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西南剧展”40周年和纪念欧阳予倩95周年诞辰活动照片

感谢中国戏剧家协会、中央戏剧学院、广西壮族自治区文化局、中国戏剧家协会广西分会的邀请，使我有机会回到桂林参加纪念“西南剧展”40周年和纪念我父亲95周年诞辰的活动。抗战八年我都是跟随父母在桂林和昭平度过的。这次回来怎能不激动呢！

桂林引起我许多童年的回忆，我们原来住的家榕荫路13号现在已经找不到了，换成了新房子，但那条十字路还在。父亲在桂林的时候，住在那里的一间厢房里。在那间房里会客、谈工作；改编了《梁红玉》《桃花扇》，创作了桂剧《搜庙反正》、话剧《忠王李秀成》《越打越肥》等作品，他和田汉伯伯、瞿白音、熊佛西同志以及四队、七队、九队的领导同志商量过关于筹备“西南剧展”的大事。……记得在艺术馆原址（丽泽门外丽君路的一间茅草棚子里）排戏，靠近四眼水塘，一下雨就泥泞难走，条件是艰苦的。我们在1946年离开桂林以后，最令人思念的不是神奇的山洞、秀美的山水，而是在民族灾难深重的时刻，和父母亲一同投身于抗日救亡运动的战友们、亲人们。

欧阳予倩、刘问秋夫妇与女儿欧阳敬如在桂林

听父亲说，他和桂林的缘分还蛮深的，因为我的曾祖父欧阳中鹄在清末曾任桂林知府。1906年父亲结婚后就把母亲接到桂林。那时候，父亲就接触过桂戏。抗战期间，他从事桂剧改革工作六年之久。在改革桂剧的工作中，他积极宣传抗日救国、反对侵略，父亲借剧中人之口痛斥侵略者和卖国贼，以及大敌当前不敢抵抗，对内腐败沉溺于内争、欺压百姓的反动政府。演出进行时观众高呼：“打倒汉奸！”听说有次把大汉奸汪精卫的老婆陈璧君给吓跑了。当剧中人物控诉侵略者的暴行时，观众泣不成声……我也经常和观众在一起喊口号，一同流眼泪。这种情景是难忘的。

父亲改革桂戏，主张立足于桂戏优良传统的基础上，吸取其它剧种和各种流派之所长。他说，话剧的精华甚至西洋歌剧的优点都可以借鉴。父亲给我讲许多历史故事。他说我国民族戏曲很多都是反映我国人民勇敢、勤劳、智慧、舍己为人、爱憎分明、反抗侵略、坚强不屈的优秀品质。他要我下功夫学习历史。

我经常晚上溜到剧场看戏，尹羲同志扮演的李香君、杜宜春，王盈秋同志扮演的韩世忠、侯朝宗，谢玉君同志扮演的梁红玉、李贞丽等等。他们这些桂剧界的前辈们，塑造了各种不同的人物：有的大义凛然，有的高洁素雅，有的风趣诙谐，真是栩如生，记得父亲排的戏都洋溢着浓厚的生活气息。我也看过金素秋同志和李紫贵同志的炉火纯青的表演，给我的印象是很深的。

父亲的工作和母亲的支持是分不开的。他们互敬互爱，互相帮助，始终不渝。父亲常常利用空袭警报的时间在岩洞中给演员说戏。母亲就利用岩洞口的亮光做花、做小道具。他们二老结婚36周年是在广西度过的。那时父亲在柳州，给妈妈寄了一首诗：“分明卅六年间事，甘苦偕卿喜共尝，建树尚期余岁月，恩情源远自流长”。当爸爸和妈妈商量，要将《梁红玉》的稿酬、版税全部捐给桂剧改革作经费时，妈妈欣然赞同。

听父亲说，徐悲鸿伯伯在重庆成立美术学院，就把原来由他组办的广西省立艺术馆移交给父亲来主持，父亲导演的第一个戏是夏衍伯伯编写的话剧《心防》，我在里面演一个小孩。后来艺术馆还演过《愁城记》《长夜行》《草木皆兵》。当时青年观众对夏编欧导的话剧是很欢迎的。四年中艺术馆演出了《天国春秋》《国家至上》《忠王李秀成》《小人物狂想曲》《裙带风》《结婚进行曲》《面子问题》和《越打越肥》等话剧。

《旧家》剧照

“西南剧展”时，我参加演出了《日出》和父亲匆忙赶写的《旧家》。《旧家》写的是一个腐败的快要崩溃的大家庭。剧本受历史条件限制未能直接写光明的解放区，但是父亲在召集演员谈剧本的时候说过：“中国这个旧家已腐败到崩溃，中国的希望寄托在北方的农村……”扮演剧中老太爷的肖琪同志问：“那不就是指解放区吗？父亲回答说：“只可意会，不可言传。”我盼望旧中国快点崩溃，新中国早些诞生！“西南剧展”使我感受到抗日戏剧工作者的团结和力量，使我受到鼓舞。我第一回连续观摩这么多剧目，获得了丰富的艺术营养。在这里我不禁回忆起往事：1943年深秋，田伯伯在我家吃饭，爸爸兴高采烈地和田伯伯商量，“想趁艺术馆剧场落成时，邀请邻近的演出团队来新剧场演出，互相学习，你看怎么样？”田伯伯很赞成，他说：“范围要扩大一些嘛，多团结些人嘛。”这两老越谈越高兴。

在桂林，爸爸遇事就常常找夏衍伯伯和田伯伯商量，范长江、周钢鸣、邵荃麟、狄超白、华嘉等同志常和父亲有来往。有些地下党员带来了《西行漫记》和毛主席的《论持久战》《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爸爸看完就给妈妈和我看。从那时候，我就感到爸爸对共产党员十分尊重，不论党员是同辈还是晚辈，他都重视他们的意见。爸爸和柳亚子伯伯、干家驹伯伯、萨空了伯伯的交往也很密切。萨伯伯被国民党关在甲山山洞里的时候，我和他的女儿萨苦茶去探望过他。

《广西日报·昭平版》纪念特刊题字

1944年秋，父亲和部分艺术馆人员撤退到昭平黄姚镇后，他直接在广西地下党省委钱昕同志的领导下工作，由狄超白，张锡昌同志介绍他入民盟。他和莫乃群、千家驹、张锡昌、胡仲持、陈劭先同志等办《广西日报》昭平版，用驿站的办法传递新华社的消息。父亲以“合法”身份掩护了一批共产党员和游击队员。

抗战胜利后回到桂林，父亲立刻投入了新的战斗。针对蒋介石发动内战的阴谋，他写了活报剧《桂林夜话》《思想问题》及哑剧《言论自由》，导演了反对内战的《凯旋》。他在“五四”纪念会上批评了美国总统胡佛的政策，指责美国救济物资是“香饵”，因此受到广西当局的责难和特务的迫害，他们骂我父亲拿着国民党的钱替共产党做事，是共产党的尾巴。他们还在报上对我们全家进行人身攻击，而且特务向我们扔石头，在我家门缝里塞恐吓信。1946年，父母亲和我被迫先后离开了桂林。这次我主要回忆的是父亲在广西时期的斗争生活。

父亲一生坚定不移地追求进步、追求真理、追求党，把自己的一生毫无保留地献身于革命的戏剧事业。1955年他于66岁高龄终于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哭了。我和妈妈参加他的入党宣誓仪式时也哭了。爸爸说他好比是一架旧机器，在先进工人运用之下，可以起到螺丝钉的作用……

他因患尿酸性关节炎，常痛得简直恨不得死过去。我感到非常心痛和吃惊，父亲这么年老多病，却从来也不停地做了大量的工作，他为革命做到“春蚕到死丝方尽”。

1962年他病重垂危时，他还让同志给他传达广州会议上陈毅同志的讲话。他兴奋得想抓戏剧学院的工作，又想搞科学研究，还想写东西。他的手已被固定着在打点滴了（输液），他还对我和妈妈说：“人家说我是权威，其实我不是什么权威，我不过是一个戏剧运动的积极分子而已。过去走过弯路，但我对中国共产党的政策、路线是诚心诚意学习的。我别的没有什么遗憾，就是感到工作做得太少，学习太少。一息尚存，此志不容稍懈。”

1962年9月21日下午，爸爸离开我们走了！当天深夜敬爱的周总理在百忙中赶到阜外医院参加父亲入殓仪式。总理一一和家属握手时，亲切地对我说：“敬如，你要好好安慰妈妈。”这体现了党对我们全家最大的关怀：使我终生难忘！

1972年我母亲瘫痪四年多之后在痛苦中去世了。当时，“四人帮”还在台上，妈妈病重，医院不收留她，不给她治病，我和海男被赶到干校劳动改造，只有一位老阿姨守在妈妈的身边照顾她。当总理和邓妈妈知道我母亲去世的消息后，就打电话找我，问我母亲患什么病，什么时候去世？并且要我化悲痛为力量。在遇到困难的时候，党总是向我们全家伸出温暖而有力的手。军宣队知道这事以后，为我母亲开了小型的追悼会。

欧阳敬如编纂的《欧阳予倩戏剧论文集》

在“四人帮”被粉碎后，亲爱的党不但彻底恢复了我已故父亲的政治名誉，而且实现了我母亲的遗愿，将她的骨灰和父亲合葬。为了永远记住党对我们一家的恩情，为了纪念和学习父亲高尚的品德，当1981年出版社通知我已出版了我父亲文集的时候，我当即建议将文集的稿费全部捐献作为欧阳予情的戏剧奖金。我这样做，爸爸在九泉下若有知，也会感到高兴的。现在我希望出版社能实现我这做女儿的对父亲表达的一点菲薄的心愿。

——（载1984年3月30日《桂林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