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昙华林“三厅”旧址

在抗日战争国共合作期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新四军。为适应全面抗战的需要，借鉴北伐战争中的政治工作经验，加强军队政治工作和抗战宣传动员，国民党政府于1938年2月恢复了政治部的建制，称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政治部部长由国民党将领陈诚担任，副部长由共产党领导人周恩来和第三党人士黄琪翔担任。政治部下设一、二、三厅、总务厅、秘书处和设计委员会等部门。1938年4月1日第三厅成立，分管面向全国的民众动员、艺术宣传和对敌宣传等工作。

政治部副部长周恩来和黄琪翔

“三厅”在成立后两年多的时间里，以国共合作模式参与各战场军队政治工作，在团结民众共赴国难中发挥了重大作用，其中左翼文化工作者以其特有的方式为抗战事业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1938年武汉，军委会政治部第三厅部分人员。前排左四周恩来、左五郭沫若、右一田汉、右二洪深、右三阳翰笙、右五杜国庠；后排右四邓颖超

名副其实的抗战“名流内阁”。在政治部周恩来副部长、厅长郭沫若领导下，以国共合作为背景，以特有的感召力，组建了由左翼文化工作者为核心的领导骨干，包括厅长办公室主任秘书阳翰笙、五处处长胡愈之、六处处长田汉和杜国庠、董维健和冯乃超等。

                                杜国庠                  冯乃超

“三厅”五处第一科科长徐寿轩，主管文字编纂；第二科科长张志让，主管民众动员和一般宣传；第三科科长尹伯休，主管印刷、发行

等总务工作。

左起：郑君里、洪深、田汉

常任侠                   应云卫

六处一科是戏剧科，科长是著名戏剧家洪深。成员有常任侠、辛汉文、石凌鹤、万籁天、张光年、金山、郑君里等。二科是电影科，科长是郑用之。成员有著名导演应云卫、史东山、程步高、马彦祥等。第三科是音乐美术科，科长原定是著名美术家徐悲鸿，后由吕霞光担任。漫画宣传队由画家叶浅予负责，成员有张乐平、陆志庠、廖冰兄等。音乐工作室成员由著名音乐家冼星海牵头，成员有张曙、林路等。

                                 冼星海                   张曙

      金山              张光年（光未然）

七处处长是范寿康，分管对敌宣传，其中一科负责敌情研究，科长杜国庠；二科负责国际宣传，科长董维建，成员包括叶籁士、乐嘉煊等人；三科负责对敌宣传，科长是冯乃超。在“三厅”的旗帜下，汇集了一大批左翼文艺界知名人士，成为对社会影响很大的“抗战名流”内阁。

叶浅予 右图               张乐平

叶籁士

抗战文化动员、艺术宣传的中坚。在抗日宣传上，“三厅”通过文字宣传、艺术宣传和口头宣讲等手段，组织工作人员和文艺工作者“到前线去，到民众中去”，向抗日将士和后方民众宣传抗战局势和国际形势、抗日将士的英勇事迹、大后方民众踊跃支援抗战事迹、敌人的残暴及沦陷区同胞的苦难，增强他们持久抗战的决心与抗战必胜的信念。其中组建抗敌演剧队、抗敌宣传队的成效最为显著：史学家宋云彬，作家张光年、王鲁彦，影剧导演史东山、应云卫，戏剧家马彦祥、石凌鹤、郑君里，音乐家冼星海、张曙，画家叶浅予、张乐平、罗工柳、冯法祀、丁正献，世界语专家叶君健、乐嘉煊等人都发挥了重要作用。

廖冰兄等人作品

“三厅”组织力量深入各个战区，直接投身正面战场，以文化、艺术、宣传为手段，以“游击战”为模式，进行了大量的抗战宣传动员和培训工作，把“精神食粮”送上前线，送到一线将士和民众手中，发挥了难以替代的动员和激励作用。田汉和他的老朋友们直接领导参与了“抗战扩大宣传周”，其中包括歌咏日、美术日和戏剧日的活动；在武汉组织了“火炬歌咏大游行”，带队到前线劳军，参与组织了“三厅”所属各个演剧队的军事艺术培训。

抗敌演剧队进行艺术训练

夏衍等人在香港、桂林等地动员组织进步文化界，积极配合“三厅”在国统区发动民众开展抗日宣传工作，形成以我抗日根据地为核心，依托武汉，辐射华南各省，影响全国的文化抗战态势。

演剧队在前线与部队一起行军

在抗战征募、慰劳和对敌宣传、情报工作中成效显著。在我国战略要地相继失守的形势下，为扭转民众情绪低落，悲观主义弥漫的局势，“三厅”在武汉地区组织发动了大规模民众征募献金慰劳运动，以鼓励军民在逆境中坚定抗战必胜的信念，引导民众将爱国热情转化为实际行动，做到“有钱出钱，有力出力”。通过活动，从社会各界为战争筹集了大量资金和战争资源，团结教育了社会各界，使民众抗战意识空前觉醒，巩固了国共合作的势头，并向国际社会宣示了坚持抗战的决心。同时，“三厅”组织的大规模慰劳一线将士的活动，也极大鼓舞了抗战军民的士气。“三厅”在抗战中组织的对敌宣传和收集敌军情报工作也卓有成效。

郭沫若厅长在讲演

抗敌演剧队在武汉街头进行抗日宣传演出

郭沫若厅长邀请日本进步作家鹿地亘夫妇为“三厅”对敌宣传处顾问，有效地开展了对敌军、敌国的宣传活动。同时，三厅还组织外语和世界语专家收集整理敌情研究，翻译和编辑情报信息供决策参考，组织对日广播，编写了大量日文宣传品，在瓦解敌军、争取世界各国支持方面做出了贡献。

鹿地亘和池田幸子夫妇

“三厅”现象反映了抗战中国共合作背景下两党政权政治合作的重要模式。在整个抗日战争中，国共在军事上进行了一系列合作，在一定历史阶段团结抗战，取得了重要成果。但在政权合作上，只有“三厅”是两党在军政指挥机构合署行政的唯一成功案例，为此国共双方都做出了很大的努力。

陈诚与郭沫若参加武汉大游行

武汉保卫战

“三厅”在抗日战争武装力量政治动员、民众抗战动员、文化艺术动员、敌军工作和对外情报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在“三厅”领导下，众多文化艺术工作者以文学、戏剧、电影、美术、外国语、宣讲、放映等多种形式，在各个战区展开动员战、宣传战、文化战，并直接以征募、慰劳等等形式参加战争的支援保障工作，成为全民族抗战的重要组成部分。

（注：所用照片均来自网络）

文章已于2018-09-09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