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謇，出生地江苏常熟，生于1853年，字季直，号啬庵，清末状元，中国近代实业家、政治家、教育家，主张“实业救国”。作为政治家，他曾参与清朝军政重要决策，成为立宪派领袖，还曾任北洋政府水利总长。作为实业家，他是中国棉纺织领域早期的开拓者，一生创办了20多个企业。作为教育家，他创办了中国第一所纺织专业学校，也是上海海洋大学的创始人，一生共创办学校370多所，为中国近代民族工业的兴起和教育事业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他推崇“实业救国”论，被称为“状元实业家”。

张謇

欧阳予倩，湖南浏阳人，生于1889年，号南杰，艺名莲笙，中国话剧运动的奠基人和戏剧艺术家、戏曲艺术家、戏剧教育家。作为中国话剧运动的先驱者，1907年始与李叔同等在日本东京创办春柳社，与田汉、洪深、熊佛西等人在上世纪20年代大力倡导话剧。作为戏曲艺术家，他从1905年开始从事京剧创作和演出，善于继承，勇于创新，曾名重一时，有“南欧北梅”之称。作为戏剧教育家，他在江苏南通创办伶工学社，在广东创办戏剧研究所，在桂林创办广西艺术馆，为中国艺术教育史首创。他还以丰富的艺术实践和理论造诣为基础，奠定了中国舞蹈理论基础，开创和领导了新中国舞蹈事业。

欧阳予倩

1919年到1922年，欧阳予倩和张謇籍贯不同、背景不同、职业不同，年龄相差36岁，在江苏南通开创了新式中国戏剧教育和新型戏曲演出的先河---伶工学社和更俗剧场。

张謇是一个有进步思想的人，不仅关注政治、经济问题，也关注文化。当时的南通，是民国的一个模范县，有一定的自治能力。县里的收入，主要靠张謇办的大纱厂。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由于西方列强无暇东顾，这个纱厂在国内市场就赚了大钱。1915年，张謇因袁世凯复辟帝制而辞职，回南通兴办实业和教育，想用他的政治、经济地位为家乡办一些事。几年下来，他在南通修了道路、通了电灯、开了公园、办了中小学和好几个大学、开了图书馆和小型博物馆、开办了淮海银行和一个江轮公司，成为富甲一方、很有影响力的民族资本家和开明绅士。

张謇认为“教育为父，实业为母”，也认识到戏曲开启民智的特殊作用，有意仿照上海新舞台，在南通建造“更俗剧场”；以办新学的办法，在南通建立一所学习戏曲表演的“伶工学社”。他于1919年5月，专门派人去上海，聘请正在新舞台演出的欧阳予倩来南通演出，并请他当主任筹建伶工学社。

他认为欧阳予倩很有才干，是世家子弟、著名演员，留学日本，有先进的戏剧教育理念、丰富的艺术实践和管理能力，是位难得的人才。欧阳予倩当时认为，张謇是进步的、爱国的、有正义感的实业家。他感到季直先生虽政经实力雄厚，但待他诚恳，不失状元绅士，给了他相当的礼遇，同时他也以对长者的态度尊重张季直。

欧阳予倩最初的想法，一是想借这个机会培养一班比较有知识的演员，在他们学成之后，再带他们去巡演。二是为了戏曲改革。五四运动前后，一些比较激进的文化人，如胡适、傅斯年等对中国戏曲十分鄙视，当时主流的声音是“全数扫除，尽情推翻。”欧阳予倩则认为中国古典戏曲中虽然有许多糟粕，但不是不可以保存，泼洗澡水不能把孩子一起泼出去！要保存和发展优秀的中国戏曲文化，就要走改革之路，不断地注入新的血液。

实际上，欧阳予倩演京剧并不是科班出身，完全是自学成才。1902年他13岁随祖父欧阳中鹄在北京生活时，看过京剧名角谭鑫培和杨小楼演的《翠屏山》后，就迷恋上京剧了。随后零零碎碎跟许多朋友学，东学一点，西学一点，“胡唱乱唱”，后来才发现嗓音只宜唱青衣。三年后在名角筱喜禄、吴彩霞等指导下，才知道他所唱的全是南派青衣。他学戏入迷，常在梦中就唱了起来。经过刻苦努力，到了1916年春，欧阳予倩27岁时，与周信芳、冯春航、吴彩霞在上海同台演出京剧，开始他从事京剧演出的职业演员生涯，一演就是15年。有一位当年一起留学日本的朋友拉着他的手说：“予倩，你怎么搞的！你怎么得了！搞搞新剧嘛还可以说是社会教育，搞旧戏这算什么呢？”亲戚朋友有的鄙视，有的发出慨叹，说欧阳家这下可完了！可这时欧阳予倩已经是“挨一百个炸弹也不灰心”了。

1919年欧阳予倩饰演《思凡》定妆照

欧阳予倩到南通之后，边组织演出，边筹备开办伶工学社，边安排更俗剧场开工。他和季直先生商量，开办进行戏曲教育的“伶工学社”，同时也要建设为其所用的表演和实验基地“更俗剧场”。他要用这个学校和剧场，推进他的戏剧教育理念，开展戏曲改革。“更俗”，就是除旧布新，就是移风易俗之意。而“伶工学社”，就是培养新型演员的学校。对此，张先生点头支持。

修缮后的伶工学社

那时，不像如今艺术院校招生的火爆，伶工学社的学生大半是贫民子弟，几乎全是文盲。要培养新式演员，第一步是要让他们能读书识字。欧阳予倩为此聘请了很好的老师教这些学生国文，同时还教他们社会常识。在那个年代，欧阳予倩就用全新的方法组织戏剧教学，按学校的组织模式，用完全不同于科班的方法教授学生。

伶工学社的办校章程、教学制度、课程设置都由欧阳予倩亲自制订，学生2-3年后有舞台表演能力，4-5年后毕业；学生一切费用均由学社负担。戏剧课以京剧为主，用昆剧打基础。文化课必修的科目，有国文、算术、历史、地理、英文、体操等，并注重音乐、舞蹈的教学，以增强学生的艺术修养。在教学方法上强调对学生启发教育，禁止体罚。欧阳予倩除亲自教学外，还聘请薛瑶卿、吴我尊、文荣寿、李月恒、陈灿亭、吕小卿以及冯子和、赵桐珊、张荣奎等有名望的教师授课。他亲自编写教材，并进行示范演出。为了让学生开阔视野，了解西洋音乐，欧阳予倩教学生西洋唱歌法和舞蹈，还组织了一个有15个人、四把小提琴、一把中提琴、一把大提琴、一把低音提琴、一架钢琴和铜管乐器组成的西洋管弦乐队。

有人说，伶工学社的学制太长了！“人家的科班三个月可以出戏！”意思是说，出戏就能挣钱了。欧阳予倩回答说：“科班是用火逼花开的办法。若要办科班，找欧阳予倩便是大误。”

他在学校内张贴了两个告示，第一条写道：“伶工学社是为社会效力之艺术团体，不是私家歌僮养习所”。第二条写道：“伶工学社是要造就改革戏剧的演员，不是科班。”这些话现在看似平常，可那时遇到多少人的白眼！

欧阳予倩让他的学生了解更多的知识，开阔眼界，给他们买了许多新杂志和新小说，包括当时很新潮的《新青年》、《新潮》、《建设》等，还给他们做讲解。不过在那个年代，这种做法在南通是阳春白雪，落得不少的冷笑，一些朋友不理解，一些教戏的先生也一天到晚教学生赶快学出来好挣大钱（当时叫大包银）。欧阳予倩觉得这种说法确实比什么戏剧改革、新式教育的话要“管用”得多。

为了办好学校，欧阳予倩从来没有拿过自己每月一百元的月薪，而是因经费不足全都贴给学校用了，自己和全家的生活靠演戏维持；就是演出所得，也比在上海演出时少多了。就是这样，他也没有要求加钱。他认为，这样做是为了表示一种态度，是要为戏剧界作一点事，而不是为了钱去的，而这一点特别想让伶工学社的学生们明白：对待艺术要有事业心。

更俗剧场旧貌

当时的更俗剧场内部

这时，欧阳予倩亲自审定舞台方案的更俗剧场落成了。这个剧场很有音响效果：很拢音，在楼上、楼下和最后一排都听得很清楚，比当时上海的许多舞台音响效果都好。剧场管理规则也是由欧阳予倩制定的。许多人回忆说，那时剧场的秩序可以说是全中国最好的。座位有排号，观众可按号入座。场内不售食物，观众不吐痰，不吃瓜子。一旦有吐痰的人，马上有人用毛巾替他擦干净；有自己带瓜子进场的，马上就会有人捡起吐出的瓜子皮。没有票白看戏的绝对没有，后台的演员绝不到前台坐着看戏。剧场招待员常穿着制服严肃地站在门口。开幕之前每个座位都有人检查，演出结束后很快就会清洁地板。

伶工学社的学生

当时有一个戏班的演员对这种管理不服气，伸着大拇指对欧阳予倩说：我什么都改得了，就只有吐痰改不了。别说是这里的地板，就是家里的地毯我也吐，说着当着予倩的面往地下就是一口痰。欧阳予倩生气地说：不随地吐痰是极小的事，要是连这一点小事都改不了，可见我们的下流根性太深了。如果我们的重要演员不肯改他的下流脾气，一定要破坏大家遵守的规则，我们宁愿牺牲这个演员。他为他自己的下流脾气被牺牲，是他的耻辱，能完全除掉这种下流脾气才是我们团队的光荣。那个演员见欧阳予倩来硬的了，也就服软了。欧阳予倩当时的主张，就是理直气壮不畏蛮横地硬干。不行的演员，无论是谁推荐的，都不能进来；要开除的演员，无论谁讲情，决不和他通融。这样一来，演戏的精神一天一天好，生意也蒸蒸日上。不过暗中攻击欧阳予倩的人也多了起来，但由于他样样透明公开，一点弊端没有，这些人拿他也没有办法。

 更俗剧场的开幕典礼

1919年11月，更俗剧场的开幕典礼十分隆重。张謇邀请梅兰芳剧团参加演出，梅兰芳接到邀请后复信道：“更俗剧场、伶工学校均已有成，乐极。忆去年蒙谕，代组学校，本应勉效棉薄，只以知识短浅，未克如愿，实深愧歉。有予倩先生出来办理甚妙。久知予倩先生品学兼优，艺通中外，将来剧场、学校均必尽善尽美，较兰为之胜百倍矣”。之后，张季直和欧阳予倩还陆续邀请国内许多名演员，像余叔岩、王凤卿、杨小楼、郝寿臣、罗小宝、王蕙芳、程艳秋、王长林等，到南通更俗剧场演出，真是盛极一时。

青年的梅兰芳和欧阳予倩

晚年的欧阳予倩和梅兰芳

欧阳予倩和梅兰芳1914年就相互认识，这次在南通相见十分高兴。梅兰芳对欧阳予倩说：“我在北京排《葬花》时，我也知道你在上海排《葬花》。我们两人一南一北对排红楼戏，旁人看了，还以为我们在比赛呢。”欧阳予倩答道：“我演的《葬花》，外面流传的本子只是三场，其实前面还有一场。我们在初次排演的时候，就把这一场的总本丢了。”梅兰芳道：“你排的红楼戏数量要比我多得多。我一共只排了三出。你排的红楼戏，我随便数了数，就有九出之多。”欧阳予倩说：“我排的戏也受了你的影响，以前，我们排《葬花》，穿的是改良服装，看了你的红楼后，我们也改用古装了。”欧阳予倩与梅兰芳在南通同台演出了《思凡》、《琴挑》等名剧，他们雍容端庄、清越舒展，各具风格，使观众看到了梅欧虚怀若谷的胸怀和南欧北梅的多姿风采。

梅兰芳《天女散花》剧照

梅兰芳非常支持欧阳予倩的戏曲改革，二位大师是推动京剧改革的挚友。这一友情一直持续到他们的晚年。欧阳予倩在1954年《真正的演员--美的创造者—为纪念梅兰芳舞台生活五十年作》一文中说“梅先生继承了京戏悠久的优良的传统,在旦角的表演艺术方面，说他已经吸取了过去许多名旦角演戏的精华而集其大成，这是丝毫也不夸张的。他对传统的戏曲表演艺术能够完全掌握之后，便从原有的基础上有很多的发展。京戏的表演技术，包含着唱、做、念、打四种。旧时把这四中东西分开，就有所谓唱工戏、做工戏、武戏等等。到了梅先生的一代，一些有才能的艺人，就逐渐把这四种东西结合起来了，但是有的结合得好，有的结合得不大好。梅先生是把这四种东西结合得最好的一个。因为梅先生唱工、做工、念白、武工都经过长期的正规的勤修苦练，所以每一样他都很精通。他的唱工力求切合人物的感情而不过分追求腔调的新奇，所以显得腔圆字正，明快大方；他的做工以细腻熨帖恰合身份见长；他的道白有他独特的风格；至于武工,不但步法严整,节奏准确,姿态优美,而且显得出有一种内在的含蓄美。这就是说把原有的‘把子’加以提炼,进一步成了美丽的舞蹈。”

梅欧阁

为了纪念梅兰芳和欧阳予倩，张謇还在更俗剧场前建了一个亭子，名为“梅欧阁”，上面写有一副对联：“南派北派汇通处，宛陵庐陵今古人。”这里南派，是指欧阳予倩；北派是指梅兰芳，当时他们有“南欧北梅”之称。下联的“宛陵”是宋朝的诗人梅圣俞；“庐陵”是和梅圣俞同时的欧阳修，意思是说，古有梅圣俞，今有梅兰芳；古有欧阳修，今有欧阳予倩。另外，张謇还编印了《梅欧阁集》一书。虽然欧阳予倩对此不以为然，还写信请张季直不要出书。现在看来，这也是张先生尊重文化人的一种态度。后来，南通人民纪念“梅欧阁”建成四十周年的时候曾请欧阳予倩题词，欧阳予倩说：四十年前，我与梅兰芳同台演出，极感愉快。但我的学识能力都很薄劣，贡献特少，无以纪念，不胜惆怅之至，但愿余年以图寸进!

张謇、欧阳予倩、梅兰芳

伶工学社的学生用了一年多的时间，就学会了昆剧、京剧与歌舞剧，还学习演出了话剧，有了独立演出的能力，教学已初见成效。通俗剧场也成为学生艺术才华的实验场。虽然欧阳予倩给南通的文化生活带来了一阵春风，但有些理念和方法与一些人和当地的习俗格格不入。在伶工学社的办校理念上，他培养演员和一般人想培养的演员不同。在培养方法上，一些人还是想用科班的办法，把师徒用拜把兄弟的办法联系起来，发誓烧香，形成派系，对此欧阳予倩坚决反对。在处理伶工学社和更俗剧场的关系上，为了给教学提供实验场地，提升教学和演出质量，欧阳予倩主张剧场应附属于伶工学社，由学社主导剧场，宁可少赚些钱。而有些人为了多赚钱，希望以剧场为主、学社为辅。他组织西洋乐团的做法也受到许多人的不理解和反对。虽然如此困难重重，但那时先锋式的想法和作法，却给30年后欧阳予倩在北京开办中央戏剧学院提供了重要参考：在开办中央戏剧学院的同时，开设了附属的中央实验话剧院（国家话剧院前身），使教学和演出实现互动，使学习继承和实验创新有机结合。

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欧阳予倩和张謇的合作持续了三年，成功创办了我国第一个戏剧教育学校和实验剧场，培养了第一批新式戏剧人才，创立了全新的教学和演出模式。张謇是满意的，老百姓是高兴的，毕竟在他们的“模范县”里增加了一大块“文化”元素。但欧阳予倩在这三年中的感受并不太好，主要是他的理念和当地习俗相差太远，传统势力的对抗和对他办学改革理念的不接受、反对以致讥讽。他感叹道：“我住南通三年，虽然在自己一无所得，对社会对艺术也没有什么贡献，可是为事业心所支配，也就经过不少的起伏。我若是能把自己的主张藏匿起来，只朝做名角的路上走，那我便钱也有了，房子也有了，还可以不和人闹别扭。”

在五四运动的影响下，欧阳予倩对贝多芬、瓦格纳、比才等西方音乐家有所研究，同时他又十分热爱京剧，就想把西洋歌剧的方法适当地运用到京剧里，改变它的单调和嘈杂，使京剧能充分表达人物的情感。因此，他要求伶工学校的学生有文化，精通京剧、昆曲，会唱中国民歌，又懂得些西洋音乐。有了这样一批青年演员，就可以把京剧逐渐改换面貌，成为新型的歌舞剧。在南通生活的后期，他自认为这是“想得很美，但有些不切实际。”

一个人的苦恼，有很大程度上在于思想的孤独。他感到，“一个在舞台上活动的人不想作名角，这是欺人之语。我呢，除了充名角而外，还多少对戏剧界抱了些志愿，有这两重的负担，我的力量---才力、金钱---便来不及，也是有的。我在南通，正是文明戏根本失败，古装新戏全盛，而爱美剧运动方始萌芽的时候；我在舞台上虽有微名，实在是个孤立无援者，几个思想落后的朋友，丝毫不能给与以帮助，而环境的压迫只令人感到一已之脆弱，唯有抱着无穷的烦闷，浮沉人海而已！”

欧阳予倩和夫人刘问秋

不过，欧阳予倩的无奈感正是那个时代的缩影，也是他大胆创新受到无数阻力的真实感受。值得庆幸的是，作为戏剧家、戏曲家、戏剧教育家的他和作为实业家、政治家、教育家的张謇在100年前的合作，着实为中国的戏剧教育和戏剧演出管理开出了一代先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