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人——戏曲演员是今天中国广大人民文化娱乐活动最经常的主要的担当者。他们通过戏曲演唱服务于人民，也以此取得生活资料。在过去他们是过得十分痛苦的，正如周总理所指出，封建统治者喜欢戏曲却轻视戏曲艺人。直到解放后，艺人们才翻了身，才由“高台教化”，由“戏子”的身份成为“文艺工作者”，成为“知识分子”，成为“人类灵魂的工程师”，许多有名的艺人并成为全国的或各省市的人民代表，参与国家政治活动。不只是社会地位提高了，他们的生活也得到大大地改善。剧团剧场的封建把头和戏剧资本家的压迫剥削被推翻了，旧的师徒制也废弃了，一般地说，艺人们过得比从前好多了。这也是他们何以那样热烈地为生活在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的时代，生活在人民政权下而欢欣鼓舞的缘故。

但可不可以说今天艺人的生活情况已经得到我们足够的关切和安排而毫无困难了呢？

不，情形有的还不十分好，他们还有困难，特别是老艺人还有我们所注意不及的困难。北京的情况是要好一些，但是我们也还不时要接触一些求救的呼声。上海的老艺人如赵如泉卖掉住房，寄食诸子，算比较还过得去的，陈翔云（欧阳予倩同志的老师）和某几位老先生就听说常常断炊。他们都是“戏包袱”，他们身上留有许多优秀的遗产和丰富的经验、掌故。三年前在上海曾请老先生们来开过会，请上海文化方面领导同志给他们尽可能地照顾，并找人去记录他们的艺术经验，这工作据说后来因干部不足和预算限制，还没有认真做。

内地的老艺人就更困难了。这次我们以人民代表大会的任务南下视察，到了长沙和桂林，在许多前所未有的新的气象中也听到一些使人无限黯然的故事，看到一些不能不代为呼吁的情景。

湘剧名演员在对日抗战中已经牺牲得十分惨烈的了，罗裕庭、吴绍芝、欧元霞、胡普林们都成了国殇，给湘剧界造成了难以补偿的损失。彭凤蛟老先生和名净罗元德都是硕果仅存的前辈，这次却看不到他们了。彭先生（此次到北京演出的名旦郑福秋的师父）七十多岁了，年老家贫，还有一位老妻，无以为生，曾在街头卖过两年蚊烟草纸，日子过不下去，一度自杀未遂。文化局知道了，津贴了他一些钱，但不解决问题。他又不愿多向人求告，终于自杀了。

其后又有罗元德、唐华政、秦连哈、陈炳奎、陈新燕的事。罗是名净，一九五二年第一届全国戏曲会演时演出《五台会兄》，得过奖状。在旧社会，他在男女问题上有过精神负担，因而越是人民政府给他荣誉，他自己便越感到惶愧。我们又没有多方启迪他，帮助他解除心里的疙瘩，他在湘剧训练班担任教学时，干部也不够尊重他所爱用的教学方法（这些方法不都是不好的），充分鼓舞他工作上的积极性，以致酝酿成同样的悲剧。

造成这些悲剧，有许多主客观原因。长沙市人口六十五六万，而演出单位过多，抗日战争中主要演员又损失过大，剩下的老的老了，小的小了；再加戏曲工作还存在缺点，省、市领导意见还不够一致，干部与艺人合作得还不够好，以致新剧目难产，演出质量不高，票价又低，卖座欠佳，不能不严重地影响到艺人的生活。

湘剧艺人一般的生活待遇低到每月十五元，十八元。最高的也不过三十二三元（国营湘剧团高的到一百二十元，但技术上并无甚高下）。这些艺人说：“湖南谷米比较便宜，我们也还不致饿饭，但不能生病，一生病就只能拼着性命去拖。”他们也参加了工会，并按时交会费，但工会对他们的保健没有安排，卫生机关也拒绝为他们医疗免费，或减价，他们没有实际享受文艺工人的待遇。

他们的居住条件是很差的。曾经参观过樊西巷益昌里湘剧二团宿舍，上下两层楼房住了一百四十个人。楼下大厅住了十几家人家。隔一层帐子便是一家。单身艺人两个人一铺。也有青年女演员住在两对夫妻的当中间的。人既拥挤，地也潮湿，身体和精神的健康都不能保证。

这同样的情况桂林也严重。我逐一参观了几乎所有桂林剧艺人的宿舍。一处低湿的大统间住了九对夫妇（原是十对，后来搬走了一家）。楼上也是好几家一间房，而且每家一个灶，万一失火，那真是不堪设想。

不止一般演员住得很苦，有名的桂剧武生小兰魁夫妇和名旦玉芙蓉都住得很苦。玉芙蓉为我们演了神话剧《金精戏仪》，她是一位值得人民珍视的女艺术家。我同郭其中局长访问过她的宿舍。那是在一个小铺面的过道上，没有房门。板壁外面的一个床铺，那便是桂剧名艺人李芳玉的家，板壁里面横搁了一张床，玉芙蓉的保姆领着她的几个女孩子住在这儿。正而一张较大的床，那便是玉芙蓉夫妇的了。接着另一张横开着的床，住着另一位艺人的老娘。这些床都紧紧连着。

我们去访问她的时间玉芙蓉正在进午餐，只有一样菜——辣椒粉拌苦菜叶。她苦笑着让我们拍了一个照。人们劝她少吃辣椒，免得坏嗓子。但她说：“不吃辣椒叫我吃什么？”她今年二十八九了吧，生了四个孩子，但唯一的男孩去年死掉了。为了挽救她孩子的生命，她曾花了好些钱，因此她负了几百元债。她赚的几十元一月的薪水，养家之外还得还债。

桂剧老艺人名丑王金凤，六十六了，患肺病、风湿，不能工作，剧团同人由于同行义气，每月拿出十元钱养着他。老艺人罗杜生，有病，一家九口，住在一间小房子里，为要照顾孩子他每晚只能睡三小时，生活也很困难。

二团一位音乐师金凤冈患了吐血症，他说从民国十几年起到今年五十岁，耍了几十年桂剧音乐，只赚得相当于演员的三分之一的代价。但他埋怨的不是薪水少，而是无人跟他学艺，他说桂剧中会打小锣的也不多了。一位管箱的工人有妻有子，但每月只能拿五元钱。这些活不下去的演员们，工作人员们，只好卖东西过日子，从下卖到上，从卖衣服到卖行头，卖帐子。桂林天气热，蚊子多，帐子是不能缺少的。卖掉了帐子，大半晚你得跟蚊子斗争，睡着了你就成了蚊子的攻击对象。第二天他们在舞台上常常精神不振，脸也肿起来了，怎么谈得上饱满的艺术创造呢？

长沙的老艺人周圣溪有一次在座谈会上说：“我们的演出质量是低的，目前是有困难的，但只要留得命在，到了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总有好日子过。几年来政治学习，大家都有了进步，艺人思想好了八成，只有两成余气。要求多有些真懂得湘剧、爱好湘剧的人帮助艺人把剧本改好，把艺术提高。艺人也改过一些本子，就是拿上去便如石沉大海，不知要得要不得。这倒比没有饭吃还苦。”同样我也听得桂剧老艺人邓芳同说：“我们生活苦，但比反动派时代好得多。”他记起东安恶霸唐卿云压迫他的旧事。“那时我父亲刚死，他用枪押着我到他家唱戏，又不给钱，那时才是苦。”他也提起他改过的《岳飞》说：“苦的是自己文化低，改不好，排戏的同志对老艺人又有看法。以致老戏拿不出，新戏没有份。我们晓得的一些东西只好带回土里去。只要有人耐心帮助改戏，使我们有用武之地，我为党为人民粉身碎骨也是甘愿的。”他们这话虽很激动但说得很对。

长沙、桂林的艺人还有这样的困难苦痛，那就难保别的地方没有同样的情形。山东郎咸芬同志反映济南新新评剧团，收入极苦，一天得演三场，主要演员花淑娟因过劳小产。潮州生活甚高而潮州戏演员收入一般从十八元到二十八元。北京天桥演员也有每日收入只有几毛钱的。艺人生活改善问题跟改进戏曲艺术，发掘优秀剧目，繁荣剧本创作改编问题紧密相关，我们领导戏剧改革的也都知道该如何尊重传统，接受遗产，爱护艺人点滴的进步贡献。而在实际工作上，人们对艺人的生活困难并不那样关心，甚至对一些名老艺人的死也不真正可惜。这说明我们还是不尊重传统，轻视这些“活的遗产”的。在戏曲改革问题上，多是按照干部的主观意图去改戏，常常把戏改得脱离群众，不被人民喜闻乐见，而一些有本事的老艺人却没有用武之地，只好把他们晓得的那些“带回土里去”，这是人民多么大的损失。

周总理曾经指出浙江昆苏剧团“在解放后也还是受压迫的”。当然在解放后不见得还有人当真压迫一个剧团，但由于党和政府在人民中有极高的威信，我们注意什么，什么就得到提倡，我们不注意什么，什么就得不到改善和发展，这常常在客观上形成一种“压迫”。党中央和政府是一贯尊重艺人、关心艺人生活的。中央今年五月公布减轻文化娱乐税，而且免征两年，就是为的发展戏剧艺术，照顾艺人生活，帮助剧团向企业化方向发展的。但以我所闻各地体会和执行这个命令就不一致。一般地是免税了，有的地方却是减而不免，有的地方甚至以剧团所得税的名义，反而加多了（如海南岛方面）。有的地方免是免了，但依然扣下来保存在那里，预备给剧团添制服装之类。有的地方（如上海）免税后文化领导部门就要剧团减低票价，以致广大困苦的艺人“不能直接受到国家免税的恩惠”。这也说明我们各地贯彻中央指示和命令还是不平衡的。我们要求中央把各地文化娱乐税免税命令执行情况普遍检查一下。

上述的这些情况跟新中国当前突飞猛进的建设是极端不相称的。跟按比例发展文化艺术的要求也是不相称的。发展任何运动，人的条件是最主要的。爱护祖国的戏剧文化首先要爱护祖国戏曲文化所寄托的人——广大艺人和他们的子弟后辈。要使老艺人能够得到适当的安养照顾，把他们的才能经验传给后一代（为着这个日的必须在中央和各地加紧成立“剧人之家”的组织）。随着国家伟大经济建设的发展，目前这一个数目的艺人其实是十分不够用的，我们应该更有远见地培养广大艺人，提高他们的组织能力和表现能力，也要设法改善他们的生活条件，注意他们身体和精神的健康发展。国家正对全国职工进行适当的工资增长，甚至对小商小贩的营业和生活也有周到的安排，对于这十几万文艺工人不应该摆在考虑之外。我们对于某些艺人这些年也做了照顾，但我们的考虑面应该不止是露面的这一些先进人物，而是更广大的演员。至于如何培养各剧种的后一代，那是发展戏曲艺术教育的问题，但也和运用青老艺人的力量，发掘老艺人的潜力分不开的。

在各地视察中接触了许多问题，在大家讨论艺术工资待遇问题的时候，谨提出关于艺人生活的部分见闻，争取各方面的注意。

我所看到的情况有些是已经有所改善了，如湖南对老艺人生活照顾，剧场调整修建，艺人宿舍改进，以及第二代培养问题，从省委到省市文化局已经注意到了并着手做了。但根本的改进还有待今后的努力。

又我在这里主要谈戏曲演员的生活情况，并非说话剧演员、歌舞演员的生活就得到了充分地照顾，过得十分理想。不是的，有的也是很艰苦的，和对于学习工作上的苦闷一样，他们有的也是终年得不到休息，损害了健康，唱坏了嗓子等等。这些情形留待以后有机会再反映和讨论吧。

——(原载《戏剧报》1956年第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