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得在剧协召开的一次会上，人还没有到齐，桌上摆着一份份要大家填写的表格，陆续到来的人们招呼着，闲谈着，就座以后便信手拿起自己面前的那张表格来翻看。会议的主持者田汉同志也在翻阅他面前的那份表格，大概是看到了表格中的“专长”一栏吧，他忽然抬起头来,像是自语，又像是问大家，笑着说:“专长，我有什么专长呢？我只写过几个剧本，几首歌词。”

现在,当这位一代戏剧宗师含冤辞世10年，平反昭雪的消息欣然传来的时候，田老的音容笑貌又出现在我的眼前。我想，会有许多人写文章纪念他的。因为他数十年的生涯，始终与中国的革命戏剧运动联系在一起。他的著述，他的交往，他的活动，使中国戏剧界的几代人都获得了教益。一部中国现代戏剧史是与他血肉相连的。当时搞戏剧运动的人都是所谓新文艺工作者，一般和戏曲毫无牵涉。田汉同志却不同，他从早期活动起，便与地方戏曲的艺术有着亲密的关系，关怀他们、援助他们、团结他们，成为他们义气相投的好朋友。许多著名艺人同情革命，参加革命，都与田汉同志的交往有关。因此整个戏剧界无论“新”“旧”，都亲切地称他为“田老大”,这种公认是大有道理的。一个让许多人都感到获得教益的人，人们是不会忘记他的。

作为一个后辈，我对田汉同志所知不多，但对他的事业，他的为人是怀有敬意的；言论丰采，也历历在目。然而不知为什么，首先使我忆起的，却是上面所说的那件小事。那流溢在口角的微笑，那天真纯朴的自问自答，在他是无心的，在我却感到了一个人的份量。话是谦虚的，也是充满自豪的--也许这就是他为自己一生的著述所作的总结吧！

的确，田汉同志在创作方面的主要成就是剧本和歌词。但是所谓“几个剧本”，事实上却是从20年代的5卷《田汉戏曲集》，到60年代的《谢瑶环》《关汉卿》这一系列戏剧创作的概称。不是几个，而是几十个，上百个。田汉同志正是以他多产的创作，记录着“时代进展的痕迹”(田汉语)，标志着中国戏剧运动的发展，显示着中国现代戏剧文学的水平。所谓“几首歌词”，则是何等辉煌的一大批歌词中的瑰宝啊！

从我的少年时代起，中国土地上便唱着田汉同志作词的歌曲。抗日战争前，我是幼小者，从早到晚，都要唱歌。后来逐渐知道了聂耳、星海这些响亮的名字，成为他们的崇拜者。为这些伟大的作曲家撰写歌词的田汉---聂耳、星海的合作者，理所当然地也成为我所崇拜的人。我的故乡是一个偏僻的小县城，当时看不到话剧，在我的脑子里具体存在的，不是剧作家的田汉，而是歌词家的田汉。那些婉转动听的歌，那些壮怀激烈的歌，才是我当时精神生活中的真正活生生的东西。有人说，在那个时代，许多人是唱着救亡歌曲参加革命队伍的。而这些歌曲中的许多歌词，便出于田汉同志之手。很久很久之后，出于工作的需要，我也在学着写歌词，这时前辈的典范之作，对我来说已经不仅限于欣赏吟哦，而且成为分析研讨的对象了。田汉同志的词作，当然是我学习借鉴的主要对象之一。我逐渐地认识到，田汉词作的重大社会价值和艺术价值并不低于他的剧作。如果说，他的剧作反映了他所处身的时代，这一点在他的词作中则更鲜明、更准确、更有力。如果说，他的剧作标志着中国戏剧运动的发展，显示着中国现代戏剧文学的水平，他的词作则使出现不久的革命音乐运动迅速地获得高度的艺术水平。不能说聂耳、星海这些伟大作曲家的出现，是田汉词作的功劳，但他们同属那个伟大的时代，而田汉的词作确实为这些作曲家提供了天才飞跃的跳板。他们的词曲是相得益彰的。他们的合作是革命歌曲获得高度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这一点和后来出现的《黄河大合唱》的情况非常相似，都是词作的高峰和曲作的高峰同时获得的。

田汉同志的词作在文学上是具有高度价值的。我以为这一点应该引起现代诗歌史家的注意。陈毅元帅在评论诗歌创作的时候,曾经独具只眼地指出“五四”以来，歌词的创作成就支持了新诗。我觉得田汉同志的词作可以证明这个论点的正确。新诗由于迄今还没有找到自己最完美的形式，因而限制了自己的发展，一时还难于做到使广大群众喜闻乐见。歌词则因受到了音乐的制约，或者说由于插上了音乐的翅膀，好词好曲便易于口碑流传。现在流传在群众口头上的新诗，或者在日常生活中时而引用的佳句，有许多是来自歌词。田汉同志的歌词做到了这一点，光未然同志的歌词做到了这一点，塞克同志的歌词也做到了这一点。

因此，在我们纪念田汉同志的时候，我提议，除了出版他的戏剧专集外，也出版他的歌词专集。我也希望能出版光未然同志的歌词专集，塞克同志的歌词专集，或者将这三位中国歌词大家的词作合出一本选集。这样做，既是尊重前辈，也有益于后人。

1938年，田汉（左一）与夏衍（左六）、冼星海（右一）、田沅（左三）、王莹（左四）、辛汉文（左五）合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