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汉故居所在的细管胡同口

1975年10月，“中央专案组”在细管胡同召集田汉的子女们宣布了对田汉的“结论”，他被定为“叛徒”，“永远开除出党”。田汉的住房应该是正部级待遇的，而他的“结论”下来后，一些不够级别的新贵搬进了这个四合院。后来，这个院子几乎沦落成了大杂院。

“文革”开始时，剧协的造反派们曾抄过田汉的家，除抄走一些所谓的“罪证”外，还抄走了他多年收藏的《光明日报》合订本等。后来他的书房被封存，这里除藏有一些珍贵的图书、名人字画外，还有他多年来的手稿、书信、照片等。而“结论”下来以后，他的诸多藏书、文物等均惨遭浩劫。在这里，我想引用父亲在20世纪70年代的一份笔记，来说明田汉当时书房的格局以及后来他的图书惨遭浩劫的情况。

彼家①自五四年移居后，住内四合院。其北屋颇宽敞，以高大之木制书架隔成三间，中间置茶几沙发，可坐十二、三人。若加靠背椅，则可坐人二十许。此即其接见外、内宾及会议室也。西间为其写作室，东间则其秘书之办公处也。东西间又各联耳房，西耳房乃安娥所住，东耳房则彼所住。北屋之东西靠墙处，复玄木制高大书架。其架甚阔，两面均可直立大32开洋装本。其架甚高，若取架顶书，非立于板凳上不可。又东耳房之南（即内院之北头东屋），有方丈之室（此即六六年十一月底迄六七年一月，清真②、敬之③、赵寻及余四人每日共坐破条凳愁眉相对处也），其中置一般木书架数个；其西屋餐室中，亦有一般木书架二。故入彼家，颇有图书满室之感。内院之南屋，中为过道，两室则曾为余之办公室，东室则老兵所住。故开会也、午间小睡也，余每入其北屋，颇乱翻其书架，彼见了亦不之禁。其架上以日文书为夥……我尝遍索其架，仅西壁近彼办公桌架顶上有线装书一堆，约廿余册。审其书根，亦是清刻。询是何书，彼亦不之记忆。曾向彼借开明版《清史稿》，彼及黎之彦（其秘书也）为之大索无着。越三、四年，则又见列于架上矣。盖当时被扔于一书架顶上，杂于大堆杂志中也。尝见彼桌上有《红雪楼曲》数种一套，开视之，则是从戏校借来者。欲与之一谈“红雪楼”与“九种曲”之关系，彼忽由《临川梦》而汤显祖而及禅佛，而及弘一法师，并建议余好好研究弘一生平，写出论文。寿昌之闲谈杂乱无章如是，其开会发言，以至作大报告，杂乱无章亦复如此；甚至主持座谈会前，为彼拟好发言提纲，经商定同意，然发言时忽找不到提纲，或看了提纲又作杂乱无章之发言，余亦屡屡遇之……其尤杂乱无章者，则晨起忽找不到另一只袜子，以至于老李（光华，其司机也）开车出胡同时，始发现一只袜子反穿，因而停车解皮鞋之事，亦数见不鲜。至其写字台上，更乱七八糟之至……宜其四壁图书而书之杂乱无章陈置也。其北屋六六年冬以迄翌年一月，为造反派办公室，架上杂陈之书已有散失。其后连屋封存。丙辰⑤三月，文艺图书馆（筹办中）要接收，处中⑥日派四、五人前往编目整理。对方所要之书，随编目随以三轮平板车拉走。所不要者，后悉装运至我们会议室。其中有成堆乱捆者，有以破木箱、皮箱、大香烟纸箱乱装者，有以麻袋盛者，亦是杂乱无章，高高堆满大会议室之一角。然其中多是新版薄册及内部资料之类，亦有尚可参考之书不少。我组有人曹随手偶翻，事为一支部负责人所悉，向组长及我组大发雷霆。当时屡有人建议，不妨廉价处理，在处内出售，无回答。无何，连同处内及干校运回之此等书籍、材料等，悉售于废品公司，闻得价达五、六百元（每公斤不过七、八分钱而已）。其中有寿昌历年原稿塞满两麻袋，谅亦是以杂乱无章而“告终”矣。

田汉故居

目睹田汉惨遭迫害、他的故居惨遭浩劫，他的书稿被塞满两麻袋，当成废纸卖掉，父亲当时愤怒和难过是难以用语言来表达的，但是他坚信田汉的案子一定会翻。1979年3月26日，他在写给其弟不庸的信中说：“田汉即将公开平反，隆重追悼。”父亲终于等来了为田汉平反昭雪的那一天。他在参加田汉追悼大会之后，应《戏剧论丛》刊物之约，抱病撰写了《田汉改〈群英会〉》的长文。这一年，父亲还撰写了数万字的《忆盖老》，文中回忆了1961年夏，田汉在家中与盖叫天、梅兰芳等著名戏剧家谈艺时的情景，这篇文章为后人研究我国的戏曲艺术以及著名戏剧家之间的交往，提供了一份不可多得的史料。

粉碎“四人帮”之后，心情舒畅的父亲不顾自己多病的身体，以饱满的热情全身心投入到工作中去。1979年，他在写给周扬同志的信中说“医仍嘱全休。但每天在家的工作时间仍少不了八小时”，“我不会…白拿国家工资的，这也是由于我经常想起田汉日日夜夜孜孜不息工作情况的鞭笞所致。想起田汉，我的心情是难以平静的。他是我的榜样。”在父亲最后的日子里，他就是这样，以他的老上级田汉为榜样，拼命忘我地工作，以至于不满58岁就去世了。

注释：

①指田汉家。

②可能为“文革”前剧协秘书长李超（回民）。

③贺敬之。

④剧协副秘书长伊兵。

⑤1976年。

⑥原文化部留守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