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曾写过艺人的“行路难”，现在我记记我的大孩子和他的朋友们的行路难。我的大孩子海男现在印度我们的远征军中服着军役。这是我常常系念的事，但也是我很引为夸耀的事。孩子做着一个中国青年人在今日应该做的事情。

他是今年春从重庆动身的。他和他的几位至好的军校同学一道随郑洞国将军飞越了喜马拉雅山的万呗的高峰。同行的许多人都吐了，而他却颇能支持。在印度的这些日子他也过得颇为活跃。他原擅骑马游泳之类的技术，近又学会了开车。时常在东方盟友的都市里风驰着三轮卡。他到过佛教圣地的BuddhaGaya，在释迦成佛的菩提树下拍过照。后来的一张除许多战友外，还有法印法师和西藏的青年女尼妙莲少师。他远寄过几片颜色澄艳、纤维异常细致的菩提叶来。这给了他的妹妹极大的欢喜。我们还预备把这送给巨赞法师，慰他在西山深处的寂寞。

海男是在上海麦伦书院念中学的，他和黄仁宇君都可以说英语。在今年七·七纪念我们远征军招待盟军的时候，他们便做了招待员。他们也认识了好一些盟国的朋友。照信上看，他们的兴致是很高的。他说这个新环境虽然也还存在许多困难，但已经使他把在国内的沉闷暂时忘记了。

这使我记起抗战以来他所经过的一些事情。

上海战争爆发，麦伦首先沦在火线。他和朋友们保护着祖母从战火中到达了南京，由这儿搭江船回到长沙。祖母让他转入长沙明德中学，修毕了高中课程。在那时候他也学着写了一些文字，领导了…个儿童剧团，上演过他自作的《中华儿童血》，很有些使他兴奋的效果。

当我在武汉的时候，在一般抗战情绪高涨中他考入了军校。因为怕祖母不许他去，他留了一封信在我的桌上就随大队入川了。后来又知道他由重庆步行到铜梁，又由铜梁步行到成都总校。

我到重庆的那年刚巧他由军校毕业。他和他的几位同学回到陪都，我们父子重见的时候，他已经是一个很英挺的少年军人了。军校学生毕业后有的是留校教练入伍生的。但他们考军校的初志原是为的参加神圣的民族战争。他们怕的是留校。要求我事前拜托相识的部队长致电到校方请求分发。为着这我曾拜托过当时任五十四军军长的陈烈将军。我和这位陈将军在鸡公山时代熟识，他号石经，柳城人，粤北会战中曾到英德军次访问过他，又陪他一道由韶关直到桂南昆仑关接防。在车上我曾对他提起海男们的事。他很欢迎他们，并且乐意给他们应有的指导和援助。我到重庆的时候他已经率部到了滇越边的富川。他有电报来说，“将与敌人周旋于国境之上”，意气甚盛。为着海男们他曾有电到军校请求，并且给他预备了旅费。我看了他的亲笔信非常高兴，觉得这事算可以放心了。海男们报国的志愿算有了发挥的机会了。然而“不如意事常八九”。正当这时候我得了陈将军的噩耗，原来石经兄因牙病不得医药忽然变成了败血症，“星殒边城”。他的弟弟希贤兄同朱夫人由渝奔丧。我除致深深的哀悼之外也替海男们着急：他们的毕业期已近而出路又成问题了。我又曾去电陈长官和当时第二师的李延年将军，但海男们，因五十四军继任者系军校前教育处长，分发该军的人除了他们以外还有数千人，再加该军十四师师长阙汉骞将军在粤北桂南也有一日之雅，因此，我又曾替海男们专托阙将军，得了他的回电之后，海男和他的几位至友，便决人十四师工作。

那时川桂间的交通已经非常困难。海男们得了郑应时兄的帮助，又带了他的妹妹玛琍由海棠溪顺利南归，想趁报到以前，省问他多年不见而衰年多病的祖母。及至我自己也经六战区回乡，为使老母稍得静养机会，便移家南岳，在百子街的菩提园住了七个月之久。那时海男和他的几位同学为着邀他赴十四师报到，也做了菩提园的客，我们时常一道去看祝融峰的云海，听磨镜台的松涛，也曾一道读毛奇等名将的传记，作世界形势的默绘、竞赛。各人报告对当时国际战争的军事政治的看法，有时甚至请南岳的青年知识僧人暮笳法师谈佛法大要。海男们学过测量，他们与仁宇们各测南岳地图，非常准确而有趣，至今还保存在我的行箧。我觉得在南岳的那些日子过得是颇有意义的。曾经允许指导他们的陈石经将军的遗骨，那时已由富川运到南岳，葬在络丝潭上。我曾在他的墓畔写过一首诗：

粤北曾传虎将名，秋风白马又南征。

岂因烟瘴回锋锐，常为光明作斗争。

清血奈何无药石？埋忠差幸有佳城。

络丝日夜风雷走，犹作翁源杀敌声。

我和海男们几次爬到他的墓上，低徊凭吊。我默祷石经将军的英灵仍旧能领导这些年轻的战士们达成“与敌人周旋于国境”的夙愿。

一个仲春的午后，我和寿康送这几位青年战士出发。他祖母也扶着杖，洒着老泪直送到庙前街的尽头。但因等车的困难，他们的旅费又不太多，他们又从柳州一度回南岳来，海男随即又同仁宇兄等回长沙乡下，住了一些时候。从数度成为战场的上杉市的农村，孩子曾寄回这样的信：

爹：

匆匆地看见了您，又匆匆地离开了您。从柳州赶回家来，只在家住了一夜就走，不但是祖母、妹妹和您感觉得留恋，就是我自己也惆怅。在和三妹渡江去搭火车的时候，我望着那苍茫的江景，就想到你们，我简直想撇开三妹不去了。刚长途跋涉从远处而来而现在又要向那远处而去，这是为什么呢？在南岳安静地陪着您读读书不好吗？可是从这里您会看出一个青年人的心理来，他是好动，时时希望有新的活力，而时局需要我们又如此急迫。

我们在这山明水秀的乡下，又在暮春时节，过得甚为愉快。我们一早拿着枪去打靶。天气热了跳到塘里、河里去游泳。我们遨游于山林之间。置国事于脑后，尽情地玩着。我们几个原很合适，再加上仁宇的妹妹，游伴更齐了。但是于今毕竟玩得够了。即算环境容许我们玩下去，我们也会厌烦。因为这种生活毕竟不是今日青年人的标准生活，我们应当再前进了。

二十日以前我一定要赶回南岳来，他们能否同来我都不管。总之滇南再怎么苦我也要去的。

在这里下雨的日子多，闷在家里更觉乏味。朋友之乐在别后重逢，久了也就没有什么稀罕了。您等着我回来吧。

儿海男五月十四日

后来，他们毕竟又回到南岳来了。这次我由南岳直送他们到衡阳。看他们坐上湘桂路的车。但他们到了柳州之后依然等车，车子纵有也不可能三人同行，于是他们采取“分进合击”的办法，经过好一些困难终于到了贵阳。这儿他遇了我表弟王新元先生，他正在贵州企业公司，给了他们一些物质援助，尤其难得的替他们找了到昆明的车子。他们本来可以顺利抵达了，可又因铁索桥被水冲断，在曲靖停了几天。

爹：

照理，应该早到昆明了。然而我们还滞留在曲靖。在茶馆里等着明晨八时到昆明的车。

从贵阳到曲靖若按汽车的速度本只有两天的路程，但这次却走了整整一个星期—从七月十三到十九日下午——除了煤汽车速度慢，更因在滇黔川交通孔道的铁索桥边静候了三天。直等到水退了，浮桥搭好了，才得缓缓通过（俄国大使的车子也耐心地等了两日）。

不过我们虽在这四无人烟的僻壤过了几日汽车顶上的生活，甚至有钱也买不到东西吃，但也饱览了贵州山水的特色。那北盘江汹涌的急流以及两岸高耸云外的峻岭，和此地特有的风云急剧的变化，都给了我们许多奇幻的感觉。我们差不多忘了饥饿和苦恼。

 的确，在这一段路上是比从柳州到贵阳有趣得多了。黔西的县分都相当富庶，而且都幽静有古风。每县都有小小的城墙。城里都有一个相当美的公园。城的四周都是一片碧绿的田野。这里雨水充裕，没有干旱之虞。物价也很便宜。在盘县米只卖十几块钱一斗。一斗有三十几斤。较之贵阳要低四倍。缺乏的是没有好的建设和管理。市面是简陋萧条，人民也比较散漫无纪律。

从安顺西行约三十余公里，我们看到中国第二大瀑布——黄桷树。当车抵那儿时我正睡着，但立刻被那急猛如雷鸣的水声所惊醒。从车厢里探出头来一望，只见从岩上悬着两匹白练！

——啊，是黄桷树了！

我急忙跳下车仔细欣赏。瀑布就在公路的一侧，上面是高高的削壁，下面是一个深渊。山泉从削壁上倒泻下来，水花四溅，不住地冒着汽，好像是沸水一样。附近的风景也很秀丽，林木葱郁。好好地培植起来不难成为世界的奇景之一。

七月二十日于曲靖旅次

到了昆明后他的报告是这样；

于曲靖所发之信不知可曾收到。儿子昨晨至昆明。大雨中遍索旅馆不得。而身上早已不名一文。自曲靖搭车，迄今一日未进饮食。幸于午前即遇周孝芬小姐和她的丈夫鲍先生，他们招待甚为周到。午后往见王晋笙先生，他因早知道我要来，而且候望甚久，所以见了我们很欢喜。晚上承他请我们吃了西餐、冰淇淋，并看电影。与昨日车上饥饿窘困的情形不可同日而语。

途中经过尚称顺利，儿身体甚好。从未病过。惜承露兄沿途时患痧症，有时用针戳手指亦不觉痛，且出黑血。实可忧虑。因为到芷村后还要步行两天。

我们约一二日后始可成行。近日越南风云紧急，实极称吾等心意，若一至边境即能参加此伟大之战争，亦平生一大乐事。

王先生极想您能来滇一游，他可以尽地主之谊，并陪您

一访仰光？……

儿海男

七月二十三日于昆明

他信里说的王晋笙先生系三厅旧同事，在昆明经营戏剧交通等事业甚为成功，娶了一位昆明小姐，有“云南驸马”之称。他几次邀我游滇，以人事牵掣，未能成行。其后不久滇缅战事起，仰光之游一时更无法实现了。

海男们离开昆明后就搭滇越路的火车到了芷村。芷村又名弥拉地。是现在铁路的终点。从芷村到他们的目的地平坝要经过阿穆里、老街子、小街。这里他们开始和前所未有的困难作艰苦斗争。这二百五十公里的行路难，我让海男自己来描写。我再谈到他们抵平坝以后的情形。

他们到参谋处报到，会见了他们的许多同学。他们现在都是道地的排长了。穿着短裤，背着斗笠，一身都是泥浆。见之后大家悲喜交集，感情特别融洽，使刚来的他们免去许多寂寞。八月四日他去见了师长和参谋长，对他们也很欢迎。并且特别免去见习的阶段，叫他们即刻下团工作。汉骞将军对海男也问及我的情形，因为他家也住在南岳而且距百子街极近，他说我们没有米吃可以问他家里去要。海男代我笑谢了他的关心。他的信末说：“大概再有几天就可以到安南边境去了。我希望最近能有战事。”然而这一线却并无战事。这不能不使这些热情的青年感到焦躁。

爹：

……·这里虽美其名曰：“滇南前线”，但实在却沉寂得像千年的古刹。所谓训练也只是奉行故事。

仁宇在四连，他的连长到贵州接新兵了。剩他一个人在连里独当一面。照理，他可以乘这时做一点事，把部队的陈习改革一下。但是他只要加重一点压力，不是上面不高兴，就是下面不愿意。前几天他一个下士班长因为受不了他的“新政”就开小差跑了，使他愁了好一些时候。“本为圣朝除弊政”，不想所得结果却是如此，使人怎不心冷？

我在二连的环境可说比他好一点。也可说是比较舒服点。因为在上有连长，闲事可以不必多管。除了好好地带兵，有时训练他们唱唱歌以外，其它的时间我都拿来看书、写字，闷时唱唱歌、哼哼戏，或者到后面花园里散散步。当然这里也说不上有“良辰美景奈何天”，有的只是数棵鲜花和几株碧树而已。不过有时天老爷也实在有令人无可奈何之感。不是雨，雨，雨，就是愁云惨雾，终朝不见天日。此间气候又萧森如深秋。夜间，闻雨打屋瓦声，辗转反侧使人愁不成眠。

在这样国防前线而有如许时间可供读书亦深为我自己所诧异。儿刻读书颇勤，《孙子兵法》已能背诵。外国文亦习之未歇。闲时常以诗文消遣。在此种环境中细细体味也有许多心得。

因我自己持之有恒，同事间被我同化的也不少。问学风气已逐渐养成。将来若能使大家以读书代赌博，未尝不是改良部队之一策。

近日儿患疟疾达周余，愈后又染得一身疥疮。昨日又被人窃去六十余元。不如意事接踵而来，增加痛苦不少。但有时想起确费去偌大代价而能换得此种宝贵的人生经验，稍知处事的艰难，未尝不值得。

无战事！在此殊觉无聊。请再设法，使儿等得遂初志。……

儿海男

八月三十日雨中灯下于八寨

其后有好一些时候，我得不到海男的来信。他的老祖母很不放心。我只得打一个电报去问他的师长。回电说是平安无恙。及得海男来信才知他和仁宇们在苦闷之余请求师长让他们几个人深入安南去侦探敌情，竟蒙允许。半月之间他们由八寨经半厂、古林箐、马革，到河口、谷柳、老街；又由桥头、新甸到猛康；由老街子到花龙，三处都深入越境，接触了敌人和法军官，获得必要的情报。他们的判断，当时情势虽相当紧张而敌人的目标似在泰国，在滇南方而还不致有十分重大的行动。

这样增加了他们的焦躁。

爹爹：

刚和仁字、世吉、承露等从法属猛康归来就接到您十一月十五日由桂林寄出的信。在饱尝兴奋、艰苦而富于刺戟性的生涯后，又能得到您谆谆的训教，真使我更觉得愉快。

读过您的信以后，我们都有极大的感触，觉得理想与现实实在相差颇远。我们原以为滇南一定会发生战争，带兵生活一定很饶兴趣。……然而当我们亲历其境后，又不免失望。

您要我们在滇南小住，好好地训练部下以准备来日的战争，未尝不是。但实际上我们不能忍耐太久了。这种急躁与不安也是实生活中许多矛盾所造成的。中国不是没有好兵，部队的改造也不是绝望，但你得花很多的时间、很大的耐性和许多的黑暗的习气、死硬的头脑相周旋。而对于这些我们似乎还太年轻了。再加我们若是处在靠近都市的部队，或是近交通线的，至少我们还可以时常得到一点新知识、新教训，而我们所在的，恰又是一个文化学术极闭塞的地方，如果老这样下去，我们很可能变成一个二十世纪世界中的原始人，不但得不到新的知识，连旧的也保不住。

爹，您想，您为我们想一想，我们应该怎样呢？

我们希望得一个有效地运用我们的力量的地方。

您送我的那杆手枪还在吗？现在真后悔那时为什么没有带来，做国境的侦察工作太需要那个了。

儿海男

十一月二十八日于八寨

当我正要替他们设法解决这焦躁不安的问题的时候，海男又来了这样的信：

爹：

这十多天以来，一切情形都有很大的变化。在军事上我们今后是要转守为攻，近来进军安南的空气极为浓厚。民气士气也都兴奋鼓舞，似乎胜利就在目前。可是偏偏在好机会快要到来的时候，我们又有了意外的事。仁宇得电，他父病垂危，已匆匆乞假返湘。而我呢，奉令随本营到贵州训练新兵。从前，因无情况，天天嚷着要到别处去，而今就是想不离开这里都不可能。这真是从何说起？我们在这里过了年就要出发。我虽自怨机会太坏，但一想到隔我年高的祖母究竟近些了，也觉得高兴，许能抽暇赶回家来庆祝祖母的七十寿辰吧。

儿海男

十二月二十五日军校毕业一年纪念日

果然在第二年抵达安顺之后，他得了司令宫的允许赶回桂林，参与了他祖母的寿辰。因为仁宇送母归到重庆，顺便想到重庆找机会，有信来邀海男去，这样，在去年的年末，我从花桥到南站又送他离了桂林。碰巧在昆仑关战役的名将郑洞国将军抵渝组织他的×××军，“有志者事竟成”，他们终于达了远征的宏愿。这我在前面已经提过了。

海男离开桂林的时候留下了《边塞英雄》《孩子军》两个剧本和一篇散文的纪行文，要我代他整理发表。《边塞英雄》写的正是他和朋友深入越境侦察敌情的经验。虽则不免青年人常有的浪漫主义的气氛，但题材的积极和热情的奔放是颇有足多的。海男小时候和廖堃容兄最要好，他们自比为浆糊和纸，就是分不开的意思。垄容在桂林曾鼓励海男写他的纪行文，将刊载他的杂志上。不料后来容的杂志竟成流产，海男的文章也不曾写完。这里存下的仅仅是途中的几段，许是我们从东灵街搬施家园又有些散佚吧。昨晚我偶然细读了一遍，觉得这个从他有生以来常常跟着我们四出流转的孩子，于今在他独立奋斗中更吃了苦了。海男的生母漱瑜是在这孩子刚两岁时死去的。海男从小靠他老祖母抚育。飘泊不定的生活使我不能给他满足的教养与关心，这是常常使我难过的事。但我对读者这样不惮烦地叙述这孩子的事，却也不是由于单纯个人的感伤。今日神圣的民族战争不能不要求每一个做父母的贡献他们最爱的儿女，实际上也有无数的父母这样贡献了。我们知道青年人决不怕打仗，也决不怕死。怕的是没有真和敌人拼命的机会，或是没有看到敌人以前倒在一些可能补救的困难或无谓的磨折之下。我看了孩子的纪录曾经流泪。看到他在泥泞的峭壁上一步步地膝盖与胸脯抵在土石上爬着，尖石头刺着他那已经伤痛的脚板，饥饿使他的肚子几乎瘪得合拢来，眼睛起着晕眩，躺在地下一步也不能走动的时候，我仿佛听到他叫“父亲！”叫“祖母！”的声音，而我那时很可能是在桂林安舒地观着剧，或是高枕而卧。我真是那样地难过，我恨不得那时候在他身旁抱他起来，设法给他一杯开水喝。这也是天下做父母的心，况且他又是一个没有母亲的孩子！

但海男所受的痛苦比起广大抗战官兵最不幸的一层来是几乎不足道的。第一海男们的苦痛毕竟是暂时的。从芷村到小街虽这样困难，而到了八坝以后毕竟又得到上下的爱护，过得不算太坏。再看海男们虽然感着工作学习上的苦闷，但毕竟我们还可以请求他们的长官设法调动，务使他们得到更适合的发展。而广大的士兵同志呢？痛苦生活常常对他们有着半宿命的支配，他们也根本没有自由变更工作和地区的自由。据海男们谈起新兵训练与长途补充行军中的困苦是超过想象的。我们在各战区见闻中也曾目瞥过许多惨溃的场面。那些拖着沉重脚步的落伍者，或倒在路边，张着无力的嘴，等着一口水喝的人们，这不都是人家的儿女吗？我虽每每也尽过我一点可能的力，但是，啊，这样的现象是太多了啊。我真不能不要求我们每一个中国人对于这样的在艰难的旅途中挣扎的军人以父母兄弟的心，给他们应有的迫切的扶持，那样将不仅救了他们，也救了我们主要的战斗力，救了抗战，救了中国。同时以我的理解，每一个兵也必然像我的孩子一样有他的特性、能力和要求，如若在更好的组织与配合下都得到适当愉快的发挥，那将是何等伟大的力量？我们的官长们为什么不可以像对自己子女一样更宝爱这些力量呢？“爱惜东西有东西用，爱惜人有人用”，然而，在今天物力不用说，人力的浪费与糟踏也实在太大了。

——载于桂林《文学创作》第2卷第5期，1943年12月1日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