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外祖父是欧阳予倩，祖父是田汉。我们家族与桂林这座城市有着不解之缘。欧阳予倩的祖父欧阳中鹄曾在桂林任知府，而他本人也在桂林度过了一段童年时光。抗战期间，欧阳予倩多次入桂，进行戏剧改革和抗日救亡活动，在桂林主持建立了广西省立艺术馆。八十年前，为重振抗战戏剧运动的士气，总结全面抗战以来戏剧运动的经验，明确戏剧运动的方向，他与田汉、熊佛西、瞿白音、魏曼青、吴荻舟、吕复等戏剧运动的中坚人物策划、推动、组织了西南剧展，这是中国现代戏剧的空前盛典。欧阳予倩对桂林的意义，是永恒的。

“西南剧展”开幕式后，欧阳予倩、田汉、柳亚子等人在广西省立艺术馆门前合影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抗战戏剧以其独特的艺术形式，发挥了砥砺民众意志、鼓舞民族士气的强大作用。西南剧展的举办正是抗战戏剧运动中的重要事件之一，它是一项目标清晰、规模盛大、内涵丰富的戏剧活动，汇集了众多优秀戏剧作品和戏剧人才，通过戏剧演出、展览、论坛等形式，进一步推动了抗战戏剧的发展，增强了民众对抗战胜利的信心，并成功地将戏剧和戏曲改革推向了更广泛的社会层面。西南剧展在政治和艺术两个方面对抗战戏剧做出了全面总结，明确了戏剧运动未来的任务和方向，是党领导文艺抗战的成功范例。其重要意义和取得的成果启示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在组织与倡议方面，欧阳予倩、田汉等具有影响力的艺术家在党的文艺方针政策的影响下，自发地发起、组织了这次活动。充分发挥参展党员和进步艺术家的骨干作用，利用戏剧这一形式团结文艺工作者，服务于抗战大局。作家秦似认为：“在组织领导方面，主要是发挥戏剧界像田老（田汉）、欧阳老（欧阳予倩）和熊佛老（熊佛西）这样有威望、有影响力的艺术家的作用。他们三位是当时桂林戏剧界三巨头。”当时多数参展团队中都有党的秘密组织，隶属于周恩来领导下的南方局。在思想舆论领导方面，《新华日报》共发表了有关文章三十二篇，夏衍、邵荃麟等人都发表了相关文章，给西南剧展以思想舆论的指导。西南剧展的举办显示了戏剧界坚决抗战的决心意志，鼓舞了军民的抗战斗志，为夺取抗战胜利提供了精神支撑。

在“抗战、团结、进步”方针的指引下，西南剧展获得了各阶层人民群众的支持和帮助。参加剧展的既有我党掌握的文艺力量，也有旧艺人的演出班子；既有职业剧团，也有业余剧社。许多人为剧展捐款捐物，减价或无偿服务，就连擦鞋的小孩也主动提供支持。

统一战线是西南剧展成功的重要保障，在欧阳予倩等前辈的努力之下，西南剧展还得到了国民党左翼的支持，争取了中间派，制约了顽固派。前辈们一方面与国民党进步人士进行务实合作，得到了李济深、李文钊、李人仁、陈此生等人的拥护。同时与国民党顽固势力做了面对面的斗争。在进步文艺力量占优势的情况下，这种贯彻统一战线的高明方式，让国民党的顽固派对西南剧展的举办也无可奈何。

参加西南剧展的各剧宣队是由党派到各战区的，他们在国民党军队中的工作是执行党的任务。当时党的方针是“荫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反对急性和暴露”“利用国民党一切可以利用的法律、命令、社会习惯所许可的范围”，进行“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周恩来给演剧队的任务是：一定要在军队里工作，跟军队一道行动，给国民党的士兵和老百姓做工作，宣传坚持抗日，反对投降。在力量配置上，把剧宣队直接配属给战区司令长官，而不安排在政治部，就是要避开特务组织的干扰，这些都展现出戏剧前辈们高超的统战艺术和策略，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田汉与参加剧展的演剧队成员合影

第二，在政治导向方面，西南剧展的很大一部分展演剧目在选择和创作方面都紧密围绕着抗日救亡的主题，文艺工作者通过戏剧作品展现强烈的家国情怀和关注现实的责任担当，激励民众的抗日斗志和民族精神。西南剧展全面展示了抗战戏剧的丰硕成果，提升和发展了有民族特色的戏剧艺术的质量。其中有欧阳予倩编导的桂剧《木兰从军》《人面桃花》，话剧《旧家》《屏风后》和京剧《梁红玉》；有田汉的话剧《湖上的悲剧》《名优之死》，京剧《江汉渔歌》；有夏衍的话剧《戏剧春秋》《法西斯细菌》《愁城记》；曹禺的话剧《家》《蜕变》；吕复的话剧《胜利进行曲》；阳翰笙的话剧《塞上风云》《两面人》《天国春秋》；冼群的话剧《飞花曲》；于伶的话剧《杏花春雨江南》；宋之的的话剧《鞭》；王震之编剧、冼星海作曲的歌剧《军民进行曲》等中国戏剧作品。瞿白音导演的话剧《大雷雨》《百胜将军》《钦差大臣》等外国戏剧作品，吴华俊导演的英文版话剧《皮革马林》。这些作品的思想性、艺术性都受到观众的称赞。

第三，在广泛动员方面，剧展能够集结上千名文艺工作者，吸引十万余名观众，这种规模和影响力离不开党的组织优势和群众基础。西南剧展的组织者通过广泛的动员能力，将文艺活动转化为社会运动的一部分。在当时的战略环境下，争取抗战的全面胜利对于中国来说是最大的政治，是与侵略者的最后一搏。因此，以戏剧为主要方式进行抗战文化动员，继续唤起军民的抗战信心仍然是抗战文艺的主要任务。田汉在抗战初期认为，“在文盲占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中国，动员民众的最有效的手段就是戏剧。”在全面抗战的壮阔历史进程中，西南剧展在向民众进行广泛宣传、积极动员方面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充分彰显了其历史价值。

西南剧展也检验、运用、壮大和锻炼了文艺队伍，进一步激发了文艺界的抗战热情。戏剧工作者形容西南剧展“像闪电、像春雷”，在大后方燃起了炽热的火焰。欧阳予倩任馆长的广西省立艺术馆、瞿白音任理事长的新中国剧社发挥了核心作用。魏曼青任队长的剧宣四队、吴荻舟任队长的剧宣七队、吕复任队长的剧宣九队发挥了骨干作用。来自广西、湖南、江西、广东等地的三十多个文艺团体，上演了平剧、桂剧、湘剧、儿童剧、傀儡戏和杂技，充分彰显了文艺抗战的综合力量。时任筹备委员会主任的欧阳予倩指出：“戏剧工作者们，尽管经常为贫病和不利的社会环境所折磨，但仍然是不断努力，为抗战救亡而奋斗。”当年的西南剧展参加者田瑜的《告别桂林——一个剧展会员的来信》，成为参加西南剧展的戏剧工作者们的“战斗宣言”——“我们开会，我们演出，我们流着血汗，流着眼泪，忍着饥饿，耐着穷困，以极大的牺牲换取一个代价：为中国戏剧史写下崭新的一页。”

第四，在思想引领方面，西南剧展不仅仅是戏剧艺术的集中展示，更是一次思想教育的过程。它在一定程度上传达了党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强化了文艺作为革命斗争工具的认识，引导文艺工作者和广大民众站在抗日救亡的统一战线上。田汉提出要为戏剧“招魂”，这一口号的提出不仅要打破当时戏剧界存在的低潮和沉闷氛围，招回生机勃勃的“戏剧之魂”，还要使戏剧发挥重要的抗战动员作用，引领社会潮流。

田汉（左）与熊佛西（右）在桂林

第五，在文艺理论体系建设和传承方面，党通过西南剧展促进了戏剧艺术的发展和戏剧人才的培养，为新中国成立后的文艺事业发展奠定了理论和人才基础。西南剧展举行期间举办的戏剧工作者大会，探讨了中国戏剧的现状和发展方向，针对当时的形势提出戏剧的新任务，介绍了各地戏剧运动的情况。大会还就“戏剧运动路线”问题、“如何创造民族歌剧”问题、“改革旧剧”问题进行研讨，认为戏剧艺术要具有民族性，要形成有中国气派的新戏剧，发展中国的新话剧、新戏曲、新歌剧，提倡戏剧批评。西南剧展呼吁戏剧家不要掉到纯技术、纯理论的陷阱中去，戏剧工作者要有大戏剧观，要有“演员四亿人，战线一万里，全球做观众，看我大史剧”的气魄和胸怀。西南剧展要求艺术要与社会历史发展和社会生活密切融合，提倡现实主义和反映现实的戏剧。正如田汉所说，“艺术结晶于生活而不等于生活，他们是统一的，但非同一的。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这对我们戏剧工作者是至理名言。”

西南剧展总结了戏剧抗战的经验，进一步推进了中国现代戏剧的深入和普及。中国的话剧艺术经过抗战艰苦环境的检验和历练，在现实主义和民族化的道路上迈开新了的步伐，迸发出战斗最强音；中国的传统戏曲焕发出新的能量，在形式和内容上都获得了新发展；民族歌剧创作等问题得到了有效探索；人们对文艺与生活、形式与内容、普及与提高、继承与革新、借鉴与创造等重要艺术范畴有了更为深刻的认识。总之，对西南剧展的宝贵文化遗产进行挖掘探索和再思考，对继承和发展我国新时代文艺事业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