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系金陵五月更，故交零落几吞声。高歌共待惊天地，小别何期隔死生！

乡国只今沦巨浸，边疆次第怀长城。英魂应化狂涛返，好与吾民诉不平。”

从南方视察回来，偶尔翻《大众电影》十三期，发现了这首被我忘去已久的悼诗，使我回忆起跟聂耳同志相处和合作的那些日子。

最初会见聂耳，那时他还叫聂紫艺，是在黎锦晖先生领导的明月歌舞团。聂耳是一个有音乐才能的青年，更难得的他是一个爱国者。他参加了当时党的群众组织上海反帝大同盟（简称“上反”），在沪东区工作得很积极。他对我低低地但很热情地谈到他到上海前后的不平凡的奋斗经历，谈到他的一些政治见解和艺术见解。他痛恨国民党统治，对当时音乐界的颓糜消沉，也深致不满。他是那样地仰慕党寻求党。他说他决心很好地学习，把他的才能贡献给党。

那时在中国正是影片试制的初期，他参加了联华影片公司工作，为影片《新女性》作曲，为此他为公司组织了一个小小的乐队和合唱队，亲任作曲和指挥，《新女性》影片献演时，他和他的合唱队的幕前演奏，给了我难忘的印象。聂耳也是很优秀的演员，他在《母性之光》里，扮演过一个黑人职工，拍戏时，把满脸满身涂得漆黑，并不以为苦。他也演过歌剧，《扬子江暴风雨》中的老王，那简直是很优异的成就。

我和聂耳最初的合作，是在影片《母性之光》，他为《开矿歌》作曲；以后，我们在影片《桃李劫》《风云儿女》，话剧《回春之曲》，歌剧《扬子江暴风雨》中合作过。《义勇军进行曲》就是他为影片《风云儿女》中作的曲子。我们也曾在另一联华公司出品写江南大旱中农民抗旱斗争的影片合作过，他为其中《采菱曲》和《打长江》作曲，可惜那时他跟联华公司的关系已经闹翻了，因为他批评了公司经理的市侩主义，结果公司没有用他的曲子，另由任光同志作曲。这样我们便有了两套《采菱曲》和《打长江》，《采菱曲》的任光作曲是美的，而《打长江》则不及聂耳的豪壮和明快。

聂耳在千叶海滨遇难的那年才二十四。他的创作活动最旺盛的年代是二十二、三岁，但已经留下了不朽的歌曲。高尔基说：“天才就是劳动。”聂耳正是那样一位勤学苦练的天才的艺术劳动者。他是一个命苦青年，他没有机会受正规的音乐教育，他连自备一把合用的小提琴也费了很大的气力。他的那一点宝贵贡献是跟他的艰苦不懈的自学精神分不开的。

当然，聂耳的学习也不是孤立无援的。一九三三年党为拥护苏联，加强中苏友谊，发起了苏联之友社（简称“苏友”），成立了经济、教育、戏剧、音乐诸小组。音乐小组有吕骥、任光、张曙夫妇，安娥和聂耳等。他们经常在当时哈同路民厚南里任光的家里开会。任光同志任职百代公司音乐部，家里有钢琴音乐等设备，他们就在他那里讨论工作，也讨论他们的创作。他们团结得很好，但在创作问题上时常争论得面红耳赤，各不相下，直到他们发现共同承认的真理，然后以兄弟般的亲切互相幇助修正缺点，补充新意。他们的许多作品包括聂耳的一些重要创作就是这样产生的。新的歌曲慢慢地多起来了，他们组织了试唱会，很公平地放奏各种类型的歌曲，从《毛毛雨》到《义勇军进行曲》，邀集文艺界音乐界人士和一般听众来欣赏批评，这其实也是一种音乐竞赛，由于当时人民群众革命情绪日益高涨，聂耳等的歌曲恰恰表达了人民的普遍感情，所以在竞赛中是胜利的，同时也开始迅速在全国范围普遍传唱，成为大众的声音，对唤起人民醒觉，鼓吹团结抗战，起了相当大的作用。

聂耳的作曲之所以如此迅速受到人民的欢迎是首先由于他有饱满的政治感情，他不是为作曲而作曲，他是自己真正站在痛苦的人民中间喊出了他们的愤怒和要求，他的创作是把革命的世界观和进步的创作方法结合得很紧的，这也正是艺术创作无往不胜的道路！

他的创作也不断受到学院派的攻击和抹煞。那些先生们不从聂耳作品的思想质量和政治效果去估价，而急于去挑剔他的技术上的某些缺点，加以夸大。当然聂耳没有受过正规的音乐教育，他的作曲是存在一些技术上的缺点的，可是在善于继承祖国民间音乐传统，接受欧洲音乐的健康豪迈的作风，和准确有力地处理中国语言方面，聂耳却有别人难于企及的长处，这些他们当然是不愿提到的，因为他们的目的就是要来压抑这一叫嚷着争取存在发展的新事物，来维持腐朽颓靡的统治，但新事物是注定了压抑不了的。

——载于 1955 年 7 月 16 日《中国青年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