一个夜晚他急匆匆地来到我们的住地，说弄到两张去重庆的汽车票，要我和石联星同志带着孩子先去，明天一早就去。当时乘汽车去重庆，票价贵得出奇，有钱人用金条买车票。我们约定时间地点，第二天清早，在车站见面，待我们到车站时，田老早已等在那里了。我们以最快的速度拼命挤上了车，两个孩子和行李都是田老和剧社送行的同志从窗口塞进车里的。我和石联星同志激动得泪流满面，还没来得及说声谢谢，车子就开跑了。我们走了，田老一家人还困在贵阳呢！田老为人正直、坦诚、热情，他总是首先想到他人，想到群众，而唯独没有或很少想到自己！田老的一生真正是刚正不阿、光明磊落的一生啊！

一想到瞿白音同志，我心中就充满无限感激和怀念之情。他一心为了坚持抗战戏剧这块阵地，为了振兴革命进步的话剧，为了新中国剧社，和大家同甘共苦，经常也是吃不饱饭，连最廉价的烟也常常买不起，但仍是日日夜夜干得那么起劲，那么执著。

记得我生第一个孩子未满两个月，便从长沙到了桂林。为了孩子有奶水，我常常要吃猪脚炖花生米，我看他年纪最大，便常常往他碗里倒一些浓浓的猪脚汤，他总是再三推让，不忍心沾我的光。可他真是很想吃，不无感慨地说：“每天能吃上一些猪脚汤也就很不错哪……”我能吃上猪脚汤，还是剧社从那点紧巴巴的借来的经费中挤出来的呢。

白音同志在艺术上对我的培养是费了一番心力的，使用上也十分大胆。那年我刚满18岁就主演《秋声赋》中一个成熟的女知识分子，接着又在俄国《大雷雨》中扮演卡杰林娜。最使我和大家感到意外的是，竟分配我扮演《钦差大臣》中的市长太太。虽然我曾读过不少俄国大作家的小说，当然也包括果戈里的作品，但对演一个四五十岁的风骚的贵妇人，心中却没一点底。白音对我说：“作一个演员，不能总演一种类型的角色，要锻炼表演的可塑性，要能演多种性格的人物。”他这话在我以后漫长的演剧生活中，起了很重要的作用，我曾演过好几个出乎观众意料的性格特异的角色，如《三姐妹》中的娜塔莎，《贵妇还乡》中的贵妇克莱尔。

朱琳（左二）主演、瞿白音导演的《大雷雨》剧照

当时在新中国剧社，经济物质条件虽然艰苦困难，但排演是十分严肃的，导演对演员的要求也是很严格的。《钦差大臣》的演员，得到行家的认可和赞扬，对我演的市长太太认为有一定的水平。

最令我难忘的是在排练过程中，白音同志经常要给我“吃小灶”单兵教练。记得在排《大雷雨》时，人物的几大段独白我总是过不了关。一次我白天排得太累了，吃了晚饭一头倒在床上就睡着了；白音同志来看我，但几次都不忍叫醒我，最后连哄带强制的还是把我叫起来了，因为就要全剧连排了。大约排了两个小时，我们都累得够呛了，白音说我太孩子气，缺乏自觉的拼命劲头，还说排这样的世界名著就得脱一层皮，掉几斤肉……。最后稍稍鼓励了一点点：“你今天还是有进步的。”白音对我的一番苦心，我永远不能忘记！有一次，我看他太累了，烟也抽完了，就佯称上厕所，跑到对门小铺子里去赊了一包便宜的香烟。那个小杂食铺成了剧社的小卖部，几乎每个人都有个帐户，有钱给钱，没钱就赊欠，充其量也就是几块豆腐乳，一小包花生米之类的小吃，但我们都十分感激店老板对我们的信任。白音看我拿出一包香烟，于是精神又来了，我们可继续地排下去。第二天他还给我烟钱，还说：“看不出你还挺体谅人哪！昨晚的排练有很大进展。”

在我的整个演剧历程中，白音同志为我排的戏数量最多，下的功夫也最深，而且很有耐心，从不对我发脾气。白音确是我的恩师和挚友啊！

欧阳予倩（右一）、瞿白音（左一）、田念萱（中）在桂林合影  

仅从我这一例，可以看到当时新中国剧社在那样困难的生活和工作的条件下，对艺术创作是那样的认真严肃，六七年的时间培养了导演、演员和舞美工作的一大批人才。这批人在全国解放后在各自的岗位上都发挥了极大的创造力。今年是剧社的50周年纪念，半个世纪过去了，往事历历。我们都已经老了，然而当年那股青春的气息，昂扬的斗志仍萦绕在我的心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