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评家不一定会写创作，不一定会导演，也正和作家、导演不一定会写批评文字一样，我就是从来不写书评的。

我能说，作家和导演，对于任何批评尽管注意，不加辩解，是对自己的作品最忠实态度，所以无论是骂也好，恭维也好，有的人从不作公开的反应。说得对与不对，只管听着。自己去检讨一番，有错就改，被说得过分也不以为意。即使受着恶意的中伤，以为久而久之可以不辩自白。

可是有些对于批评文字，看得异常认真，有不惬意，便根据种种理由辩解不遗余力，这也有好处，道理是越争越明的，只要不说歪理，不崇诡辩。

有的人完全不顾批评，只顾广告，他们是根据广告的价值来注意批评的。一致好评固然皆大欢喜，就是有些相反的意见，也可以刺激观众以广招来，甚至有挨骂最利害的戏，天天满座——例如以前上海演的某本《狸猫换太子》和《四脱舞》之类就是这样。

大体看来，批评还没有普遍地被尊重，而真正健全而公正的批评也好像没有完全建立。

一向颇流行“权威”这两个字，批评当然不为造成权威而写。批评家是和作家、导演在一处，分工合作，共同来推进新的艺术运动的。

我总觉得当批评家实在难，他虽不要会写创作，不要会导演，但他必须要有好作家、好导演以上的最少相等的知识、经验和判断力。他必须读很多的剧本，看很多的戏——不但看好戏，还要忍耐地看不好的戏；必须彻底了解各种写作的派别和演出的手法；熟习文学史，戏剧史；尤其重要的是要彻底了解和把握进步的文艺理论，给以活的运用。

批评家往往不免为宗派所左右而表示偏爱，这是颇难克服的问题。因宗派而显示偏爱，有时感觉是不得已；有时也会流露于不自觉。今后应当会逐渐改变。

批评的标准，很难到外国去借把尺来。也不能翻翻书本，假定一个“最高的标准”，自己造一把尺，衡量一切。就说是以人民的需要的、爱好为标准，也好像过于笼统，真理只有一个，原则也只是一个，我们在无产阶层领导之下，为人民大众创造艺术，要求从人民大众当中产生艺术，一切是为了人民这是确定的；但是因为时与地的不同，文化水准的不同，至少会有程度与方法的差别，同时，因为历史传统的关系，地方色彩的关系，手法运用的关系，将会分别成为各类不同的体系，各个体系可能互相对立——尤其进步的过程中，这类情形必然存在——批评家应如何彻底了解各种不同的情况提纲挈领以共同研讨的态度，分别以适当鼓励和指点，互相取得更大的成就，也是值得注意的问题。

舞台和银幕的工作者应当充分接受批评家的宝贵意见，批评家也应当懂得制作者的艰苦，批评应当是艺术工作的一部门，批评家并不站在艺术工作圈子以外，也不站在艺术工作者之上。作家、导演、演员和其他各部门的工作人员要不断的学习，批评家也要不断的学习——大家一齐向人民学习，向过去及现在的有成就的人们学习；同样接受成功的鼓励和失败的教训，所以作家、导演、演员等与批评家之间，不仅应丝毫没有隔阂，而且他们惟一好朋友应当是批评家，我们每天洗过脸后，不是总要照照镜子吗？

有人说：如果检查制度废除了，批评的工作会格外重要，这是对的。但这不是说批评可以代替检查。在法西斯独裁政治之下，人民不许有组织，影剧工作者也就不可能有组织；民主政治之下，人民有了组织，影剧工作者也自然会坚强地组织起来。法西斯独裁政治是以少数剥削者的集团榨取人民；民治政治是以劳动人民最大多数的组织为人民自己谋福利，以这种伟大的组织力可以建立任何伟大事业，防止反动决不为难，影剧同人有了组织便能走上正轨，自由自在选择应走的方向，充分发展才能，不会再委屈地生活下去，有毒素的作品便也不容易产生。批评的力量也就是这组织中的一部分。

批评家虽不为建立权威，却绝对要建立信用，写评介的文章最难是适当的措词，如是一时高兴，在观众方面产生了相反的效果，是对整个的新艺术运动有妨碍的。

我不懂得批评，这不过是管中窥豹，见一斑而已。

——载于《大刚报》1949年2月28日，1949年10月3日又载于《影剧新地》周刊第5期，题目为《略论影剧批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