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曲家、音乐教育家陆华柏

最近，读夏衍同志《纪念艺术大师欧阳予倩百岁诞辰》一文，看到题前的“他在话剧、戏曲、电影、舞蹈、教育等多方面的领域都有开创之功、改革之功”这番话，便想起欧阳老也是音乐事业热心的扶植者，因为我抗战时期在桂林与他共过事，所以深有感受。

抗战时期，由于欧阳予倩在文化界的声望，当局请他筹建广西省艺术馆，并于1940年3月成立，任他为馆长。

当时我在南京与几个青年人结为室乐演奏小组（钢琴五重奏），得画家徐悲鸿介绍到桂林“推广音乐教育”。但我们除了举行过几场音乐会之外，就不知道怎样开展工作了。欧阳予倩主办的艺术馆设有音乐部。他邀请我，还有一个拉大提琴的王友健（马思聪的妻弟）、一个吹单簧管兼作曲的王义平（现为武汉音乐学院教授），还有两位拉小提琴的陈欣（后去南洋）和黎珉（文革中去世）当“研究员”。我也就是这样与欧阳予倩相识的。“我们研究什么呢？”我问欧阳馆长，他的眼睛透过高度近视镜片望望我笑了笑说，“什么都不要你们研究，就是搞你们的音乐。”我们高兴极了，我们就是想找这样的工作。真正学音乐的人是不会懒的，你越不作硬性规定，越不居高临下指手划脚，他们越会自己努力练技巧、努力工作。欧阳予倩正因为是艺术家，所以深谙领导艺术家的规律。

欧阳予倩与夫人刘韵秋在艺术馆工地

欧阳予倩致于养着我们这些平常看起来似乎拿钱不做事（不上班）的人，这一点我很佩服，他深知：我们这样的人是不会不做事的，除非真的不行，那种人就是做了也等于不做。

到了1942年，欧阳予倩要我担任艺术馆音乐部的主任，这时音乐部已有了相当大的发展，拥有一个编制为20人的职业性合唱团，一个15人的职业性管弦乐队。我是编谱兼常任指挥。养着一批专业歌唱家，只要你自己练唱、参加合唱排练、参加演出（次数也并不多），每月照发薪金。管弦乐队只有第一小提琴4人、第二小提琴3人、中提琴1人、大提琴2人、低音提琴1人、长笛1人、单簧管1人、打击乐1人、钢琴1人，只能算个“微型”乐队。除单独演奏器乐作品外，平常还为合唱团伴奏，也是很出色的。在他领导下，音乐部的工作有很大的主动权和独立性，他十分尊重音乐艺术的特殊规律，从不强迫我们为他领导的戏剧部门的工作服务。

1946年，我已到南昌工作。那时我曾将歌剧《牛郎织女》脚本全部谱出曲，并在南昌举行过一次专场的选曲清唱音乐会。我当时曾与欧阳予倩通信，问他是否在桂林排练演出此歌剧？他复了很热情的信，说可以想办法。后来他又来一信，说上演这样的歌剧，必须要有一纱幕，才能显得飘渺朦胧，天上人间，但是艺术馆经费十分拮据，难以购置。后来，又接到欧阳予倩的信，他告诉我，由于受到地方恶势排斥，他准备离开桂林，这一年9月间他真的离开了桂林。至此，我这部歌剧的演出也就完全绝望了。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我们有相当一批音乐工作者都是应欧阳予倩之邀从香港回来的，包括章彦夫妇、陈玄夫妇、王连三、唐敏南等等，我也是其中之一。

欧阳予倩是1962年去世的，当时我在武汉，想表示一点悼唁之情，提笔又犹豫了，怕累及丧家，因为我在1957年身不由己被卷入了“扩大”之中。现在写出这篇纪念老馆长的短文，一吐欧阳先生在抗战时期对我国音乐事业的支持，也算了结一桩心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