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阳老和我有将近四十年的交往，共事的关系，他是我最真挚的朋友，也是我最亲密的导师。他一生所走过的道路是我们旧知识分子最光荣的道路，也是唯一正确的道路。回想起来，他不但在思想意识上，在戏剧业务上，在治学方法上，在待人接物上，他都给我很大的影响。我走上戏剧的岗位，坚持这个岗位，是和他的支持和鼓励分不开的。四十年中我和他共事有好几次，通信来往一直没有间断过。他虽然现在离我而去了，但他仍然是我的导师，我的学习榜样；我打算用更好地学习他的具体行动来纪念我的亦师亦友的欧阳老。就我记忆所及，我想在这里谈谈我对他的认识和体会，也就是我今后要更好地学习他的几个方面。

首先，他的追求进步，追求真理的坚定毅力和始终不懈的精神是值得我们学习的。大家知道欧阳老出身于封建官僚的大家庭里，在青年学生时代他过着优越富裕的官家子弟的生活，私费留学日本多年，但他勇于接受当时的新思潮——资产阶级民主思想，在日本参加春柳社，参加民族革命运动，回国后他从事新剧工作，虽然他家庭竭力反对，但他毅然决然学戏演戏，最初过着极其艰难困苦的生活。他夫人韵秋同志也是名门闺秀出身，精通诗词，但她支持丈夫叛变家庭，同甘共苦，真是值得敬佩的。我初次认识他的时候，他正在上海天蟾舞台演出京剧，红极一时，名震海上，但他并不以此自满。演剧之外，竭力从事革命话剧和京剧改良工作，编了不少反帝反封建的新本。大革命期间，他舍弃演剧生涯，专心从事革命；大革命失败后，他从事电影工作，从事戏剧教育工作，在广州办戏剧研究所，培养新的戏剧工作者。他东奔西走，筹资办学，时南时北，生活极不安定。他参加民主同盟，参加反蒋介石的福建人民政府，因而几次受到反动派的迫害和驱逐，流亡国外一个时期，但他从不灰心。抗战开始时他正在上海从事京剧改良工作，办剧团，日寇扬言要绑架他，他于是不得不匆匆离开上海，辗转香港、桂林、重庆等地。抗战胜利时，他正在广西办省立艺术馆，由于他反对内战，反对国民党卖国政府，倾向中国共产党，被广西反动当局驱逐，只身避难来上海。我记得那时他穷困之至，没有钱租房子，由地下党的帮助，才从联华电影公司借他一笔钱，到了陕西南路某弄堂的三层楼两间房子，一家四口暂时安身。但在上海他的积极的政治活动，又受到反动派的注意，不能不去香港避难。他一生为了进步的事业，颠沛流离，倍尝辛酸，在追求进步、追求真理的知识分子中是极其典型的，尤其在抗战前后直到解放，不知走了多少地方，搬了多少次家；刚刚住定下来，一会儿又得迁移或出走；毁家兴家，不知几度反复；颠沛困顿，有朝不保夕之势。但他始保持乐观的态度和旺盛的战斗精神。他跟老朋友在一起的时候，总是笑逐颜开，精神抖擞，从不悲观失望，从不对反动派表示妥协。他讲到反动派卑鄙无耻的行径时候，总喜欢表演一番，绘形绘色，引得满座哄然大笑。他一向关心政治，我和他在香港同居一室的时候，每天早上他第一件事就是看报，看得非常仔细，凡看到反动派的暴行或无耻造谣，他总是拍案申斥，怒容满面，他常常跟我们从报纸的字里行间分析国内外形势，推测今后的发展趋向，娓娓动听，对革命信心百倍，给我们很大的鼓舞。他热心从事一切进步的政治活动，有一时期他的腿走路不便，就拄着手杖出门，凡是民盟、文联和其他进步团体开会，他总是按时前往，从不缺席。他白天在外奔走，晚间回来，还要看报章杂志，直到深夜才睡。他走过的道路是比较曲折的，但他从不安于现状，停步不前；他总是朝气蓬勃，不甘落后。他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反对异族统治，反对封建残余，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到新民主主义革命——承认“只有中国共产党能救中国”，反对贪污腐化、勾结帝国主义压迫人民的国民党反动派，一直到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献出一切，成为共产党员，其间虽然经过了不少艰难和曲折，但总的来说，他的道路是一直在追求进步，追求真理。他的革命热情不仅从来有衰退过，并且愈战愈强，精神越来越旺。他几十年来一直是多难多病，关节炎、糖尿病从来没有完全治愈过，但他只要能起床，总是跟健康人一样工作、开会、奔走、演讲，一天到晚没有空暇的时候。在香港有时一早上有十多批人来看他，他总是强打精神，热情接待，谈笑风生，从来不肯拒绝，或敷衍塞责地应付。有时实在疲乏不堪，他就在座椅上闭目静坐一会，又恢复了饱满的精神。人家他演讲或撰稿，他一向是有求必应；就是在病中躺在床上，他的头边总是一大堆报章书籍，甚至于坐在床上写信写稿，我有时再三劝他休息，他总是笑嘻嘻地对我：“你别怕，我死不了。”我们每次到北京去开会，知道他病了，不去通知他，但他往往在会议中间突然出现了，还怪我们为什么不告诉他。这种忘我的革命热情和工作热情给了我们很大的激励和教育。

其次，他对业务的勤学苦练，孜孜不倦，刻苦钻研，非到学通学精不肯放手，也是使我们大为感动的。他唱京剧青衣，既不是科班出身，也从来没有正规学习过，他主要依靠自己刻苦自学，发奋用功得来的。他的唱，他的表演，自成一派，有独到之处，因此他能在京剧舞台上红极一时，为内外行所赞赏，当时有南欧北梅之称。他的确是得来不易也当之无愧的。他不独精通中国古典文学，诗词歌赋，无一不会，并且能讲能读几种外国文字，也是使人吃惊的。他的日文不用说，是道地的日本通，并且能读英文、法文、德文的书籍，尤其是英文，能讲能写。据他自己说都没有经过正规学习，是自学得来的。他对西洋文学西洋戏剧非常熟悉。他有一个非常值得我们学习的习惯：跟朋友们谈天时，好发问，虚心向别人学习，他记忆力又强，听过了就记得，看过了就背得出来。他和我谈莎士比亚，他能背哈姆雷特的名句，他听你分析，但他也有自己的见解。因此，他跟任何人都能谈得津津有味，乐而忘倦。他做学问，一丝不苟；有时我说大概如此，他却一定要查原书，核对改正，非到完全了解不肯停止。他有时对某一个艺术问题，有了新的见解，他不肯马上肯定下来，写为文章，他一定要在许多朋友前提出来，征求意见，反复讨论，把见解修改了再修改，然后再肯定下来。这种审慎的、科学的治学精神，常常使我非常感动。他好学不倦，手不释卷；他患高度近视，一只左眼眼力又差，看书极不方便；但他并不因此而放松自己。他看到好书乐于介绍，还常常把自己的书送给朋友。我书架上还可以找到他赠给我的一些中外文书籍。

他对戏剧运动和教育后进青年是热心到了极点的，他既不为名，也不为利。我记得 1934年复旦剧社决定排演曹禺新作《雷雨》。那时洪深先生到青岛大学教书去了，这戏又很难排（在上海第一次演出），我就去请欧阳老来担任导演。我当时认为欧阳老不会答应，他在上海工作很忙，自己在搞一个改良京剧的剧团，哪有工夫来为一个学校业余剧团排戏呢？但那时实在找不到一个合适的导演，只好去试试看。哪儿知道，我一提出这个请求，他立刻就答应了，每天坐车到江湾去排戏，一排就是半天或一整天。学生剧团非常穷，没有能力请他吃便饭，付他的车资，更不用说导演税了。他不但要花上一个多月宝贵的时间，还得赔上饭费和车资。终于这个戏在上海正式演出了，得到了广大群众热烈的欢迎。这次演出非常成功，又是《雷雨》在上海第一次和观众见面，给我的印象非常深刻。我还请他到复旦、暨南等大学作过几次演讲，这种演讲也是不付报酬的，还得由他自己贴上车资。他参加上海戏剧协社、南国社、青鸟剧社等话剧运动，创办广东戏剧研究所、广西省立艺术馆，无不都是艰苦备尝，遭受反动派一再迫害和歧视，但他始终如一，毫无怨言。他为了革命，为了戏剧运动，为了培养戏剧的新生一代，四十年如一日。就是在解放以后，在党的领导下，他担任了中央戏剧学院的负责工作，他的身体已经一天天坏下去，常常病倒，但他还是坚持到学院去讲课，一直到前年春天，没有间断过。他对后进的培养真可以说是不遗余力的。拿我自己来说，欧阳老可以是我钻研戏剧的启蒙师和几十年的导师，他指点我应该看些什么书，注意些什么方面，借书赠书拾我，中央戏剧学院出版的一些讲稿，如《导演学》《导演学导言》和他自己的《一得余抄》，总是一出版就寄赠给我。去年四月我到北京开会，他还跟我谈到他的戏剧理论研究计划，还要我把文化部指定写的教材讲稿，一写出来就寄给他，并表示他一定第一个向我提意见。可是真想不到，我的教材还没写完，他却离我而去了。

欧阳老是中国话剧的创始人之一，是五十多年话剧运动的领导者之一，他在戏剧事业上有那么大的贡献，但他从来不以功臣自居，虚怀若谷，待人接物，谦恭有礼，对朋友对同事一直是诚恳热情，有意见就提，有好处就鼓励，对真理和正义的维护，奋不顾身，对党的事业，忠心耿耿。他的逝世不仅使戏剧界感到莫大的悲痛，也是我国社会主义文艺事业的不可补偿的损失。我们只有继承他的遗志，学习他的榜样，努力地学习和积极地工作，更好地发展我国社会主义的戏剧事业，来纪念我们这位卓越的戏剧大师和光荣的文艺战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