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

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的新的长城。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每个人都迫着发出最后的吼声，起来，起来，起来！我们万众一心，

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

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前进！前进！

——《义勇军进行曲》

三年前在《风云儿女》中写的这一支歌，很光荣地获得了全国不愿做奴隶的同胞们的传唱。也正因为全国同胞不愿做奴隶的悲壮的要求，在日本帝国主义者一手制造的卢沟桥事变、虹桥事变之后，终于爆发了全面的抗战。三个月以来，我全国士兵作战的英勇，牺牲的壮烈，真可以廉顽立懦，真可以惊天地泣鬼神，因为他们真是不折不扣地“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真是“用着我们的血肉筑成新的长城”！

但是既称为全面抗战，单是军事上的动员是不够的。过去的战争只是政府与政府的战争，一般民众有的尽可以不理会，现在却是国民战争时代。当然在日本，他们的地主资本家及其军阀政府虽努力把民众向侵略战争动员，而一般劳苦民众和进步的文化人未必和他们“同怒”。中国则不然，她是一个被压迫、被侵略的国家，她是为防卫自己的独立、自由和幸福而战，我们真是“万众一心”，因此我们的反抗侵略的神圣战争也必然要求广大民众参加。某将军说得好，“敌人靠武器，我们靠士气”。士气的振起实以广大蓬勃的民气为基础，这有待于对广大民众积极的艰苦的政治动员。没有广大的民众的政治动员，无法保证军事上的胜利。而在中国，在文盲占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中国，动员民众的最有效的手段就是戏剧！

戏剧由于最易为一般民众所接受的特质，被称为最民主的艺术。过去十年来也曾经有多少的戏剧艺术家企图通过这一艺术形式唤起民众、组织民众，以实现中国之自由解放。特别是“九·一八”事变以后，新兴演剧在质的、量的方面都有甚大的发展。不幸经时不久，以种种主观客观的原因，这一戏剧运动遭受了障碍。其间，某些剧作家只好在历史陈迹中找现实的题材，一时形成历史剧的风气；另一部分人，诚如方之中君所说：“索性滑落到家庭的悲剧和恋爱的纠纷的泥坑中去了。”这些剧因为结构的相当巧妙，一时颇能引起观众兴趣，一时几乎形成一种家庭悲剧的潮流，一切以抗敌救亡为题材的戏剧都被视为迂阔或“公式主义”。大家以为这样可与帝国主义者和平共居，享受文化事业的相当繁荣。而不知超国防的文化建设和超国防的其它一切建设一样，真是沙上建筑的房屋，侵略的狂潮一来，就栋折梁飘，什么也没有了。拿上海的例子来说，当卢沟桥事变爆发之际，我们戏剧运动的主要阵营，正集中其最好的人材与物力于一些与抗战殆无甚关系的剧本的上演。然而“八·一三”事变相继爆发，日本帝国主义的大炮与飞机炸弹使我们沉酣于和平迷梦的民众如大梦之重醒。戏剧界也没有例外。我们优秀的剧作家以单独的或集体的方式创作《保卫卢沟桥》一类的剧本，同时集合各方力量使她上演。非职业的或职业化的许多剧人成立救亡协会，又组织十数队救亡演剧队，历艰辛，冒危险，或在战地服务，或深入内地民间从事唤起民众的工作，使戏剧艺术重复与抗敌救亡的任务相结合。在剧本创作上不用说，就是在一般的戏剧技术上，随着舞台与观众的转移，也必然在艰苦的战斗中发现新的艺术天地。

因为抗战的支持必须动员社会的各层，而且必须使每一落后的民众都能接受抗战的真义，所以现阶段的戏剧运动，不能再局限在以小布尔知识层为对象的话剧，而当扩大范围到任何戏剧部门。郑伯奇先生说得好：“为达到大众化的目的，我们不妨尽量地通俗化（只要不卑俗化），旧剧的形式我们无妨采用，地方剧的形式我们无妨模仿。……旧剧和地方戏素来不被我们重视，但内地落后的大众对于话剧却感觉生疏乏味。站在抗战第一的立场上，我们的艺术洁癖也只好受点委屈。”何况现时随着严重国难的发展，不仅多数新的戏剧艺术家早着眼于旧剧的创造，就是旧剧界的男女伶人们也正有多人抱着同样的思想。旧剧界阶级制度最严；过去还只有青年新进有些改革的要求，角儿很少参加。今日在敌人的轰炸下受着同样的危险，感着同样的生活上的苦闷，和对于帝国主义的同样的憎恶，如何改革旧剧，使适合抗战的需要，成了一个极普遍的要求。因此，就戏剧艺术说，这是一个空前的受难期，但也是一个绝好的生长和革新的机会。

我们应该把握这一千载难逢的机会，使戏剧艺术对于神圣的民族战争尽她伟大的任务，同时在这长期的艺术作战的过程中完成她自己的改造。

——节选自1937年12月版《抗战与戏剧》单行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