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我的任务是报告新中国剧社的历史。关于它的开始、成长和发展，我只能简单地说一点轮廓。

首先，我以为新中国剧社是一个把中国戏剧文化启蒙运动的责任，放在自己肩上的团体。他们学会着在艰苦困难的环境中工作。所谓艰难，除了物质的、经济的困难，还有客观环境的困难，比如抗战情绪的低落和政治上的苦闷，都会影响到戏剧运动。而这个剧团一开始，就在桂林戏剧运动最低潮、最沉寂的时候。“新中国”这名字，不是他们自己起的，而是现在贵阳、以前是桂林文协的负责人李文钊先生起的。那时，桂林在抗战中的重要性增高，成为西南的文化中心。第五路军的一个随军剧团——国防艺术社，由前方转到桂林。许多战地的戏剧工作者也多回到桂林集中。记得四五年以前，在桂林的戏剧团体只有国防艺术社的一部分残余力量和广西省政府办的欧阳予倩先生领导的省立艺术馆话剧团。新中国剧社是唯一的人民剧团，介在军方和省方两大剧团之间，和人们维持着友好关系。而且“新中国”的一部分同志还是从艺术馆的话剧团里出来的。艺术馆是官方办的，因此对于工作的发挥，有时有相当多的困难和它的限度。再者我们都知道，欧阳予倩先生虽是我们共同尊敬的戏剧运动的领导者，可是和许多青年同志之间也仍然有不同的见解。正如苏联的史丹尼斯拉夫斯基创立了他的艺术体系，领导莫斯科艺术剧院的这个权威团体，但他的学生还有人和他做艺术上的斗争，反抗他，脱离艺术剧院，另组团体，在学术上、艺术上尝试着新的追求。欧阳先生的一部分艺术学徒也以如此的心情和态度离开他。因此新中国剧社一度被称为“第二艺术学院”。实在的，新中国剧社一开始，就带着强烈的革命性的，企图以青年的向艺术的野心，做一番新的创造事业。同时，也不忘记在各种艰苦的条件下，配合官办的戏剧团体，分担着去做抗战建国的工作。

除了艺术馆出来的同志以外，另外还有许多演剧队的工作同志参加。谈到抗战中的中国戏剧运动，我们不能忘记分布在各战区的十个抗敌演剧队。他们感到戏剧理论与实践不能偏废，而在各战区的戏剧工作者也需要一个精神的联系，因此这十个演剧队曾经以自己的力量，募集经费，抽调人员，在桂林办了一个机关杂志：《戏剧春秋》。一般人都认为这杂志是我办的，其实不是，完全是由演剧队的同志负责弄起来的。到后来，在西南各战区的演剧队工作同志，因生了病或其它的事情到后方来，都以这个杂志社为中心集合地点。新中国剧社就是以这部分演剧队同志和从欧阳先生的艺术馆出来的人员作为基本社员组织成立的，五年来继续不断地支持了坚苦卓绝的工作。其中的艰难困苦，不是现在说得完的。我很穷，可是还要管到这个团体的柴米油盐。他们穷，他们也要管到我。可见当时的困难。但尽管物质环境怎样地惨苦，客观的环境怎样地困难，我们都不觉得可怕。因为我们看见中国的远景，我们相信中国一定会进步的。我们也非使她进步不可。我从重庆经六战区回到长沙和桂林的时候，文化运动正在低潮时期，许多演剧队同志问我：“怎么办？”我的回答是：“今日文化工作者仍有他应做而且可做的事，但要有忍耐一切艰苦困难的决心。”那时桂林在文运上正是凄凉的秋季，我写了一个剧本：《秋声赋》，触及那时的空气，也作了这个团体第二个上演的节目。秋天，许多工作同志集聚在桂林郊外的一间小房子里，没有老板、没有基金，后来也居然干出许多很有意义的事情。可见在中国现在这样的现实环境，进步的文化工作还是有展开的可能。问题一半也在我们自己。但凡我们有信心、有办法、有步骤，事情总会获得若干成功的。这许多年来的工作成绩，养成了我们的这种自信。这是新中国剧社的宝贵财产。这次桂柳会战，新中国剧社丢尽了一切器材，这些器材完全是同志们的血汗的累积，丢了真是可惜，但丢不了的是这种自信。比如他们这次到昆明来，几乎可以说一无所有，但已经有了这许许多多的朋友和真挚而热烈的爱护！

其次，新中国剧社最可宝贵的，是它作为一个职业剧团的奋斗经验。剧团职业化、正规化，我们叫唤了好几年。中国的职业剧团，有的有很好的干部，有的有很多的钱，但因为客观环境的困难，今日还很少有很好的发展。比如重庆应云卫先生领导的中华剧艺社，就集合了许多优秀的好干部，有很多年历史的工作同志。另外，于伶、金山诸先生组织的中国艺术剧社，号称“百万剧团”，三年前的“百万”比起现在是很值钱的。最近据朋友们的报告，现在都面临着相当重大的危机。新中国剧社也是遭受了无数的风波险阻，因这剧团既没有雄厚固定的资本，也没有商业意义上足资号召的角儿。单凭着工作同志们的合作和苦干，就在这么长时期的奋斗中，至极艰苦的环境底下，也仍然没有被打倒，被消灭。我们要一面争取客观环境的好转，一面也要求团结自己，巩固适于生存的主观条件。首先要求内部分子的坚强的斗志。由于自己分子的不够坚强，常常容易招来外界的困难，或使相对的困难成为不可克服的。近几年来由于政治的低潮、物价的高涨，许多戏剧工作者受不了外界的压迫，或是接受了新的和旧的不良习惯，在工作上整个和运动脱线颠落。新中国剧社同样遭受困难和打击，但他们已经受过考验，常常能够突破困难。为什么呢？因为新中国剧社的内部颇为团结，能够在一起过刻苦的生活，也能以集体力量解决困难。比如结了婚的男女同志生下儿女，由团体来抚养。又由于我们坚苦工作的态度，获得了社会人士的同情。我们的同志病了，常常能够得到比有钱人还要优良的医疗条件。这不是靠我们的钱，我们没有钱。自然，我们中间也有同志作了悲壮的牺牲。但我更要说明的，职业化并没有使我们堕落到商业化和庸俗化。新中国剧社上演的节目，从来没有和戏剧运动脱线，没有违背过大众的利益，没有玷污过社会的善良风俗。除了介绍西洋先进国家和现代中国进步的剧本，还从自己的剧团训练出剧作者，来产生回答迫切的时代要求的剧本。过去一般剧团都喜欢争演所谓“大戏”。这几乎成了一种风气。大戏的演出常常很繁重，不能够很快反映今天激变的现实。新中国剧社有许多演剧队的同志，接受了在战地工作的经验，颇能创作许多迅速反映现实的活报剧。湘桂战争正激烈发展的时候，他们很快地捕捉这次战争的特质风貌。曾经轰动过桂林的《怒吼吧，大后方》便是他们集体创作的巨型活报剧。这剧本虽是突击成功的，但技术上也有相当成就。新中国剧社最初和欧阳先生的艺术馆有过对立，对立的口号是“突击”和“磨光”。欧阳先生强调“磨光”，排一个戏总要经过两三个月的“磨光”才上演。新中国剧社由于迅速反映现实的迫切需要，没有耐心磨那么久的时光，常常不能不以突击精神从事工作，这当然也不免粗糙，但由于不断的锻炼，中间技术上有相当成就。欧阳先生呢，基于时代的要求，实际上不能不放弃成见，也突击起来了。后来这两个剧团的合作融洽无间。“突击”和“磨光”在更高的目的上统一起来了。

职业化的运动并不是把一两个团体弄好就算数，而必须在数量上有大的发展。我们期待着职业剧团的大量的增加。为了保障这个运动，一方面必须争取丰富的土壤、自由的天地、较好的环境，一方面要求所有工作同志，坚持艰苦与严肃的作风。现在演出一个戏，并不很容易，光是剧场租金，已使一个剧团担负不起。客观条件愈困难，我们愈要争取主观力量的坚强。新中国剧社不要夸耀，它四五年来的艰苦奋斗和能够生存下来，而且要期待自己以所有的力量和所有的经验于完成任务外，更帮助无数姊妹团体的健康发展。

我们今日虽接近胜利，而困难愈多。过去桂柳五年已经通过无数的考验，现在这时代的新阶段，昆明这新环境又在考验我们，希望大家以更坚韧的努力通过这考验。

——（原载1945年5月26日昆明《评论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