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5-10-23 来源:南杰文化 编辑:刘平
中国话剧运动的奠基者有三位,他们是:欧阳予倩、田汉、洪深。本文主要谈欧阳予倩与田汉的早期合作对中国话剧运动发展的贡献。
欧阳予倩与田汉的相识与合作,从乡土关系方面说,他们都是湖南人,主要的是他们都对中国的话剧事业的发展有着一种自觉的责任意识。
有志于中国话剧运动的发展 田汉与欧阳予倩相识在上海,是田汉1922年从日本回国以后,由他们的朋友梁绍文介绍,两人“一相识就成了好朋友”。他们的友谊与中国的话剧事业有着密切的关系。 欧阳予倩 从中国话剧诞生的历史来说,欧阳予倩从事话剧活动比田汉早。欧阳予倩从小受到革新思想的影响,1902年赴日本,先后在成城中学、明治大学商科、早稻田大学文科学习。1907年在日本东京参加李叔同、曾孝谷创办的“春柳社”,于当年6月参加该社演出的,也是标志着中国话剧诞生的话剧《黑奴吁天录》在东京的演出,产生了很大影响。之后又在日本演出了《热泪》(一名《热血》)、《画家与其妹》《鸣不平》等剧,从此与戏剧结下了不解之缘。1910年回国,参加“新剧同志会”“春柳剧场”等新剧团体,组织并参加“文社”演出。通过演剧宣传民主革命,暴露封建礼教、洋奴买办的罪行,演出过《热血》《不如归》《猛回头》《运动力》《社会钟》《家庭恩怨记》等剧。1915年成为职业京剧演员,曾与梅兰芳齐名,获“南欧北梅”之誉。五四运动之后,他创办了南通伶工学社,与沈雁冰、熊佛西等人组织“民众戏剧社”。1927年参加田汉创办的“南国社”。1929年去广州筹建广东戏剧研究所,创办《戏剧》杂志,为中国的戏剧事业“奋斗了一生”。 田汉1916年去日本留学,受日本新剧和西方话剧的影响,立志做“中国未来的易卜生”,开始话剧创作。1922年回国。1924年与妻子易漱渝在上海创办《南国》半月刊,提倡新剧(即话剧)运动。1925年创办南国电影剧社。1927年任职于上海艺术大学文学科,组织学生成立“南国社”,开始话剧创作与演出。学校停办后,他带领学生创办“南国艺术学院”,开展话剧运动。 随着交往的频繁,他们的感情也越来越深。欧阳予倩说:“第一次为我阐明阶级斗争的是田汉。”当时,他们所从事的事业虽有些不同,欧阳予倩主要是传统戏曲的创作与演出,田汉则主要是组织话剧运动和创作,但他们却时时刻刻都在互相支持着,他们共同的理想就是要繁荣、振兴中国的戏剧。他们一起组织“文艺消寒会”欢迎日本小说家谷崎润一郎先生;举办“梅花会”活跃上海文艺界的创作气氛;组织“文酒会”欢迎苏联作家皮涅克,都产生了非常好的效果。1927年他们一块去南京总政治部从事戏剧、电影的创作活动,尽管因为政治环境的变化事业没有成功,但是他们在共患难的过程中却加深了友谊。 田汉于吴淞口 1928年,上海艺术大学校长周勤豪因经济问题被学生赶走,推举田汉为校长。田汉带领自己的学生陈征鸿、左明、唐叔明、陈明中、张慧灵等人继续从事南国艺术活动。为扩大学校的影响,田汉常常请文艺界名流来校讲学,其中就有欧阳予倩讲中国戏剧史,洪深讲戏剧文学,徐悲鸿讲西方美术等。为活跃学校的艺术气氛,每逢周末田汉便邀请文艺界知名人士举行茶话会,常来赴会的有作家郁达夫,诗人徐志摩,画家徐悲鸿,戏剧家欧阳予倩、洪深、余上沅、唐槐秋、朱穰丞、王泊生、吴瑞燕,著名京剧演员周信芳、王芸芳、高百岁等也常来参加。茶话会虽无主题,但言必及文艺,也讨论一些理论问题。如关于新剧与旧剧的问题就发生过激烈的争论。周信芳、高百岁、余上沅、王泊生、吴瑞燕是拥护旧剧的,为旧剧辩护;反对者有洪深、朱穰丞等人。田汉认为,争论的双方既有道理,又存在着片面性。他主张既不像“五四”时期胡适、傅斯年、钱玄同那样全盘否定旧剧,也不像余上沅、徐志摩等人那样极力为旧剧辩护,而是“把歌剧(京剧)运动与话剧运动分为两谈”。他认为不独新的歌剧对于旧的歌剧有斗争,新的话剧对于旧的话剧(文明戏)也有斗争。他认为既应维护戏剧新观念,维护“五四”精神,又不应否定中国传统戏曲的艺术价值。为此,他大胆地提出了“改良”戏曲的主张,即“建设中国的新歌剧许不能不以旧的歌剧为基础”。这种“改良”主张不仅受到了旧剧界朋友欧阳予倩等人的欢迎,也得到了新剧界的赞同。当时欧阳予倩创作的《荆轲》《潘金莲》就是大胆“改良”革新戏曲的尝试,剧中采用京剧的形式加以近代剧的分幕。田汉非常赞成欧阳予倩先生的改革精神。 事业上互相支持 在事业上,欧阳予倩与田汉互相支持。田汉热情支持欧阳予倩关于旧剧的改革实验,欧阳予倩热情地参加田汉创办的“南国社”。 1927年末,为解决学校的经费困难,田汉与同学们共同商议,举办一次演出活动,演话剧募捐。为了扩大演出的影响,田汉特意邀请京剧名家欧阳予倩、周信芳、高百岁等人参加义演。欧阳予倩二话不说,不仅积极准备、参加“艺术鱼龙会”的演出,而且正式加入了南国社。 田汉把这次演出的名称叫作“艺术鱼龙会”,即把参加演出的戏剧名家称为“龙”,把学生们称为“鱼”。演出的剧目有田汉创作的《苏州夜话》《江村小景》《名优之死》《生之意志》《画家与其妹》《到何处去》,还有翻译剧《父归》《未完成的杰作》等。田汉还特意让欧阳予倩把他新创作的《潘金莲》拿来演出。没有剧场,他们就利用上海艺术大学校舍楼下的客厅。以客厅为观众席,以饭厅的门为台口,同学们动手把课桌紧紧密密地排在餐厅里,课桌上面铺了一条从朋友家里借来的地毯,当作舞台。第一天招待文艺界和新闻界朋友,反映很好,“均极赞美”。 欧阳予倩、周信芳主演的《潘金莲》 对于《潘金莲》的创作与演出,田汉赞赏有加。欧阳予倩先生说:“田汉先生说,我这本戏是四十以后的佳作,又说我好比姜一样,越老越辣;其实我今年才满三十九岁,还自以为是当今的青年。至于这篇戏,是三十六岁起草,三十八岁才得机会表演的,似乎不好算四十以后的佳作,田先生真是我的忘年之友!况且这篇戏,也称不得佳作,但是我必定在明年编篇把较为可看的戏,来应田先生的语言才好。”该序写于1928年10月5日,其中的“三十八岁才得机会表演的”,说的正是1927年12月他在“艺术鱼龙会”上的那次演出。从中可以看出欧阳予倩与田汉的深厚友谊,以及他们在戏剧事业上的共同志向与相互支持。 “艺术鱼龙会”的演出,实际上是几个穷艺术家带领一帮穷学生所进行的小剧场实验性演出,不论人力、物力、财力都无法与那些正规的剧团相比,但它却创下了几个“惊奇”:一是剧场之小,为当时的上海各剧团所未见;二是布景之简朴,因无力购买幕布而以被面拼凑,曾“遗为笑柄”;三是演剧次数之多,每天日夜两场,连续公演一周,此种毅力“无不为人惊服”。而且连欧阳予倩、周信芳等京剧名家居然也在这样的“舞台”上演出了成功的节目。这确实是令人吃惊的。徐志摩说,初创期的“南国至少是一个有力的彗星”,初起时它只是有无间的一点星芒,但它所发出的光却给当时的剧坛带来了一线光明。 “艺术鱼龙会”并未能解决学校的经济困难。1928年初,田汉与学生们商量,决计迁校于上海西爱咸斯路(今永嘉路)371号,以减少经济负担,在这里创办“南国艺术学院”。周勤豪乘机抢走学校全部财产,并嘲笑说:“这是什么地方?是理发铺!这也能办大学?笑话!”而欧阳予倩和徐悲鸿却热情支持田汉创办南国艺术学院。他们在霞飞坊徐悲鸿宅经数次谈话,商定南国电影剧社改组章程,定名为“南国社”,徐悲鸿并为拟定法名为“Cercle Artisti que du Midi”。南国艺术学院属于南国社事业之一部,暂设文科、画科、剧科,由田汉、徐悲鸿、欧阳予倩分任主任。2月18日,南国艺术学院正式挂牌成立。田汉在《申报》刊登广告,其中的两句话是:“凡愿参加吾等在野的艺术运动者集到兰旗下来”。所谓“兰旗”者,是指该院“到处兰草生香自成风味,以之象征‘南国’之名也”。在开学典礼大会上,田汉强调指出:“本学院是无产青年所建设的研究艺术底机关,师生团结一气把校看成自己的东西。” 1928年,《南国艺术学院之组织》公告 南国社的戏剧活动又起航了。在田汉的带领下,他们不断地举办公演,在上海、杭州、南京、无锡等地举办多次公演,影响越来越大。 1928年冬,欧阳予倩应李济深之邀去广州筹建广东艺术研究所,任所长。该所“以创造适时代为民众的新剧为宗旨”,是一个专门的戏剧研究机构。所内附设戏剧学校,还附设大、小剧场,做对外公演场所,并编辑出版《戏剧》杂志。1929年1月,田汉率领南国社成员结束南京的公演回到上海,就接到了欧阳予倩从广州打来的电报和信,邀请田汉带领南国社去广州为他创办的“广东戏剧研究所”打“开场锣鼓”。当时关于去不去广州,南国社内曾有不同意见。田汉认为,戏剧运动不应局限于江南,可以向南国开拓,在广州打开一个新的局面。他耐心说服大家,“你们知道,只有荔枝与明珠之国,才是真正的南国,也是我们‘南国’应该去的地方”。最后决定田汉和洪深先去广州考察情况,再决定团体去不去的问题。 当时的广州,戏剧运动的开展已经有了很好的基础。20年代初,广州的新兴戏剧团体“木铎剧社”“琳琅剧社”“钟声剧社”等先后成立,但演出水平与上海、天津等地比只能说是“初具规模”,缺乏完整的剧本,舞台装置简陋,表演艺术也比较粗糙,基本上处于“文明戏”的水平。因此,欧阳予倩非常希望田汉带领南国社来为艺术研究所的成立唱响“第一台”大戏,也是想通过南国社的演出壮大声势,带动广州话剧运动的开展。 1929年南国社在广州,前排坐者左二为田汉 看到这种情况,田汉没有犹豫,马上打电报到上海,请南国社的成员来广州。1929年3月6日至10日举行公演,演出剧目有:《苏州夜话》《古潭的声音》《颤栗》《湖上的悲剧》《生之意志》《名优之死》和翻译剧《未完成的杰作》《强盗》《空与色》等,还有欧阳予倩创作的《车夫之家》和歌剧《人面桃花》等。演出“大为成功”,“当地人士颇觉得见闻俱新,尤以各校学生表示热烈欢迎”。700多人的剧场座无虚席,还常常加座。洪深、欧阳予倩、唐槐秋、唐叔明等人的表演很受赞扬。此次公演,对广州话剧运动的开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欧阳予倩(右)、田汉在北京 欧阳予倩与田汉的友谊在相互交往中不断加深,他们共同携手为中国话剧事业的发展贡献着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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