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汉同志（1898-1968）是中国革命戏剧运动的奠基人，革命电影的杰出领导人、组织者，戏曲改革的先驱者，他同时又是30年代前期左翼剧联音乐小组的领导人，对革命音乐的开创和发展做出不可磨灭的贡献。作为当时中共中央宣传部文化工作委员会委员曾经分管过音乐的夏衍同志在《懒寻旧梦录》中说：“这一领域和这个小组，主要是田汉开拓和领导的。”

音乐小组最初的成员有聂耳、吕骥、任光、安娥、张曙等同志。田汉同志几乎每次会议都参加这个小组的活动。之后，在党的领导下，又组织了苏联之友社音乐小组、歌曲研究会，不久民众歌咏会和业余合唱团等群众歌咏团体相继成立了。更多的同志参加了这一行列。在田汉同志的领导和参与下，一批和时代紧密结合、反映广大人民心声、既易懂易唱而又充满蓬勃朝气和乐观精神的歌曲产生了。它们不但对于鼓舞群众的革命斗志和抗日热情起了巨大的作用，而且开创了一代新的乐风，形成了以聂耳、冼星海为代表的革命音乐的优秀传统。这是我国音乐创作的一次质的飞跃，在我国的诗歌史和音乐史上写下浓重的一笔。夏衍同志在谈到左翼音乐小组的情况时写道：“音乐小组人数不多，但在‘一二·九’运动前后，这个组织所起的作用却很大，联系的群众很多，而且“救亡歌曲'运动风起云涌、遍及全国。这一评价丝毫也没有夸大，完全符合实际。

田汉同志在领导音乐小组的同时，带头创作了许多优秀的歌词，这些歌词起着示范的作用，也给予作曲者以有益的启迪。用这些歌词谱成的曲子，如聂耳作曲的《前进歌》《毕业歌》《告别南洋》《慰劳歌》《梅娘曲》《打长江》《义勇军进行曲》等；冼星海作曲的《救国进行曲》《茫茫的西伯利亚》《莫提起》《青年进行曲》《夜半歌声》《热血》《黄河之恋》等；张曙作曲的《筑堤歌》《洪波曲》《征夫别》《赶豺狼》《日落西山》、编曲的《芦沟问答》等；任光作曲的《采菱歌》《不害怕进行曲》等；贺绿汀作曲的《胜利进行曲》《垦春泥》、编曲的《四季歌》《天涯歌女》等，都为广大群众所喜爱和传唱。一个歌词作家有如此众多的作品经作曲家合作之后在全国范围内广泛传唱并产生巨大的社会影响，这在中国音乐史上是空前的。当然这同歌曲本身在思想性和艺术性的某种程度的完美结合，特别是在内容上和时代的紧密结合，从而成为时代的最强音是密不可分的。

田汉同志的歌词作品是战斗性和抒情性、民族化和大众化的有机结合。内容丰富多样，大致可分为两个时期：在新中国成立之前，主要是从不同侧面反映了广大人民群众的被压迫生活和他们反帝反封建的强烈要求；而新中国成立以后，则主要是对社会主义新的生活的热情讴歌。在形式方面基本上属于长短句的格式，他非常重视歌词的押韵，可以说没有一首歌词是不押韵的。我想这是为了使歌词具有音乐性，唱起来容易琅琅上口铿锵有声。他也很善于在歌词中运用对仗，《夜半歌声》是对仗用得较多的一个例子：

空庭飞着流萤，

高台走着狸鼪，

人儿伴着孤灯，

梆儿敲着三更。

风凄凄，雨淋淋，

花乱落，叶飘零。

在这漫漫的黑夜里，

谁同我等待着天明？

我形儿是鬼似的狰狞，

心儿是铁似的坚贞，

我只要一息尚存，

誓和那封建的魔王抗争！

啊，姑娘！

只有你的眼，能看破我的生平；

只有你的心，能理解我的衷情。

你是天上的月，我是那月边的寒星；

你是山上的树，我是那树上的枯藤；

你是池中的水，我是那水上的浮萍！

不！姑娘，

我愿意永做坟墓里的人，

埋掉世上的浮名！

我愿意学那刑余的史臣，

尽写出人间的不平！

哦，姑娘啊！

天昏昏，

地冥冥，

用什么来表我的愤怒？惟有那江涛的奔腾！

用什么来慰你的寂寞？惟有这夜半歌声。

这些对仗（用加粗体字表明）有的比较严格，如开头的八句以及后面的天昏昏，地冥冥可以算是工对，其它有所发展，可以算是宽对。由于用了这些对仗，使整个歌词极富文采，并且显得很生动和很有意境，而且它们像是信手拈来，丝毫不觉得有雕琢的痕迹，充分显示了田汉同志对于传统诗词的修养和功力。

有的歌词，为了表达一种强烈、奔放的感情，字句长短非常自由，但仍然不忽视韵的运用，以此达到整个词的统一。《义勇军进行曲》是具体的例子：

起来，

不愿作奴隶的人们！

把我们的血肉，

筑成我们新的长城。

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

每个人被迫着发出最后的吼声。

我们万众一心，

冒着敌人的烟火前进！

前进，前进，前进！

这种字句结构较自由的歌词，可能会给作曲者带来困难，但同时也为作曲者提供创造新的形式的机会。聂耳就是创造性地使这首歌的词与曲结合得珠联璧合，成为歌曲创作中的优秀范例。为了曲调发展的需要，曲作者对原词作了两点更动：在“我们万众一心”前加了三个起来”；末尾的前进，前进，前进！”改为“前进，前进，进！”去了一个“前”字。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聂耳在处理歌中的“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这一长句时，在曲调“到了”后面用了一个休止符，略加停顿，把整个句子断开，然后接唱后半句。这样，既节奏鲜明，又突出了“最危险的时候”几个字，应该说这是独具匠心的。歌曲发表以后，当时也有作曲家对此提出过异议，认为这一处理把句子割裂了，违反了语言的规律。这一意见当然是不能成立的，因为恰恰是这一突破常规的创造性处理，使语言更加生动而富有号召力。

在田汉同志的带动下，一批诗人如安娥、塞克、施谊、周钢鸣、许幸之、陈之展、关露、柳倩、任钧、光未然、俯拾等纷纷加入歌词创作行列。在他们和作曲家的共同合作下，大量的新的群众歌曲产生了，这就为后来蓬勃兴起、遍及全国的群众救亡歌咏运动准备了丰富的演唱材料，并推动了这一运动的发展。从而对于鼓舞广大人民的抗日热情和坚定抗战必胜的信心，起着不可估量的作用。

在田汉同志的歌词作品中有一个引人注意的现象，就是大部分作品都是影片或话剧中的主题歌或插曲。这主要因为当时党领导的左翼力量掌握了电影和话剧的阵地，他们可以利用电影和话剧的广泛影响来推广革命歌曲；同时，主题歌和插曲的运用的确对剧情的发展起了渲染作用。此外也还有另一个原因，正如聂耳在《一年来之中国音乐》一文所说，自从“默片《渔光曲》中的《渔光曲》一出……，其轰动的影响甚至形成了后来影片要配上音乐（歌唱）才能够卖座的一个潮流”。事实上，有的所谓主题歌，其实和影片的剧情并没有太多的联系。例如影片《桃李劫》的主题歌《毕业歌》，其内容是号召抗日的，而影片叙述的却是关于一对富有正义感的男女知识青年，在旧社会屡遭打击后家破人亡的故事，并无抗日内容。仅仅是因为剧中有一个毕业典礼的场面，因而配上一首毕业歌，而田汉同志把《毕业歌》的内容同抗日救亡联系起来，号召“同学们，快拿出力量，担负起天下的兴亡！”这实际上是田汉同志的借题发挥，通过电影的手段来宣传抗日并扩大革命歌曲的影响。不少电影歌曲都具有同样的情况。由于《毕业歌》深刻地反映了当时全国人民迫切的抗日要求，影片一放映，这首歌就不胫而走，成为深受全国人民喜爱的一首歌曲，极大的鼓舞了群众的抗日斗志。它的影响远远超过了影片本身。利用电影传播革命歌曲是一个很好的经验。这是田汉同志对电影歌曲的创造性贡献，值得我们很好地学习和继承。

田汉同志对音乐也很内行，很有见地，对作曲家的曲作常常能提出很中肯的意见。林路同志曾和我谈起有关这方面的两个例子，这是抗战初期他们在国共合作的政治部第三厅工作时的事：一是他为田汉同志词作《江汉渔歌》谱曲，采用的是一首湖北民歌的音调，收尾比较低沉。田汉同志听后觉得曲子意犹未尽，就随口哼哼，忽然把末句最后三个字的曲调翻上去八度，使林路同志得到启发，将这首曲子末尾添加了三小节，并把结束音提高了八度，使曲子的结束得到加强，获得较好的效果。二是田汉同志在听了冼星海和赵启海两同志所作《到敌人后方去》的试唱之后，认为前四句曲调重复同一句到敌人后方去的歌词，太罗嗦了。在场的同志觉得这个意见很对，但认为曲调是有变化的，问题出在歌词上，可以考虑将歌词改一改。最后由赵启海把歌词改成“到敌人后方去，把鬼子赶出境”，这样，就使词曲得到很好的结合，避免了啰嗦的毛病。

田汉同志的那些优秀歌词创作，是我国人民的宝贵精神财富；是中华民族文学艺术优秀传统的组成部分。为了缅怀田汉同志对我国革命音乐所作的历史性贡献，展示他在歌曲创作上的卓越成就，学习他在歌词创作上的成功经验，我们编辑了这本《田汉词作歌曲集》，以供广大音乐爱好者、音乐工作者欣赏、演唱和研究之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