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2年9月12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我父亲戴不凡先生《评<金钵记>》一文，该文的编者按说：“‘白蛇传’是我国流行最广的优秀的民间传说之一。各地经常演出这个剧目，所根据的脚本不止一种，《金钵记》即其中之一。在改编工作上，这个剧本是有缺点的。戴不凡同志在本文中对这剧本进行了分析和批评。在本文发表以前，作者田汉同志已对《金钵记》作了一些修改，并已将剧名仍改为《白蛇传》，现正继续进行修改中。修改本不久可以出版。兹以本文涉及如何处理以民间传说为题材的戏曲的带有原则性的问题，所以发表出来，以引起戏曲工作者和文艺界的注意。”

此文发表前，父亲曾收到《人民日报》的信函，望他尽快携带有关《白蛇传》的资料来京参加讨论。来京后，他除同文化部艺术局副局长马彦祥、《人民日报》文艺部主任袁水拍讨论有关《白蛇传》的一些问题外，中宣部副部长周扬为此单独召见了我父亲。后来经周扬点名，父亲同年10月9日由杭州《当代日报》（后改为《杭州日报》）调至由田汉任局长的文化部艺术局工作。几年后，他又随田汉到中国戏剧家协会工作。父亲与田汉一起工作了近14年后，“文化大革命”爆发了。

田汉作为一名剧作家，创作了大批优秀的剧本，受到广大人民的喜爱。但他根据陕西地方剧碗碗腔《女巡按》改编的京剧《谢瑶环》却被一些人强加上“莫须有”的罪名而受到严厉的批判。“文革”开始后，田汉被当作“三反分子”揪了出来。不久，我父亲也被扣上“黑线人物”等帽子被造反派揪斗。再以后，田汉、阳翰笙等文联及各个协会的部分领导、文艺界的知名人士被造反派非法拘押，白天被示众批斗，晚间他们同囚斗室。这其中，也有我的父亲。这样，父亲与田汉曾共同度过了一段朝夕相处的痛苦日子。无论是田汉当局长、当剧协主席，还是“文革”时他惨遭迫害，父亲始终都是很钦佩老上级田汉的。在父亲眼里，田汉是一个令人尊敬的领导、师长，一个才华横溢的剧作家、诗人，又是一个平易近人、可以与之无话不谈的好朋友。每每谈起田汉的作品、人品，实事求是的作风，对自己的教诲，以及田汉在“文革”中备受侮辱、惨遭毒打，其家被抄，大批珍贵图书惨遭浩劫的情景，父亲的心情再也无法平静。

妙笔生花，三改《群英会》

1957年，岑范导演了由中国京剧院、北京京剧团联合演出的彩色戏曲影片《群英会》，谭富英、叶盛兰、马连良、萧长华、裘盛戎、袁世海等著名表演艺术家参加了影片的拍摄。影片公映后，上座率空前的好，老戏迷们过足了戏瘾，一致称赞这部影片无论是导演，还是演员或剧本，其艺术水平均堪称一流。影片《群英会》为后人留下了一份宝贵的文化艺术遗产，鲜为人知的是，田汉为《群英会》剧本的改编，付出了大量的心血。

事情得从1952年10月文化部举办的第一届全国戏曲观摩演出大会说起。在这个新中国成立后的首次戏曲盛会上，共演出82台剧目。大会组委会从中筛选了《群英会》等32台优秀传统剧目向全国推广。为更好地贯彻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发布的《关于戏曲改革工作的指示》（即《五·五指示》)，将当时戏曲改革工作的主要力量放在审定流行最广的旧有剧目上，文化部在1953年就将审定京剧传统剧目列为当年工作的第一重点。同年六七月间，周扬指定艺术局副局长张光年专门负责此项工作。由此，艺术局成立了剧目组，负责整理、审定传统的有代表性的京剧剧本，以供剧团演出。整理后的剧本以《京剧丛刊》的名义出版。剧目组由4人组成，组长由张光年兼任，我父亲也是其中的一员，具体负责京剧传统剧本的审定、整理和编辑工作。

在当时特定的历史背景下，戏改工作存在着粗暴的作风，部分戏改干部乱改剧本，有些演员不得已，自己也在乱改剧本。在这种情况下，剧目组决定，每人先选一个优秀的传统剧目进行整理审定，并要求整理者尽量吸收保留各种老本和演出本所长，搞出“汇校集锦本”来。

我父亲整理的第一个剧本便是《群英会》。他阅读了几种剧本后，认为中国戏曲研究院收藏的本子比较详细，便于舞台演出，于是就把它作为底本，并以《戏考》《京戏大观》《戏典》《京戏考》中所收相关剧本以及谭鑫培和马连良的演出本等为参校本，同时还参考了李卓吾、毛宗岗本的《三国演义》。为慎重起见，在整理过程中，父亲把整理本拿到中国戏曲研究院去讨论，同时也到李少春、袁世海、叶盛兰等著名演员处征求意见，而后又进行修改。他夜以继日地工作，终于把整理修改好的剧本转到了田汉局长的手中。田汉十分仔细地看了这个整理本，除赞同一些修改意见外，他又亲自对剧本做了相当多的修改。后来，父亲拿着田汉修改好的剧本去征求李少春、袁世海等人的意见，这些演员对剧本的修改不仅表示同意，而且还觉得田汉的词改得好。但也有两位著名演员表示了不同意见，一位说田汉的“本子改得好，但我可不可以还按我原来的唱？”另一位则说“你们怎么改都可以，我还是唱我的。”父亲觉得他们所坚持的，都是那些未尽合理的细节和文法不通的唱词。田汉接到征求意见本，又听了汇报之后，没有责怪那些有不同意见的演员，而是将他们的意见认真琢磨了一番，然后从头至尾地又重新修改了一番。父亲拿着经田汉两次修改过的剧本很是犯难，因为他知道这两位演员还是不会同意田汉的修改意见，而不经过他们同意审定的本子，也和报废没什么两样。

过去演出《群英会》的演员，大都来自富连成社，于是父亲就去征求曾任该社总教习、蒋干的扮演者萧长华先生的意见。在访问中得知，萧先生原是这个戏的撰定者，而萧先生也不满意自己的学生乱改他的剧本。在详细谈了这个戏的编写和演出情况后，萧先生便把精心保存的自己数十年前编撰的几本《全部赤壁鏖兵》剧本用牛皮纸包好，交给父亲带回去参考。

阅罢萧先生的剧本后，父亲认为该本中“横槊赋诗”一场文字虽略显粗糙，但应补充到《群英会》中去。于是他抄下那场戏，请田汉过目。还不到两天时间，父亲就收到田汉的短信和用毛笔与钢笔改写的本子。看到田汉在本子上或纸条上的手迹，父亲觉得田汉不放过任何一个不够准确的地方，所改之处非常合理，字里行间体现出其渊博的知识及一丝不苟的工作态度。

剧本“聚铁山劫粮”中，原本周瑜命鲁肃下场后，认为孔明中计，唱“这是我暗杀他不用钢刀”。田汉批注“这是借，而不是用刀”。因此他将此句改为“学曹操杀祢衡不用钢刀”。经过他改动的6个字，使人想起更多的历史内容。如果不是一个烂熟三国历史的作家，改这句唱词时，是不会联想到曹操杀祢衡这个典故来。

又如“群英会”一场，周瑜对蒋干说道：“当年弟与兄同窗学艺之时，不曾望有今日。”“艺”字，当时许多演员念作“业”字。田汉批注道：“六艺有射御，可以说‘学艺’；‘学业’或一名词。”从中可见，田汉对一个字，也会生发开去，浮想联翩，引古证今，说出道理来。

在“借东风”一场中，有“学天书玄妙法犹如反掌”之句，父亲认为这是该剧最难处理的一句唱词：“玄妙法”似通非通，且把孔明神话得有点“玄”。他曾拟订了十几种修改方案，为此还请教了一些演员。但由于它牵涉到唱与表演的问题，“动一发而牵全身”，所以一直也改不出一句漂亮的唱词儿来。田汉听说父亲曾为这句唱词犯难，他思索后，只将“玄妙法”改为“改造化”，并加注道：“十一月发东风，冬行春令，改造化也。”虽只三字的改动，却有画龙点睛之妙。只有对中国古代知识非常丰富的人，才会改出这种鬼斧神工的笔墨！

田汉修改这出戏时所加的自注和说明，不仅体现出他确实是编剧的高手，而且也可以看出他是如何以严肃认真的态度对待我国珍贵的戏曲遗产的。田汉在修改《群英会》时，考虑的是不仅要使剧本的文学性更强，而且也要充分考虑到演员的实际演出情况。萧长华先生认为田汉的改词“不碍唱”，这是一个著名戏曲演员对田汉工作最恰如其分的评价。

父亲在整理《群英会》的过程中，发现在剧目审定过程中，有脱离演员的倾向，遂向田汉汇报。后来文化部作出决定，所审定的剧本“凡属可改可不改者，不改”。根据这个原则，父亲与萧长华先生又一起研究了这个剧本。萧先生特别喜欢自己本子中较为通俗的念白、唱词，所以在可改可不改之处，父亲完全尊重他的意见。而萧先生也十分愿意吸收田汉所改的一些十分精彩的唱词、念白，“横槊赋诗”一场，就全部采用的是田汉所改之本。

田汉帮助我父亲改出的《群英会》，成为剧目组整理出来的第一个剧本，同时也成了“范本”，它使剧目组在工作中有据可循，也使戏改工作者明白如何谨慎地对待我国的优秀文化遗产。对京剧剧目的审定工作，许多人认为少则五年，多则一二十年也未可知。由于文化部对这项工作的重视，也有像田汉这样的领导在其中所做的大量工作，因此这项工作不到两年的时间就完成了。审定后的剧本，由上海文艺出版社以《京剧丛刊》的名义出版。虽然田汉参加了《群英会》的具体修改工作，并为这个戏付出了大量的劳动，但他没有理所当然地署上自己的名字。而后来由北京电影制片厂拍摄的《群英会》电影，演员所用的演出本就是在戏改中整理修改后审定的剧本。

父亲在从事剧目审定工作中有幸得到田汉的教诲，这使他在以后的整理传统剧目工作过程中兢兢业业、一丝不苟，为此得到艺术局领导和演员们的信任。后来，父亲被派去整理梅兰芳、周信芳、盖叫天这3位京剧艺术大师的演出剧目。他不仅圆满地完成了任务，而且还与这些艺术大师结下了深厚的友谊，成了忘年交，这当为后话。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