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汉同志是我国革命戏剧的倡导者。在30年代和40年代，是从事戏剧工作的人，不论是搞电影、话剧或戏曲的，几乎无一不是直接或间接地受过他的教育与影响。田汉先生既是咱们戏剧界的“老头子”，又是咱们无产阶级的革命家，是个革命意志坚强，骨头硬，有胆识的“老头子”。

我见到田汉先生，是在1932、1933年之间，在上海搞“美专剧团”时期。一天，徐韬、王为一和我几个人，被辛汉文（化妆大师，地下党员，解放后得了精神分裂症，医治无效已逝世多年了）带到一个住处，说是要我们见一个人。不一会儿，这个人来了，他给我的第一个印象是：他那特大的脑门，和他那格外发达的后脑勺，这是个典型的思想家的脑袋。与其说他是个大艺术家，还不如说更像在小县城里常见到的，带有几分耿直的教书先生。

那时，我不过是个才十六七岁的孩子，而田汉先生却把我当成了同行似地，和我恳切地紧紧地握起手来。接着问起咱们“美专剧团”的情况，又问起我关于“南通小小剧社”的活动。他问得那么仔细、具体。我当时感到十分奇怪，像他那样的一位大人物，竟然会对我们这些孩子们的小玩意儿如此地认真关注。但是，不一会儿他又匆匆地走掉了，恰像一阵风似地打了个旋转就去了。这次相见，留在我这个富于幻想的青年人的心灵上的印象是：几分神秘、几分庄严肃穆而又带几分革命的激荡。

几度联合大公演

此后，在帝国主义、国民党反动派的白色恐怖笼罩下，田汉先生不能抛头露面，一直到1934年春，剧联组织号召话剧界和电影界举行了几次规模较大的联合公演时，我才又见到了他。这几次的演出，其声势之浩大，真是空前。记得当时参加的人很多，有洪深、应云卫、袁牧之、金焰、聂耳、张曙、吕骥、安娥、任光、王人美、郑君里、王莹、胡萍、舒绣文、魏鹤龄、顾而已、施超、王为一、徐韬、崔嵬、白璐、刘琼、赵牧（即金山）、顾梦鹤、沙蒙、吕班、朱铭仙、洪逗等。就连过去从未参加过话剧运动的尚冠武、袁美云、王引、梅熹、李清等也都踊跃来了。演出的剧目有《回春之曲》《扬子江暴风雨》《水银灯下》《警报》《姊姊》等。有的戏如《警报》，就是田汉先生直接在蜡板上进行创作的，他每刻一页，我们就印一页，交给洪深先生和应云卫，领着我们排一页的戏。田汉先生才思敏捷，倚马千言，直如黄河之水天上来，奔腾汇入民族解放的怒潮，震撼着敌人的营垒，扩大了自己的战线，在中国戏剧史上写下了不朽的光辉灿烂的篇章。

1935年田汉、华汉（阳翰笙）两位被捕。

几度噩讯传来，说是已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了。但反动派终究慑于人民群众的力量而未敢下手，又由于党的伟大的民族统一战线的威力，赢得了“西安事变”的胜利，因此田、阳两位才幸免于难，最后终于释放了，但却软禁在南京。

这时，党为了声援田汉、阳翰笙两位，动员了“四十年代剧社”和我们“上海业余剧人协会”的人员，浩浩荡荡开赴敌人的腹地——南京，作示威性的演出。这就是“震惊了南京城的演出”，指“上海业余剧人协会”演出的三个世界名著：俄国奥斯特洛夫斯基的《大雷雨》、托尔斯泰的《欲魔》和爱尔兰的名著《醉生梦死》。同时发生了现代中国戏剧史上著名的“《赛金花》事件”——“四十年代剧社”演出夏衍同志著的《赛金花》时，触怒了国民党反动派文化特务头子之一的张道藩，气得他将茶壶直摔到台上。

在这期间，我们“上海业余剧人协会”特地选派了代表去向田汉、阳翰笙两位老师致以慰问。我是代表之一。记得那天是由应云卫带领着郑君里、魏鹤龄和我三个人到一幢粉白色的小洋房见到了阔别已久的田汉、阳翰笙两位同志的。

他们两位仍然一如既往，精神抖擞，斗志昂扬。尽管当时还有国民党反动派派来的特务在一旁监视着，可是田汉先生仍然是毫无畏惧地以一个胜利者的神情说了以下几句话，他说：

“……请朋友们宽心吧，我们绝不会做对不起人民大众的事情的！”

当时听到这样铿锵作响的金石之声，我们几乎激动得落下泪来。接着，抗日战争爆发了。我们先是在上海南市“蓬莱戏院”联合公演了田汉先生的《卢沟桥》，而后我们纷纷组织了“抗日救亡演剧队”，分赴各个战区去做救亡宣传工作。各演剧队辗转又在武汉大会师。此时田汉先生也到达武汉，在他的倡议下，戏剧界举行了一次联合大公演，演出了他的新作《最后的胜利》。那时的田汉更加地兴奋，格外地风发！不论是在武汉的江海关码头边，还是在东湖之滨，他像孩子般的，总是走在我们的前头，一面领着我们参观游览，一面讲述当年北伐战争的典故与史话。只见他笑声琅琅，热情可炙，健步如飞，真是——风流贯今古，诗情傲大江。

率真的品质，艺术家的勇气

我不打算在这儿作悼念的文章，也不拟作田汉先生的评传（虽然这是十分必要，但这是以后在适当的时候应该郑重来做的事）。我只概略地叙述一下田汉先生的为人、品德。

我以为一个真正的艺术家，最难能可贵的是他的品质的率真，而田汉先生为人处世，一生贯串始终的就是这“率真”二字。他真诚地接近群众，真诚地待人接物，真诚地热爱党和艺术事业。他的真诚完全达到了纯洁的地步，所以他不懂得一点人情世故，更不懂得什么叫看风使舵，所以不被一些庸俗之辈所理解、所喜欢，而往往招致许多的非议与诬蔑，特别是到了50年代后期，被一些伪君子、极左分子，例如——江青、张春桥、姚文元以及那个“顾问”康生所痛恶的原因也正在此。

1963年的那次“华东话剧汇演”大会上，这一小撮极左分子、阴谋家，就公然对田汉进行围剿，杀机毕露。他们扬言说田汉带一批人来上海，是为了破坏这次汇演，又说是专门为了来砍掉“三面红旗”的。原因是、也仅仅是，在他们假惺惺地要大家提出意见时，田汉先生——这位率真的艺术家，理所当然地、热情地、直言不讳地提出些对艺术上的意见，因而招致了这一场灾难。所以后来在十年浩劫中，“四人帮”便对田汉先生进行了残酷的迫害，这已是早在意料之中的事了。

田汉先生的这种率真的品质是哪儿来的呢？我们说是来自他的渊博的学识，来自他对生活的独特的感染，以及由此而生发的真知灼见。

他是一个纯粹的艺术家。他总是以他自己的心灵去叩击生活的门扉。田汉先生已养成一种以别人的疾苦为自己的疾苦、以广大人民所关心的问题为自己的问题的习性。这些问题像火一样烧灼着艺术家的良心，于是客观所发生的一切事物，对他而言不是一般的无关痛痒的现象，而是饱含着思想和生命的创作能源，因此反映、思考和加工、描写这样的事物（生活），乃成为他的一种责无旁贷的神圣的使命。而他的率真的品质又培育了他的另一种高贵的品质——那就是恩格斯所说的“艺术家的勇气”。

解放后，田汉先生本来是可以而且应该多写出些更巨大的作品来的，可惜的是一再受到干扰，只写了几个剧本，并且还被诬蔑为反党的大毒草，遭到不应有的批判，最后被迫害致死。这实在是历史对我们的嘲讽。

人亡艺存，《关汉卿》可以说是田汉先生的自我写照。这一铁笔钢锋“铜豌豆”的性格和他那光彩夺目的艺术形象，将永远激励着我们，勉力地做一个真挚的、正直的、勇敢的始终为人民大众代言的艺术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