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艺术剧社（简称上艺）近日已因光华戏院的合同满期，临别公演完了。观众公司在辣斐戏院的合同只到四月，看看也快结束了。演剧四队在汉口，演剧九队在京沪线上，都没有适当的演出场所。新中国剧社，自从由昆明走到上海，经过翻车惨变之后，在苏州整理一番，渡海到台湾，平安地演出了四个戏，总算躲过冬天，可是来日大难，还不知要费几许周折，勉强维持其存在，照以上各方的情形看，抗战以来，蓬勃的话剧运动，遭遇了很大的厄运，大有七零八落、一筹莫展之慨。因此需要检讨所以致此之由，同时要讲求挽回颓势之道。

1946年，欧阳予倩（前排左二）与友人在上海。前排左三周扬，后排左一阳翰笙，后排左三田汉，后排右一马彦祥

何以话剧会弄得如此困难？据我个人看。一、由于客观环境的恶劣，话剧和剧人都受着多方面的限制；二、由于社会一般的不景气；三、由于美国电影的大量输入；四、由于话剧的内容和形式不能完全和今日观众的要求相配合。

关于以上所举的第四点，不妨略为详细的检讨一番——抗战时期的剧本，到光复以后的今天是很少能适用的了。可是许多剧作家，因种种的威胁，不能不集中于上海；及至到了上海，为着生活的压迫，甚至于连住和吃都不能维持，一时也就无从安心写作，遂致使多年来感到的剧本荒，更加严重，剧团因为没有适当的剧本，便不能不把一个戏公演的时日拖长，拖到观众一天天减少，还不能换一个新戏。观众感觉厌倦之后，而接上去演的新节目又不比前一个更精彩，便更失去了信用。、

1947年，欧阳予倩编剧、导演的话剧《桃花扇》在台湾上演，这是演出说明书

抗战以来的许多剧本，大体都不免有些拘于形式，说教的部分过于生硬，于是便不能贴切人民的生活，人情味也就不够；看起来便觉得不很真实。有些作家似乎每每想在一个作品里面反映出当前政治的、社会的全貌，结果只得到原则的笼统的说明，无从深入，所引起观众的共鸣也就不多。——我自己也就有这样的毛病，最近我读了唐海先生写的《臧大咬子传》（编者注：1946年9月22日子夜，在上海滩，美国兵无缘无故地用拳头打死了黄包车夫臧大咬子。唐海为此写了长篇记实《臧大咬子传》，控诉了美国兵的暴行），那是一篇很好的报告文学，看得出他是深切地去考察过、体验过、分析整理过才着笔的。从这当中就看得出中国当前的社会是怎样的一个社会。我们绝无可能凭空创造出臧大咬子那样一个人物，和他那样的家庭环境，这就说明了向老百姓学习是如何重要。

写我们所熟悉的人物是完全对的。任何一个人的行动和遭遇，只要能把它真实地描写出来，便是好的作品。但是，不敢正视现实的人，便把握不住真实。自然主义所反映的只是片段的事态；因片段而忽略了整体，因特殊性而忽略了普遍性，偏重客观，忽略了主观是会失去真实性而趋于歪曲的，戏剧如果把握不住事态和人物的绝对真实性，便不能引起观众的共鸣。

1947年，欧阳予倩在上海编剧、导演《同命鸳鸯》的演出说明书

账簿的数目字尽管真实，但不是艺术，艺术之所以成为教育，并不在乎故为严肃，板起脸来说教。观众不特以买娱乐的心情走进剧场，我们要使他在美的陶醉中得到明示。艺术的价值在这，“生意眼”也在这里。违反着艺术的原则去迎合观众绝对不可。做出高不攀的样子，专怪观众不够程度也是十分不高明的事。

至于形式问题，易卜生那一套有它的缺点，也有它的优点，莎士比亚式的一套，有它的长处，也有短处。譬如，《安东尼与克列阿柏妥拉》那样，五幕分成四十二场，第二幕十三场，第四幕十五场，而有的场子只有十几行，这样的写法，我们也学吗？我们要适应现代中国民众的需要，将各种形式融会贯通批判地选择而应用之。为新的内容所决定，能为人民大众所最易接受的形式是最好的形式。标榜教条，“囫囵吞枣”地移植是行不通的。

照现在的情形看，话剧运动虽然绝对不至于消沉，可是一个时期中必然露出一个空隙，这并用不着悲观，正好利用这个空隙仔细检讨一下，充分准备一下，作一个再接再厉的计划。

1947年，欧阳予倩在上海

希望剧作家联合起来，有计划地增加创作。希望演员们组织一个研究机构，计划精演的戏，职业剧团既不容易经常维持，便不妨暂时转化为业余的组织，经常抽空排演。以戏剧界的全力，利用各种关系，计划一个剧场，由各业余剧团轮流演出，惟演出的节目，务求精选。

以上的作法当然也要经过许多困难，但非决不可能，同行的朋友以为如何呢？

最后还有一点就是：剧运的难关是要剧人用全力来冲破，也只有大家合力才能冲破，小圈子的甜梦必须打破，这又是不待言的。

——载于1947年4月16日《世界新潮》第2卷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