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43年冬起，田汉先生就和我们“四维儿童剧团”在一起，他在这段时间里曾和我们一起由桂林到贵阳，再到云南。在我们流亡的艰苦日子里，田汉和安娥为“四维”的演出操劳，为我们的衣食住奔波，为我们剧团的戏改工作出力，立下光辉业绩，是我们“四维”的恩师。

田汉、安娥与四维儿童戏剧学校合影

1943年冬，田先生把新平剧《江汉渔歌》交给我们，由李紫贵老师导演。后来，《江汉渔歌》参加了1944年由欧阳予倩和田汉二老主持举办的西南戏剧展览会，演出成功，田老很高兴，要我们继续努力，演新戏。此后，我们演出的都是田汉和欧阳予倩先生写的剧本。我们演田先生的剧本除《江汉渔歌》,《新雁门关》，一、二、三本《新儿女英雄传》，《岳飞》,《会缘桥》,《情探》之外，还有《武松与潘金莲》,《南明双忠记》。

《武松与潘金莲》是田先生于1944年秋在贵州省都匀县写成的。当时我们四维儿童剧团由桂林经独山到都匀，不久他和安娥先生来了，同我们生活在一起。那时大家生活都很苦，田先生和我们一起住在一所破祠堂里，每天仅有两餐糙米饭，《武松与潘金莲》就是在这里用一个星期写成的，我们随即排练演出。当时该剧很受欢迎，尤其是受到妇女的喜爱，因为其它的旧本都把潘金莲写成是谋害亲夫的阴毒之妇，田先生替潘金莲翻了案，写潘金莲受封建压迫，婚姻不自主的悲剧。另一个戏是《南明双忠记》，该剧是1944年冬季在贵阳写成的，也是由我们四维儿童剧团排练演出。

抗战时期的田汉

那时我们剧团已由都匀移到贵阳，当时我们是十三四岁的儿童，还有更小的。由都匀到贵阳我们没有车坐，比我们更小的当时由田先生和安先生带着乘搭银行的车先走，我们这些十三四岁的所谓大同学是自己拉着板车徒步到贵阳的。到贵阳后，田先生来接我们，住在贵州日报社里，田先生也住在那里。我们的生活来源是靠自己的演出，田先生在外面募捐来帮助我们解决吃饭问题。当时冯玉祥夫人李德全到了贵阳，田先生立即带我们去见她，向她诉说了我们的苦况。她很同情我们，于是送给我们每人一件棉大衣，两人一床被。

就在这颠沛流离的艰苦条件下，他写出了《南明双忠记》，故事写明朝末年，桂林守备瞿、张二公抗拒清兵，誓死不降，最后被杀死在桂林叠采山下（如今犹存瞿张二公就义处的碑坊）。该剧在贵阳连续上演10场，很受群众欢迎。记得有一次晚上正在上演该剧时，田先生来到后台，眼睛红得像刚刚哭过，我们看见他很难过的模样都发急了。班主冯玉崑说：“田先生有个心爱的女儿死了。”在悲痛的时刻，田先生还关心我们的演出！

田先生经常对我们说：“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不是在这种环境中生活过的人是很难体会得到田先生这两句话的意义的。在颠沛流离中，田先生总是这样斗志昂扬，精神抖擞，尽管有时我们一天只能吃上一餐饭，但有田先生在我们身旁，便使人觉得有无限的力量。

《南明双忠记》和《江汉渔歌》在贵阳组织了一次抗日慰问将士募捐演出，连演10场。

我们为募捐演出，可是常常饿肚子。记得是在1945年旧历年初一，要演欧阳予倩编的改良平剧《梁红玉》日场，可是当天的饭在什么地方吃还不知道哩，将近12点钟了，田先生和我们的班主冯玉昆先生提着一大串马肉回来。田先生风趣地说：“今天是大年初一，请同学们吃马肉，吃饱了马力足。”我们对田先生说：“我们真是‘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呀！”我们这天就只吃了一餐饭。

在贵阳过了1945年春节，先生就带我们去云南昆明、曲靖、沾益。在这段时间里，田先生总是和我们在一起的。我们初到昆明，首次演出《南明双忠记》。那天晚上都是国民党的部队来看戏，方先觉看了此剧很为不满，说该剧是讽刺他的，我们一部分同学知道此事后很为田先生担心。有人问田先生：“你怕不怕？”田先生说：“有什么可怕的，他说是讽刺他，就讽刺他嘛！”又接着说：“我们要……”我们即刻接过来说：“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田先生爽朗地大笑起来。田先生自从和我们接触后就提出戏曲改革问题，经常开导我们说：“我们要为新时代歌唱，我们要为老百姓呼号！”“我们要‘高台教化’而不是‘高台叫化’，我们不做小戏子’”。田先生的这些话给我们提出了明确的戏改方向。他常说：“我们要坚持改革的旗帜，走向建国大道”，我们演出的海报都写着“改良京剧”四个字，那时我们不论到什么地方，演的大都是田先生和欧阳予倩编写的新京剧。有些保守派讽刺四维儿童剧团是“《江汉渔歌》起家，不要祖师爷”等等。京剧要不要改革，当时在大西南曾有各种争论，田先生就提出“旧瓶可以装新酒”，主张用京剧的传统表演程序赋予新的内容，当时有人反对说：“京剧不能改良，改良就不像京剧，旧瓶子不能装新酒。”针对这些问题，田先生就发起一次讲演会，题目是《京剧能不能改革？》《我们为什么要改革戏曲》《我们要为新时代歌唱，我们要为老百姓呼号》。主讲的全是我们这些四维儿童剧团的大同学。为了把这次讲演会开好，田先生要我们每人都写讲演稿，并由安娥先生和其他老师帮我们审稿改稿。那是1945年的夏季，我们正在昆明市昆华女子中学礼堂演出，讲演就在那里举行。田先生邀请了不少文化界和戏剧界的人士来听我们讲演，记得当时闻一多、李公朴、吴晗都来了。我们整整讲了一个下午，台下有热烈鼓掌的，也有窃窃私语的。讲演会结束之后，有个大胡子，手里拿个烟斗来对我们说：“好哇！你们讲得好！讲得好！”他大概就是闻一多先生吧。

田先生对我们这次讲演很满意，说以后要经常举行这样的讲演，并发给我们奖品。

田汉与四维师生们在一起

不久，我们离开了昆明，到曲靖、沾益演出。说来真是巧得很，在曲靖，1945年8月一天晚上演出田先生写的《新儿女英雄传》，正演到戚继光抓住一日本侵略者开堂审问那场戏时，田先生忽然跳上舞台激情高呼：“观众同志们，我们中华民族胜利啦！日本无条件投降啦！”台下观众沸腾起来了，先生带头走上街头，我们连装都没有卸，一起上街欢呼胜利，高兴得一夜没睡觉。

时隔不久，田先生要离开了，我们舍不得他走。田先生对我们说：“抗战胜利了，今后有更多事要我们去做，以后我们会再见面的。”田先生走的时候，我们都流下了眼泪。

1945年底，我们的班主冯玉崑崑先生就把我们从云南带到上海。在上海贴出海报，首场准备演《江汉渔歌》。此时熊佛西先生来了，希望我们留在上海。后来不知怎的，戏也未演，班主冯先生带我们去北京了。

我们到北平首场应演什么戏呢？这里是平剧发源地，弄不好会影响以后的演出，当时有人提议首场演出《武松与潘金莲》，冯先生接受这一提议，就在前外华乐戏院上演。果不出提议人所料，连续地多场满座，此种盛况在北平并不多见。

我们在北平的演出，戏报上仍写有“改良京剧”四字，也受到一些保守势力的攻击，这时又提出了旧瓶可否装新酒的问题。有些人是同情、支持我们的，其中最突出的是与梅兰芳合作过的齐如山，常到我们这里来。他很崇敬田汉，也认为戏曲必须改革，同时也很诚恳的向我们介绍了梅兰芳的表演艺术，并说梅兰芳在继承遗产和推动平剧艺术事业的发展上做出了很大的贡献。他鼓励我们大胆革新，又不能脱离传统。

在旧社会提出平剧改革有多难呀！可是田先生始终坚持不渝，到处奔走。1948年又到北平和我们相见了，我们像见了久别重逢的亲人一样，围着田先生问长问短，共叙阔别之情，就在是年又演出了田先生新作——《琵琶行》，但此时我已离开北平。

冯玉崑

北平和平解放后，冯玉崑带领在京的剧团参加了解放军十三兵团。在东北的一部分四维剧团人员经张平同志介绍也参加了四十九军文工团，随军南下广西。

田先生对艺人更是关怀备至，使我深深感动的是：一次（现在记不清什么地点了）有个艺人搭不上班，家中已经断炊了，便去找田先生求援。当时田先生也是身无分文，于是立即拿出衣服去当，给该艺人解决了燃眉之急。四维儿童剧团每当断炊的时候，也都是田先生到处想法子给我们弄来吃的穿的。

到了1951年，田先生随中央土改工作团到广西后，同艾青同志一起来看我们演出《江汉渔歌》，明确地诱导我们：“是否可以用京剧的形式试演一下现代革命京剧。”当听了我们汇报在南下中曾演出京剧《血泪仇》时，田先生高兴极了，嘱我们“继续努力，摸索出一条演革命现代京剧的路子来，总结出经验来。”

原载《戏剧艺术》1980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