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沉醉于秀丽的桂林山水的游客们，如果走过那如画的花桥，来到那条把人带到仙境般的月牙山下的草径时，大约不会有人相信，抗日战争期间，那里曾经是一条狭小的、嘈杂的街道。当年，面对月牙山，有一幢平凡的屋子曾是我们时代最优秀的诗人、戏剧家田汉的住所。

那幢屋子，临街的房间年代略久些，多半是战前的建筑了，大门左边的厢房，是田老太太的住室，田先生的弟弟，老三（名洪，行三）夫妇从湖南来时，也挤住在那里，天井后面那座杉木小楼，看得出是一幢“战时建筑”，是按着尽可能偷工减料的办法盖起来的，田先生就住在楼上一间小房里。

这种房间，该怎样来形容它呢？简截地说就是：放了一张床之后，还有个放一张桌子的地方，把桌子一放，还有个放一把椅子的地方，幸好桌子比床短，因此还有个堆放点杂物的地方，而一把椅子所占的地方究竟有限，因此就有了个可以让你稍为转动一下身体的空处了。

床上没有挂帐子，这种奢侈品在这样的房间里似乎倒反是多余的了，因此，床后的板壁就正好可以挂上一些字画什么的。那里挂的是四幅尺寸不大的屏条，几匹浅雕骏马的拓片，每幅都有诗人郭沫若亲笔题的诗。

小楼够小了，从楼前的小楼梯上来，有条狭窄的走廊，进门是一间过道房，过道房后面第一间房由一家小出版社租用着，进去第二间就是田先生的住房。通向后面小晒台的过道隔开两边房间，是我的住房。如果住的都是我们这种流浪人倒没有什么，凑巧却住了一家我们称之为“音响效果最好”的在吵吵闹闹中过日子的人家。男的懂俄文，然而失业了，靠一些另碎翻译工作过日子，女的非常善于发挥声带的功能，孩子善于哭和闹。总之，夫妻、父子、兄妹之间的交锋极少有平息的时候，几乎成天都在“高潮”里。楼下住的是用各种临时性手段谋生的、各地逃难来的外江人，倒还是安静的。不管怎样，大家都是“难民”，邻居们处得很好，只不过有时不得不停下笔来，让“高潮”过去了再写东西。

田老太太住的那间房，临街的那一面没有开窗，天井没有水沟，房间里地面和天井一般高，就是天晴，也觉得有点湿漉漉的。比较起来，街道上虽然嘈杂，倒比较干净、凉爽些。田老太太就常常在大门口，在街道旁做她的事，洗衣、洗菜、缝补什么的。

由于战争的失败而病态地繁荣起来的桂林，多的是各种各样精致的小洋房，里面住着大小将军们安置在这个后方乐园的各种级别的姨太太，从沿海大城市来的官绅富豪，发“国难财”的投机商人，以及说不出一个正式名目但生活得非常之阔绰的冒险家们，那些争奇斗巧的小洋房真是叫这个山水名城生色不少呵！

而我们的一代诗人却住在这样的一个贫民窟里！

生活环境大约是很可能影响一个人的情绪的，那位成天处在“高潮”里的翻译家就是一例。贫穷、污秽、嘈杂，是可以把你的官能搞乱，至少搞得疲惫不堪的，然而对于另外一种人，却起不了作用。

田先生（我们都这样尊称他，互相之间谈起他，则昵称“老大”）就是这样的一种人。

人们习惯于用“光风霁月”来形容和一位和蔼可亲的长者相对时的幸福之感，这种感觉，在和田先生接触时，是最能够深切感到的了。

如果可以用一个词儿来形容一个人的话，对于他，我想用“乐观”这个词儿。

是他那高大的身躯，始终挺直的军人般的腰杆，还有那响亮的，宽广而微带沙哑的声音发出的豪爽的谈吐，给我这个印象？不，不止这些，使我有这种印象的是他那对智慧的眼睛里时时闪耀着的含笑的光芒，——我总觉得那光芒带着金黄色，有着火花的性质，也许和他那金色的大的瞳仁有关。

但更重要的是因为他本来就是一个活动家。我们常说，“没有老大，文艺界就寂寞了”，“老大到哪里，哪里就热闹起来了”。这和他是我国戏剧运动的主将有关吧，我想。一个最显著的特点是，无论什么时候，他总是和一群人走在一起的，你很难看到他一个人单独走。

他是非常之爱热闹的，爱和大家在一起的，大家也都敬重他，爱和他在一起。据我看，这是很不容易做到的。为什么有些人，当你和他接触较多时，你就会发现他和你自己，都有点刺猬似的，非得彼此保持一定的距离不可呢。

在和他的日常的接触里，我们有很多机会从他那里得到教益，而且不仅仅在某个狭隘的范围内。

一次，诗人芦荻邀约我们几个到他那漓江畔的小竹屋去度周末，大家坐在一棵大树下喝着茶，几乎有点感到意外，我贪婪地听着田先生谈中国古典文学，惊奇地发现他在这一领域的深厚造诣。其实这是不必要的，仅仅因为我习惯于把他看作一个单纯的“五四”以后的新戏剧家了。

另外一次，画家阳太阳邀约几个文艺界朋友到桂林北门外他的乡下老家去看跳神，据说是好多年才有一次的盛会。在临时搭起的小戏台上，一个年近五旬的老巫师跳着很具特色的假面舞，假面是双层的，跳到一定时候，把上一层假面取下来，继续跳着。田先生告诉我们这种舞蹈在我国戏剧史上有悠久渊源，他谈到唐代的“兰陵王”，谈到旧剧的脸谱，谈到少数民族舞蹈……我忽然想，他为什么不写一部中国戏剧史？多半因为他太忙了。有些人，拿到世界上来的大约只有他的丰富积累的极小一部分，而有些人呢，拿到世界上来的大约连一小部分真正属于自己所积累的也说不上吧……

当然，他给我们的教益不止在戏剧方面，也不止在整个的文艺方面。他是一个有强烈的政治性热情的人，他是一个斗士。

一九四一年春，重庆正在筹备为郭老庆祝五十大寿。这时候，刚来桂林不久的田先生主持着桂林方面的筹备事宜。司马文森在《文艺生活》杂志上出了一个祝寿特辑，画家余所亚为这个特辑画了一幅非常生动的郭老画像，在所亚画的这幅神采飞扬的画像下，是田先生的一首绝句：

洞庭落木余霜叶，楚有湘累汉逐臣。

若与吕伊同际遇，何缘憔悴作诗人。

深刻地抨击了排斥异己，假团结真分裂，假抗日真投降的国民党反动派。诗的倾向性是非常鲜明的。此外，田先生还写了新诗《南山之什》在祝寿会上由新中国剧社的演员朗诵了，得到热烈的反响。他不是把这类活动当作单纯的“热闹”，而是当作民主进步运动的一种特殊方式来认真对待的。

以后，他还主持过为沈衡山先生祝寿的活动，特意收集了一些衡老喜爱的奇石送去重庆。

有时，他参加李任潮将军那里的上层民主活动。当时蒋介石给李将军一个空有其名的“军事委员会委员长桂林办公厅主任”的头衔，实际上是便于监视，还不止是让他继续投闲置散。李将军主要以他的声望，对民主运动从他的角度给以一定的支持。

在李将军的一次宴会上，田先生公开控诉了国民党反动派发动“皖南事变”的卑劣与残暴。他是从音乐家任光的惨烈牺牲谈起的。李将军默许了他的发言。

在桂林，象我们这样的人生活是更加没有保障的。田先生的《秋声赋》里有一则著名的对白，当旅馆茶房听旅客说他的职业是“诗人”时，不禁发出这样的疑问：“诗人？三百六十行里那里有诗人这一行？”在物价不断高涨着的国民党统治区，诗人到底也不能够总是餐风饮露呵。但是田先生依然还是那样乐观。谁不知道，他差不多总是在愁柴愁米中过日子的。而他不但撑持过来了，而且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置个人饱暖于不顾，运用自己的能力和影响，发起、赞助、筹划，创办了那么多的戏剧文化事业。

“新中国剧社”就是在田先生的抚育下，奇迹般地出现，奇迹般地发展，并产生着巨大的影响，成为我国新剧运动史上一个有重要贡献的剧团的。剧社创办时，田先生就以他那超凡的组织能力，在杜宣同志的协力下，把文艺界各方面的人尽可能地动员起来为剧社的成长各尽所能。我们在报社的人是在宣传上尽力。第一次公演的是陈白尘的《大地回春》，让剧社站稳了脚，随着来的是一个又一个新的困难。于是田先生动笔为剧社写《秋声赋》，剧本的主题据我看是对国民党反动派以“皖南事变”为中心的第二次反共高潮造成的对抗战严重不利的后果的严正抗议。在作者擅长运用的抒情诗般的调子下，发出沉痛的控诉。“此秋声也，胡为乎来哉”，正是亿万爱国人民的心声。同时，由于瞿白音从成都来担任导演，朱琳从湖南来担任主要演员，演出成功了，剧社完全站住了。

剧社的成功，据我看主要是由于明确执行了田先生所一贯主张的方针：剧社的生存必须依靠自己的观众，观众的支持将决定剧社的命运。后来，在瞿白音导演的《大雷雨》获得更大成功以后，不断在观众中发展“新中国之友”，使剧社在群众中深深地生了根。每次，当作为一个热心的观众的我走进他们那坐落在桂林东江一片菜园里的社址时，我往往会自己对自己带笑地叨念起来：这又是老大创造的一个奇迹！

也是在这时候，在田先生的鼓励和帮助下，长沙的“中兴湘剧团”成功地到桂林来演出了。在正阳门附近一个戏院里，我有幸地欣赏了中国戏曲里的高腔，演出是精采的，剧场里有令人感到亲切的热烈气氛，在舞台上方挂着的那幅巨大的红缎横帔上是田先生潇洒的行草大字“歌动湘漓”，银线绣成的那些擘窠大字闪烁着欢乐的光辉。田先生几乎总是被一群又一群的人所包围，他是那样地兴奋。这位戏剧之父是在为他的苦心经营收到效果而喜悦着。

西南戏剧展览可以说是田先生解放前那近三十年间戏剧活动的又一个高峰。没有他，没有当时担任广西艺术馆馆长的欧阳予倩先生，有来自西南几个省市的几十个剧团参加的，历时两个月的西南剧展是无法想象的。剧展的成功，是党领导的国统区进步文化运动的必然结果。反动派既无法禁止，甚至也无法破坏剧展。因为我们代表群众，群众拥护我们。事实说明了我们的力量已经强大到使反动派节节败退。

在那些日子里，田先生显得多么年青，多么精力充沛呵。到处都可以看到他，但是你把不准在他家里能找到他。田老太太说得好：“他喜欢忙，忙得不记得自己！”但他那愉快心情却不是那么轻松的，那首著名的为剧展而作的七律，优美地表达了他的崇高感情，确是一首可传、必传的好诗：

壮绝神州戏剧兵，浩歌声里请长缨。

耻随竖子争肥瘦，甘与吾民共死生。

肝脑几人涂战野，旌旗此日会名城。

鸡啼直似鹃啼苦，只为东方未肯明。

这是对进步文化运动的高昂的赞歌，对进步文化艰巨任务的明确认识和为完成这一任务而战斗的坚强意志的表达，这首诗长时期以来被热烈传诵不是偶然的。

接着到来的是从河南到贵州的五省大溃退。在宣布大疏散前夕，李任潮将军，以田先生为首的文艺界人士来到街头，在情绪激昂的群众中宣传抗战，进行爱国募捐。人民不要逃跑，人民对“放弃”每一寸祖国的土地都是痛恨的。群众对这次爱国运动作了多么热烈的反应呵！多少人感动得流下了热泪，多少挥舞握紧了的拳头忘情地高呼口号……

最后，我们又不得不再一次流亡了。贫困使我无法安排逃难，多亏朋友的帮助，我才得带着家小来到桂林柳州之间的一个小县城荔浦，投靠一位在那里当个小公务员的亲戚。

每天傍晚，我总是抱着我那不满一岁的小女孩，到车站附近去，看着那一长串一长串的汽车往西奔去。一天，也是在那暮色开始降临的时候，孩子已经闹着要回家了。我忽然发现，有一辆卡车上面，坐着两三个非常面熟的人，他们全用衣服包住头，全身都罩着一层厚厚的灰尘。车子在一家旅馆门口停下来了一看，原来是田先生，还有安娥大姐，青年作曲家姚牧。

田先生好容易让人从堆满各色箱笼杂物的卡车上给扶下来了。看到我们时代的一位如此杰出的人物颠沛流离到这种地步，我的眼泪不由地涌上来了。我赶忙把他们接到我的住处。

他坐的是“云南省银行桂林分行”的车子，聂耳有位哥哥在这家银行做事，凭着这点关系，人们才让他在无篷卡车上占了一个位置。

多半为了让悒郁的心情多少宽舒一些，那天饭后，我们一起散步，在附近的一个小公园里一直谈到将近半夜。我们从桂林谈起，谈到重庆，谈到今后怎样搞，谈到在延安的文艺界人士，谈到战前上海的电影界和戏剧界……我们依然充满信心，不管怎样，主要战场不在这里，大半个中国已经是解放区了。

我记不起他以后的行程经过一些什么曲折了。他比我还要迟几天到达贵阳。在贵阳，在贫困中苦撑了好几个月，到了重庆，朋友们给我看一首他的诗：

爷有新诗不救贫，贵阳珠米桂为薪。

杀人无力求人懒，千古伤心文化人！

田先生的诗风一向是风流蕴藉的，而今竟写出这样的诗，这里面包含着多大的愤慨呵！

重新见到田先生，已经是一九四九年夏天。从香港到北京后的第二天，迩冬带我到北京饭店去看他，他的情绪是那样地好，兴致勃勃地向我们谈着他是怎样化妆成一个小商人通过封锁线来到解放区的。只有一个偿了多年夙愿的人才会有这样好的心情，他是幸福的，我们都感到幸福。

他那诗才的敏捷是著名的，在第一次文代会上，他随手写了一首诗给我。这是一首较自由的旧体诗：

诗是光，诗是火，

诗是枪，诗是刀，

兵火仓皇歌不歇，

我所思兮在荔浦。

是的，荔浦——实际上是整个战争期间在西南一带的患难相共的日子，是多么值得怀念呵！

我常常想，作为一个戏剧家，田先生可以说是全能的，他既是当代最优秀的剧作家，戏剧运动的领导者，旧剧的改革家，又是杰出的诗人，同时还是“新音乐运动之父”，在许多方面，他都起着开创风气的作用。建国以后，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他的工作成果是辉煌的，这一时期他的最大贡献是对我们民族灿烂的戏剧文化的发掘和整理，对于文学遗产的某一个曾经长期被弃置的珍贵部分给以从规模上和程度上都是空前的重新肯定。这在文学史上确实是少有的。我们的文学史一定会用足够的篇幅来叙述在他领导下的十几年间我国戏剧改革和古典戏剧研究的巨大成就。

可是，灭绝人性的“四人帮”到底把他折磨死了！而这一切是发生在我们自己的国家里，我们盼望了多年好容易实现了解放的国家里，这都是为什么呵！

在我的心中，死却好象很不容易和他联系到一起。凭着他那开朗，活跃的性格，他那永不枯竭的精力，他是一定能够战胜死亡的，并且我认为他确乎已经战胜了。在我心中，他，这个曾经以他那洋溢着诗情的剧作陶冶过我，以他所倡导的无限丰富的文化活动教育过我，我们民族文化的一个重要方面的代表人物，是不死的。

至今，连最狡猾的坏蛋也还没有发明过一种在光上面抹黑的伎俩，他们是渴望着能够这样做的，但他们只能遮蔽光，却无法丑化光，黑的是他们自己。几个坏蛋在光下面咒骂，声称光是黑的，究竟无损于光。

光将永远明亮地照耀。这就是乐观。

一九七九年七月二十日，羊角塘

——（本文有删节，原载《广西文艺》1980年4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