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6月，苏联第一届的戏剧节，中国的戏剧工作者，就是我一个人以私人的资格参加。当时的日记和许多纪念品，都存放在香港的一个箱子里，听说敌人攻陷香港的时候，那个朋友的家，遭遇好几次的抢劫，必定是全部散失了。我早想把我所看见的苏联戏剧，比较详审地叙述一番，不料人事变迁，一直到今天，才只靠回忆来描出那一届节日的轮廓，而苏联的戏剧业已跨过了好几层阶段了

从巴黎到柏林转车，同车厢的有几个德国人，想来一定是纳粹党徒，有一个问我到哪里去，我说到俄国去。他问我去干什么，我说去看戏，于是他很轻蔑地笑起来，他的同伴也跟着他鼻子里微微的哼一哼。他说：“布尔什维克的戏有什么好看？一群叫花子在台上打架！”另外一个说：“研究戏剧只有在德国，德国的戏剧也和德国的科学、哲学一样，是世界上最高的成就。”于是他举出许多德国戏剧作家的名字，问我知道不知道，我便举出几本那些作家的代表作品，表示我曾经涉猎过。他马上高兴起来。他说：“回来在柏林住几天，看看德国的戏，会叫你惊奇的。”谈话中，我曾经提起德国的名导演莱茵哈特，他们说：那不过是一个毫无足取的犹太人。我从莫斯科回到巴黎不久，就听说莱茵哈特也被驱逐了！

我的计划是先到列宁格勒，便换车经过立陶宛。三等车的卧铺，很像津浦路的，比德、法间的车厢差些。同车的一个波兰人告诉我，说三等旅客到俄国只能住三等旅馆，睡的是两层的木架床。及至到了列宁格勒，那宏丽的都城，令人应接不暇。我住的是三等旅馆，很大的房间，绿绒地毯，绣花窗帘，橡木大床，招待得十分周到，人们也都很有礼貌。那时戈公振先生正在那里，更觉得便利。

因为要赶到莫斯科去参加戏剧节，在列宁格勒只住了三晚，三晚便看了三个戏。白天参观各处，晚上看戏，每一样都是聚精会神去应付，一连三天，便觉得疲倦得很。加之，那里的夏天，太阳下得很迟，出得很早，晚上和白天几乎没有什么分别。人们在晚上，似乎精神特别好，市面在下午十时以后热闹起来，旅馆中的晚会，有种种表演，直到次晨一、二点钟才罢。我从剧场回去，勉强参加一半，无论有什么精彩节目，也只好辜负了。

第一个戏看的是《夏伯阳》，红军剧团演出，一切都很朴素，表演都相当精彩。一个人在练习演说，十几个兵士轻轻地在合唱，同时进行而不相混相扰，非有相当熟练的技术和集团的训练是不容易办到的。又如农民暴动的场面，表现着农民的天真、幼稚和小孩子般的狂欢，一听见要出发了，几十个男男女女，唱着、舞着，很生动活泼，毫没有机械的动作，而节奏整然。在顶高兴的时候，有一个农民忽然无意识地对天“叭”的开一枪，大家都笑起来，这种有力的场面颇难处理。我是头一次接触，这大约就是纳粹党徒所说的“叫花子打架”吧！

第二个戏看的是舞剧《睡美人》。这是一个旧戏，柴可夫斯基的名曲，音乐、舞蹈、舞台面，以及布景、服装、灯光之美，令人醉倒。俄国的舞剧Ballet（芭蕾舞），是世界闻名而别国没有的，真是洋洋大观。在莫斯科有百多年历史的学校，至今还保存着。苏联当局极力设法改良、扩充，比帝俄时代更丰富了。

第三个戏是莎士比亚作的《丹麦王子哈姆雷特》，瓦哈坦戈夫改编、导演的。他把莎翁的作品，加以新的解释，曾经引起许多不同的批判，这是戏剧界一件大事。我在英国曾经读过玛丽赛登女士的记载，这回恰好遇见这个演出，实在是很好的机会。

这一次的戏剧节，各国参加的人颇多，我所知道的只有美国人雪勒，一个青白瘦长的人，他写过好几本介绍苏联戏剧和莫斯科艺术剧院的书，英国的玛丽赛登女士，她常在《The SiageArt》写文章，是一个年轻漂亮的小姐，熊式一先生介绍我认识的，其余的如西班牙、芬兰、法国的几个导演，因为没有人介绍，又不住在一个旅馆里，见面只点点头，随便寒暄两句。

在莫斯科第一晚看的是凯麦尼戏院，泰伊洛夫导演的一个法国戏。这个戏是过去法国一个通俗作家斯克利伯（Scribe）的作品，我为了看这个戏，曾经在图书馆去读过英文译本，可是戏名我现在忘了。斯克利伯编的戏，舞台效果素来很好，所以他在当时颇为轰动，但是法国人不承认他的作品有文学的价值，凯麦尼剧院是以演王尔德的《莎乐美》著名的。泰伊洛夫颇欢喜导演外国作品，他是属于唯美派的，他反对艺术剧院那样的写实主义。我没有看过他所导演的《莎乐美》，这一次除了斯克利伯这个戏之外，还看过三个戏——一个是喜歌剧《接罗符里、接罗符拉》；一个是《意大利的艺术》，也是喜剧；另外一个是美国左翼女作家写的《机械》。这几个戏，如果要仔细介绍，一定占很大的篇幅，而且过于专门，在《怀旧录》里是不相宜的，我只举出一二点来说明我所得的印象。

泰伊洛夫所追求的是美的谐和。他的戏，每一个场面，不管是平面的或是立体的，总是非常美丽而富于刺激性的画面——图案式的画面。台词是朗诵式的——他所独创的方式——音乐的。动作是舞蹈式的。他把动作、台词、表情，和色彩、光影、音乐等等，作一个整个的打算，有机的配合起来，造成一个一个美丽的场面，使观众一看，就受到强烈的刺激、深刻的印象。依我看，他是相当做到了的。

戏剧节的第一天晚上，他拿出人们差不多早已忘了、戏剧界也拿来束之高阁的斯克利伯的戏来给各国人士看，他的确表现了他导演的才能，在开幕前，他有一段简短的致词，他说：“……人家以为苏联的舞台，只有一种方式，其实是有各种派别，譬如莫斯科艺术剧院和凯麦尼剧院，就显然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派别……”他又在后台准备些茶点，招待大家去谈了一会，他的经理罗宾斯坦，对于其他的演出派别，从说话中表示着轻蔑——有人提起莫斯科艺术剧院，他说：“那不过是单调的写实主义……”

泰伊洛夫不大讲话，他觉得中国的戏剧工作者能参加甚为难得，就在一张节目单上写了一句“不要忘了莫斯科”，送给我。旁边有人说起，那年的五一劳动节，有些中国工人从海参崴到莫斯科表演新编的中国旧戏，剧中的中国兵和日本兵在台上打全武行，真刀真枪，他们觉得奇怪，问我近代战争是不是可以用那样的方法表演，我也不好怎样回答，只说：“这是用旧形式表现新事物的限制。”

《机械》那个戏听说在美国演出失败了，泰伊洛夫拿过来从新演出，那个女作家特为从美国赶到莫斯科去看，表示十分满意，这事令人感到兴奋。不过苏联的观众却没有十分欢迎这个戏。

莫斯科艺术剧院的戏，我看过《死魂灵》、《樱桃园》、《粮食》、《装甲列车》、《恐怖》。其中《装甲列车》、《死魂灵》、《樱桃园》个是在戏剧节的时候看的；《粮食》和《恐怖》是以后看的。此外我还看过他们在排演中的《费加罗的结婚》（法国朋马雪作）和改编过的莫里哀作的《伪君子》。本想等着看高尔基的《夜店》，因重演延期，没法久候，只好算了。

艺术剧院是以写实主义著名的。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主张是要把所有假面戏剧完全从舞台上赶出去，他要演员充分感受剧中人的性格和心理，“下意识的”表达出来。本来，要用极其自然的言语、动作、表情，把一个人的心理无微不至展现在台上，叫观众愉快地、充分地接受，原不是容易的事。何况舞台艺术不是一个人所能完成！集体的配合，更加复杂而难于把握。所以斯坦尼氏训练演员异常精密，每排一个戏也需要很长的时间。要他们自己把握住内在的情绪，他的注意是微细到极点的。泰伊洛夫及梅耶荷德与他相反：泰伊洛夫以为戏剧原不过是一种假相，和真实的生活形态应当有距离。他们两个人都说艺术剧院的演出法是繁琐的写实主义，他们以为像那样做，越求细密，反不能把握内在的真实，可是他们的学生必须研究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演出体系。苏联政府所办的戏剧学校，是规定以斯坦尼氏的体系为主。

艺术剧院的戏，我第一个看的是伊凡诺夫的《装甲列车》，第二个是《死魂灵》；第三个是《樱桃园》。艺术剧院是帝俄时代进步的知识分子的剧场，柴霍夫的作品，最合当时那些进步的知识分子的胃口。如《海鸥》、《樱桃园》，都是这个剧场的保留节目，真所谓“拿手好戏”。这剧院到了革命的前夜，跟着当时知识分子消沉的气氛，走近了神秘主义，十月革命以后，斯坦尼氏很谨慎地接受了新的内容，他和他的学生才努力于新兴革命者新的内在情绪的表现。如《装甲列车》、《死魂灵》、《粮食》、《恐怖》，都是革命后的新作品，所以他们表演的方法多少有点要变。只有《樱桃园》还保留着莫斯科艺术剧院写实主义原来的面目。

我看了艺术剧院的戏，觉得写实主义的演出，可说是达到最高峰了——演员在台上并不像在演戏，而无处不是在演戏，整个的不像戏，而无处不是戏。演员并不是在描写或再现剧中人的生活，他们就是剧中人在舞台上生活着。

他们对于人的生活——社会生活，并不满意于模拟，而是经过消化，通过想象的创造。最好的是创造而无创造的痕迹，拿中国批评家的老话来说：是不矜才，不使气，炉火纯青，天衣无缝，可是内在的力量，好像血液在脉管中运行，一针刺下去，就会爆出来。就像《装甲列车》那样的宣传戏，也演得入情入理，丝毫不见夸张而力量自然雄厚，但这是非经过长期的训练办不到的。日本一个音乐家由田耕作曾经想把艺术剧院的戏招待到东京去演，他说：“如果没有亲眼看见艺术剧院的演出，就不会懂得内在情绪如何把握，如果没有见过艺术剧院的灯光布景，就不会懂得光和色是如何运用。”这话大体并没有夸张。

有一天艺术剧院招待外国的宾客，我们参观了剧场、舞台和资料室等。时间太匆忙，没有详细看完。开了一个茶会，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生病没有出席，由柴霍夫的太太代表说了几句话。大家都很高兴，其中西班牙和法国的两个导演，他们因为想从写实主义进一步寻找新路，他们出门的时候，主张到凯末尼剧院去看泰伊洛夫的演出。

写实主义的演出到达了艺术剧院那样的高峰，必然会有转变。新形式的要求便会很自然地被人提出，梅野荷德、瓦夫坦戈夫等的演出都各有其理论的根据。

第一届戏剧节，梅野荷德因在南俄公演，曾经渡过黑海，赶到奥德萨。只看到一个戏，看不出什么道理。我第二次到莫斯科才多看了他几个戏，如《森林》、《密斯脱罗宾逊》等戏，便看出他独特的风格，他的所谓机械动力，所谓条件主义，和他运用构成主义的方法，都大体接触到。有个玛丽剧场，专演奥斯脱洛夫斯基的作品，门前塑着一个奥斯脱洛夫斯基的像。《森林》也是玛丽剧场保留节目之一。在玛丽剧场，还保持着传统的演出方式，表演很不错，我去看过好几个戏。其中也有比较新的演出，看得出逐渐在改革之中。一般人叫他们的戏为旧戏，可是观众颇为欢迎，名角出台，观众高呼，有些人把花抛上台去，这大约还保持旧时的习惯，在别的剧场不会看见的。如果和梅野荷德导演的《森林》比一比，那就会感觉可惊的距离。

梅野荷德对奥斯脱洛夫斯基的作品，加以新的解释，自不用说，《森林》成为讽刺性极强的喜剧。布景是构成派的；台上设流线型的斜坡，可以当厅、当山、当路。坡下的空地可以当厅、当房、当花园。变换装置和道具的时候并不下幕，观众可以看见工作人员走来走去。有时幕前放下字幕，说明剧情。这些在中国人看来，都不足怪，不过他的手法并非固定，照戏的性质常有新的处理。在《森林》这戏当中感觉到最特出的就是演员的动作、台词、化妆，无一不夸张到极度。老太婆的头发是红的，她的“面首”，一个二十来岁的青年，头发是绿的，走的是台步，念的是上韵的白，还有许多令人惊异的手法。如果在中国舞台上出现，不知会遭到怎样的攻击，但是在他，每一种措施都有特殊的意义。他从原始的舞蹈和祭典，想到应用单纯的、象征的、有力的动作，直接传达意念，激发观众的情绪。尽管他如今为着形式主义和个人主义遭着批判，他的理论和机械动力的表演方法，风格化的舞台，大胆而有力的手法，的确不是写实主义体系所能包括，我们应当深切研究的。

除前面所说几个剧场之外，国立剧场是经常演着大歌剧Opera的。欧洲各国，除意大利和法国，只有苏联经常有大歌剧出演。原来大歌剧是专以声乐和器乐为主的，现渐趋于没落。苏联加以改革，要把它的戏剧性加强，除唱之外，也注重表演。力求内容之充实，当然也是重要课题之一。每年都有新作。

舞剧Ballet也在改革之中，那时我所见的有两个新戏：个是以法国大革命为题材的《巴黎的火焰》，场面很大，很美，真把革命美化了。还有一个就是有名的《红罂粟花》——故事大略是说苏联一只船到了上海，看见英国巡捕压迫中国劳动者，就挺身而出打抱不平，并帮助中国工人上货。英人自知理屈，便想暗害苏联船主。有一个中国女孩子救了他。船主回到苏联去了，临去时送了她一朵红罂粟花。那姑娘对花怀想，不觉入梦。梦中到了苏联，进了幸福之宫，这里有很美丽的舞蹈。详细的情节我不大记得了，伟大的场面还如在眼前。扮中国姑娘的是一个最有名的Ballet舞蹈家，她已经退休，不轻易登台，那天晚上特别请她表演，据说是表演得格外卖力，特别精彩，散场之后请我们到一个厅上茶会，她将台上用的绸制红罂粟花从身上摘下来送给我，这在西洋的剧场里是很难得的。

这种舞剧，因为要适合舞蹈的条件，服装都是特别设计的（舞剧只有舞蹈和音乐，没有对白，也没有歌唱）。《红罂粟花》里扮中国人也有特殊的装束，而且每人都拖一条辫子。我问为什么要那样，他们说，如果没有辫子，一般的观众就分不出哪一个是中国人。尤其是最后一场，一个拖着辫子、满身刺着龙的中国人舞绸带，没有什么意思。不过是演员表演自己的技艺罢了。

歌剧和舞剧都有固定的格局，也和中国旧戏一样，有些限制绝不容易打破。你以为那是千篇一律的一套，那往往是最精彩的部分。从事改革的所感到困难，中外一样。不过政治上了轨道的国家，能够依着预定的程序推进，不致受意外的、不必要的阻碍。

第一届的戏剧节，到底是头一次，有些如犹太剧团、吉卜赛剧团、鞑靼剧团，都没有如时在莫斯科表演。红军剧团的戏也有好几个节目，大体都是以内战为题材的宣传戏。

这回得到最好评的是乔其亚的剧团。他们是特为从乔其亚省来的。演出的方法颇新，接近梅野荷德的体系。乔治亚人是东方民族。他们的乐器是以腰鼓和短笛为主。唱起歌来，几个人唱，旁边的人拉着很长的声音，“哦、哦”地和着。音乐和跳舞，多少都还带一些原始的气味。女子舞蹈的步法，很像中国花旦的台步。——有些西欧来的人都以为他们的演出有特殊的东方风格，及见他们采取流线型斜坡、高塔、对照鲜明的色彩、近代式的表演，感觉得失望，玛丽赛登小姐就接连说：“非原始的，非原始的，斯大林是乔治亚人，听说他对于这帮青年给与了很多的鼓励。”

还有必须提一提的是苏联的儿童剧。那时莫斯科有两间儿童剧场。儿童剧并不是给儿童演的戏，是特为儿童编制，用成人演员专门演给儿童看的戏。儿童剧场有直属的剧团，演员都相当好，他们为着教育儿童而演戏。有专为儿童的作家、导演、舞台设计者。还有研究教授法、儿童心理的专家。他们在戏剧进行中与演完以后对观剧的儿童作种种测验，供剧团的参考，以便随时对写作和演出加以改进。还有专家，研究傀儡戏和默剧（Pantomime），这些都是很好的教育工具。我所看到的几个儿童剧，就是成人看看也很有趣味。

儿童剧场附设有运动场、画室、粘土工厂、音乐厅兼舞蹈场、玩具室……每一部门都有专门负责的导师。儿童入场看戏之先，欢喜运动的就集中在运动场；好音乐的就可到音乐厅去，那里有音乐家带他们唱歌、玩乐器；舞蹈教师就领导他们集体跳舞；画室和粘土工厂等都有让儿童实习充分的设备——我回国以后又听说他们有儿童乐园的建设，规模更宏大而完备。

以上关于苏联第一届戏剧节的回忆，仅是关于戏剧一个部门大体的轮廓，题目的性质所限，不能详尽，何况已经过了十年！十年了，苏联的戏剧界进步到了什么程度，这岂是在万山中所能想象！这一次大战胜利，又跃进了很远的一程！青年戏剧工作者们，作何感想？努一番力，不见得就赶不上吧？如何确定目标，坚固斗争的信念，是当前的课题。

——（节选自1945年6月《广西日报》连载的《怀旧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