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柱峰边一纵眸，东南烽火几时休。是谁撑得乾坤住，赖有人间硬骨头。”此时，在南岳福严寺讲学的巨赞法师也在南昌失守之后，怀着佛法启示的悲愍，为着民族，为着佛教，发起组织抗日救亡团体，成立了“佛道僧青年救亡团”。开创了佛道界组织起来投入抗日战争的先河，成为撑起佛道界救国精神的“硬骨头”。

       四月中旬，田汉带着“三厅”所属抗敌演剧八队、电影一队到达南岳，配合叶剑英任副教育长的南岳游击干部训练班进行教育训练，同行的还有日本反战人士鹿地亘和军委会政治部三厅的冯乃超、马彦祥等五人。巨赞法师和田汉正是上世纪20年代相识于上海的老友，他们在抗战的艰苦时期相见，回忆起橐橐靴声和慷慨陈词，并在祝融峰顶斋筵相聚，佛教精神与艺术爱国的结合，必会结出抗日救亡之果。

     一、田汉一生与佛道结善缘。1898年3月12日田汉出生后，因家境贫寒，父母怕带不活他，就决定把他寄在观音菩萨的名下，让他做个佛门子弟，取了个小名叫“和儿”。因此，田汉直到十岁时还是剃着光头，留下了喜欢与佛道交友的善缘。七岁那年他在陈家冲读书时，有空就到附近的成佛庵和那里的僧人交流，很谈得来，还专门到山里的仙姑殿请教王道人。在和他们的交往中，田汉学到了不少中国的传统文化，接受了爱国主义精神。

       在那个年代，寺庙和道庵往往是开展地方艺术活动的场所。当时田汉家乡的寺庙很多，花果园就有李公真人庙、金龙寺、洪山庙、成佛庵、清源寺等名刹古庙。田汉的母亲易克勤老人说，寿昌读书“所在多有古刹，因之接近戏剧的机会渐多。”由于田汉和佛道人士关系好，因此每逢有戏他必去看，这就成为他早期的艺术启蒙。在日本留学期间，田汉注重对宗教思想的研究，在作品中探索人性的本质，在思想上崇尚“一诚能救万恶”。上世纪20年代，田汉在南国社为艺术事业奋斗的过程中，与在上海大夏大学读书的巨赞法师潘楚桐相识，强烈的进步思想和爱国爱民的共同志向，使他们成为知已。田汉与佛道文化的善缘，与巨赞法师的友谊和观念认同，成为支持和催化南岳僧众抗日救国运动的机缘。在田汉的一生中，与巨赞和许多爱国爱教的佛道人士都是好朋友，他们互相支持，真诚相待，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二、艺术抗战与佛道救亡理念相通。田汉大力支持南岳佛教界建立抗日救亡组织，帮助他们办理公文备案，介绍巨赞法师与叶剑英接洽，鼓励另一老友陈烈将军支持南岳佛道救难协会的工作，都源于他们在爱国主义文化和抗日救亡上理念相通。

       首先，他们有共同的报国之志。田汉生于乱世，少年时代就立志报国，对甲午战争后日本侵略中国造成的伤害怀有深切的创痛。经历日本侵华事变后，他认为中国人面前最大的“天理”就是保卫祖国，把日本人赶出中国去。他把自己所爱好的戏剧、戏曲、电影等艺术都系在这个“天理”上，决意不会委曲求全，决意不会禽兽一样地偷生。“九一八”事变后，他以此为使命，创造了大量抗日救亡的作品，以艺术唤起人民的抵抗意志，用血肉铸成抗战的长城。

       巨赞法师则提出“佛家之救亡抗战论”思想，从佛法上正确阐述了佛家投入抗战洪流的道理。他说“佛教虽主张‘忍辱’，但认为忍辱而不至于丧夫人类之本心，又使对方因而惭愧敬仰者，忍可也。但倭寇凶暴，灭绝人性，勉强忍之，在我则丧失人类之本心，在彼反将利我之忍而恣意为恶，不可忍也。”

          第二，他们在救国必须付诸行动上思想相通。巨赞法师在回顾发起组织佛教僧人救亡团体时说道，“青年人纯洁的愤火，和佛法上所启示的悲愍”，使他实在不能再忍耐了，决定组织救亡团体。湖南南岳佛教界积极响应组成救亡团体的号召，组织起南岳从十八到四十五岁的佛道同人，分别编入宣传队、救护队、慰劳队，在南岳游击干部训练班指导下，举办“战时知识训练班”，进行一个月的训练，之后开展各项工作。

       田汉对此十分赞同，在他给巨赞法师的信中，赞扬了法师“锦衣不着着缁衣，敢向人间惹是非”的抗敌精神。他表示，要取得抗日战争的胜利，还会遇到许多“魔障”，要取得胜利，“挣扎出一自由幸福之国家，譬之修成金刚不坏之身，悟出仁慧至尽之理，愈达成功，愈多波折，殆为必然。他鼓励法师继续在湖南完成佛青团和佛救会的未竟事业。针对国内青年僧人对于抗战积极性不高、不如巨赞法师在南岳、衡长一带组织佛道同仁抗日救亡业绩的情况，提出要“以不转退之精神，多少适应时地人事，继续为之必能蔚为风气，造福国家不小。”他认为，这样做的实际成就必不仅功利意义，如果是释迦佛祖在今日的中国，也会这样做的。田汉研究佛教、了解佛教，他还向巨赞法师提出了尽量用佛教的语言撰写佛教抗日救亡的文稿的建议。这些与南岳进步佛教法师提出的爱国爱教救亡精神相通一致。

        第三，在抗日救亡运动中提升佛学和艺术精神的思想一致。在佛教界组织僧众参加抗日救亡运动困难很多，需要面对以往一些僧人不肯吃苦、不服管束、不顾大局的情况。参加集中训练的七十多个僧人，有二十人“目不识丁”，正是“宁管一队兵，不管一队僧”。但救难协会和佛青团并没有退缩，而是知难而进，开始有几个人算几个，之后逐步扩大队伍，做到了在抗日救亡的实践中提升爱国爱教意识，起到了防止佛教衰微和提振佛学精神的目的，这与田汉提倡在抗日救亡的艺术实践中提振戏剧精神的思路是一致的。

       三、爱国佛理和抗战艺术共写救亡篇章。建立南岳佛道救难协会和佛教青年服务团等爱国爱教群众性抗日组织，在我国宗教史上是一个创举，对动员民众积极参加抗日救亡运动和反侵略战争做出了重要贡献。

       一是鼓舞起民众的反侵略斗志。南岳佛教僧人以佛理鼓励抗战热情，使民众农受到和尚都站出来抗日的鼓舞；田汉用艺术鼓舞抗战斗志，凝聚万众一心，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实践表明，佛教精神在民族危亡之际能够起到激励和抚慰人心的作用；佛教的斗争和不投降精神，在精神层面引领人们鄙视投降和对侵略者展现出不妥协意志。在新佛教运动抗敌精神鼓舞下，不少僧人以“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无我牺牲精神和勇气，积极投身抗日救亡运动。远在北平广济寺的理妙法师千辛万苦绕道回湘，要求参加佛教青年服务团，经训练后主动报名赴敌后工作，被捕后坚贞不屈，被敌残害，壮烈牺牲，以生命实践了佛陀救世理论，为国家和人民做出了贡献。

       二是开创佛道进入国家战争动员领域的范例。中国进入战争总动员状态后，在巨赞法师等佛教界领导人士带领下，采取佛道救难协会和佛青团等方式组织动员僧众，在游干班指导下完成了一系列动员任务，对宗教界进入战争动员体系进行了先驱性探索和实践。按照叶剑英副教育长提出的指导意见，南岳佛道救难协会发挥了用佛教的影响力动员民众保家卫国，运用佛教的理论瓦解敌军，运用佛教的跨国性开展广泛的国际动员等作用，这在南岳佛教史以致中国佛教史上都是首创性的。

       三是充分体现出国共合作的精神。南岳佛道民众动员，开展抗日救亡运动，是在国共合作的基础上进行的。整个过程都得到了周恩来、叶剑英、田汉等共产党人和陈诚、陈烈等国民党将领的支持，体现了社会各界的密切配合。在中共建议下，国民政府方面决定二期抗战采取“游击战重于正规战”的方针，并决定举办游干班。期间叶剑英讲述了游击战争战略“政治重于军事，民众重于士兵”的原理，成为南岳佛道救亡运动的理论背景和行动指南。周恩来以军委会政治部副部长身份赴南岳游干班视察，在叶剑英陪同下会见祝圣寺巨赞、暮笳、演文等法师，并在纪念册上题词：“上马杀贼，下马学佛”，强烈触动了南岳宗教界。“巨赞法师在田汉引领下来会见叶剑英，洽谈甚欢。叶剑英联系佛教哲理，宣传团结抗战的道理，使巨赞甚为感动。”游干训练班政治部主任陈烈将军亲自主持南岳各寺庙联席会议，安排训练内容，筹措并自捐活动经费，做了大量工作。抗剧八队、电影一队均隶属中共主导的政治部三厅，六处处长田汉负责文艺工作，与南岳佛道救难协会和佛青团密切配合，联合组织募款公演和抗日宣传活动。由于佛道救亡运动与国共合作的方针密切契合，将军事训练与佛教动员相结合，使佛教僧人很快进入了抗日斗争第一线。

       四、烽火中结下深厚情谊。佛道界在南岳的抗日义举，不仅升华了佛道精神，为国为民做出了贡献，而且使艺术家田汉和巨赞法师等佛家领军人物心心相印，在救亡的烽火中结下深厚友谊。

       1939年春，田汉高度赞扬湖南南岳佛道救难协会的成立，有诗赠巨赞，曰“锦衣不着着缁衣，敢向人间惹是非。独惜潇湘春又暮，花前趺坐竟忘归”，鼓励他们爱国爱教的无畏精神。1942年，巨赞法师写下 “崎岖山下路，恻怛佛家情。对镜憎华发，年来白几茎”的诗句，在当年岁暮寄怀桂林的田汉，表达领导佛僧下山为国奔走呼号的艰难，对田汉于佛家的理解和真诚之情。

      新中国成立后，田汉仍寄南岳情怀，诗赠巨赞法师：“举剑下南岳，御寇拯无依。识见既明澈，所为遂雄奇。抛梭事生产，撞钟数杀机。幸成一家言，争鸣及良时。”进一步肯定了法师的高尚动机和明断义举，称赞他“十载曾弯射日弓，低眉和尚气犹雄”的精神和业绩。在田汉平反昭雪后，巨赞法师满怀深情做诗悼念老友田寿昌：“靴声橐橐忆当年，慷慨陈词猛着鞭。南国剧场聆夜话，祝融峰顶设斋筵。北来常作书房客，于今昭雪尚凄然。” 

      今天佛界召开盛会纪念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暨南岳佛道救难协会成立80周年，使后人得知先辈以佛陀革命牺牲的精神救中国，这将使南岳更具光芒。

                                                                                                  2019年5月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