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后期，桂林撤退。田汉同志与安娥同志经筑至渝，复于四五年辗转来到昆明。我对于这位戏剧界的前辈，心仰久矣，自然很想一瞻丰采。终于有一天，我就在也是从桂林撒退来昆的新中国剧社的朋友们中间，与田汉同志相见。那时我还年轻，但我们却一见如故，竟订忘年之谊。我们曾互致慰劳：

“一路辛苦了！……”我说。互相攥着双手。

“你们在这里也不容易，”他眼里含着一种亲切、明朗但是深沉的微笑。“不过，往后的事情也许更为艰难！”

田汉先生

我早就知道，朋友们当面都尊称他为“田先生”，背后却都亲昵地叫他“田老大”，对于这一点，他自己大概也是知道的。朋友们还说，田汉同志一到哪里，哪里就热闹起来。他有这样一份本领，身上象具有磁铁似的，能把朋友们都吸引在他的周围，把他们联合起来，形成一个和谐的生气勃勃的集体，以从事于大家所追求和献身的事业：抗战演剧活动，中国戏剧运动。是的，他的平易近人，他的热诚坦率、肝胆照人，他的真正能够做到求同存异、看人之不拘细节而着重大局，是很少有人能够和他比拟的。我认为，这正是他作一个人的最高贵的品质之一。有人也许会说，他有时似乎有点“糊涂”“粗疏”，有点“浪漫”气，岂不知这正是他的诗人的气质，他的天真可敬的地方。

我还记得那一次畅游大观楼的事。新中国剧社以及昆明文艺界的不少朋友们都来了。这里山光水色，鸟语花香，无不与游人的内心相默契。但我理解，其实这不过是“忙里偷闲”“苦中求乐”。那时国内及昆明的形势，已经很令人担忧了。“往后的事情也许更为艰难”，田汉同志和我初见时说的那句话，后来真是不幸而言中。……

我往日读过他们的一些剧作，《咖啡店的一夜》《获虎之夜》《名优之死》《丽人行》《江汉渔歌》，等等。我钦佩他的雄才博学，但也深知他的旧诗和书法的功力。漫步之间，我就提出要求，能否为我写张字，留个纪念，他欣然答应。于是就在一间茶座里，磨墨铺纸，只见他在一张宜纸上信笔挥酒，一首七律出来了：

壮绝神州戏剧兵，浩歌声里请长缨。耻随竖子争肥瘦，甘与吾民共死生。肝脑几人涂战野，旌旗同日会名城。鸡啼直似鹃啼苦，只为东方未易明。

田汉题诗

我站在他的对面按纸，随着他的笔触念下去，念到最后，又看他们题歌、署名。这时从我心头涌上来的，竟不明白是一种什么滋味，总之是，眼前感到有些模糊了，田汉同志放下笔，朝我说，“此为西南剧展而作，现在就把这首诗转赠给你吧！只是缺一方图章。……”

田汉同志这首诗，写于四四年的桂林。但我想，他如今固然写给了我，但也同样可以移赠给名城昆明，以及昆明的“甘与吾民共死生”的战斗者们。田汉同志忧国忧民之情，塞乎字里行间。真是悲歌慷慨，沉雄英发，道出了他的一腔襟怀，也道出了亿万大众的心声。字亦潇洒恣肆，是处飞白。极具精神，很能传达此诗之髓。不错，田汉同志旧诗的造诣，实在不让郭老，而其字亦应令某些自诩为书法家者自惭。他这方面的才能和成就，只是为其大戏剧家的声名所掩罢了。

这幅字一直伴随着我，东走香港。后来，连同我残存的旧稿、书札，由洪遒同志为我带至北平。它是我的珍秘之一。谁料到了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就在田汉同志剃为光头、台上“示众”，被批被斗的同时，它也遭到了厄运。因为它系“黑帮”之作，并且获有“四旧”之罪。

1953年，田汉在昆明为聂耳扫墓

那年七月十七日，聂耳的忌日，我们又一同赴西山之阳为聂耳扫墓。那时聂耳的哥哥也正在昆明。我已经不记得田汉同志当时说过什么了。我相信他的感慨应当是很深的。也许他就根本没有说过什么话，有意按下自己内心的激动。但我记得，田汉同志默默地在聂耳的坟前献了鲜花。……也就在这天晚上吧，昆明音乐界在南屏大戏院举行音乐会，演唱了聂耳的遗作。到场两千人，聂家的男女小孩也登台演唱，真是盛况空前。田汉同志即席讲话：“聂耳的音乐知识也许浅，作品也许粗糙，但他却是新音乐的先锋。他唱出了第一声。哥伦布没有发现美洲之前，谁晓得有美洲？等人家发现了，却又说‘这有什么了不起！’不，聂耳的了不起之处，就正在于他开辟了我们音乐的新大陆。………"

田汉与聂耳

聂耳，这位天才的音乐家，这位无产阶级音乐的先驱，是我们这位戏剧前辈的最好的战友之一。作为一位前辈，田汉同志对于聂耳的成长也无不影响。他们合作了不少歌曲。特别是《义勇军进行曲》所表现的那种时代精神、民族精神，它所起的难以言喻的历史作用，将永远记录在我们的文化史册和革命史册中。这是他们两人共同的贡献，也是我们永难磨灭的财富。正是出于对人民意志的尊重，共和国成立，它被定为我们的代国歌。谁要抄起铁扫帚把它扫掉吗？我看任谁有多大神力也是办不到的。但是就在文化大革命中，在批判田汉同志的同时，这一歌词却犯了“天条”，不准用了。这里真是用得着当时大字报上惯用的那句话了，“是可忍，孰不可忍？”

结果如何？民心自有向背，真理是篡改不了的，坏人终于被钉上了历史的耻辱柱，而有功于人民的艺术家则终于又回到了人民的“凌烟阁”。这不只是个人的胜利，面尤其是人民的胜利。我以为，《义勇军进行曲》这支歌，理应保持其原来面貌的尊严及其历史地位，以永远纪念我们这两位先行者。——一位以二十四岁的壮龄不幸死于日本海中，一位以古稀之年不幸死于“四人帮”的淫威之下。

聂耳墓碑上的田汉悼念聂耳之诗

记得当时我曾为文略纪那次扫墓之行。但是这份稿子，恐怕是不大能够找到的了。

还有一件事，我于《留别建水小记》一文中，已略加叙述，现在既然又说到了田汉同志，这里不妨重提一下。当时我正在《扫荡报》编文艺副刊，不少进步文友先后进入这份报纸，利用重庆与昆明之间的矛盾，利用当时昆明比较开明的气氛，做了一些事情，这份报纸的后台是杜聿明。田汉同志抵昆后，杜为之设宴洗尘，邀编辑部同仁作陪。席间田汉同志带点酒意，说道：“国民党当局好话说尽，坏事做绝，孙先生的三民主义，民族、民权、民生，哪一条办到了？”他情不自禁，指着我们几位编辑，“倒是我们这批年轻朋友，才是三民主义的真正实行者！”田汉同志说着说着，不禁为之掷杯投箸。“重庆甘冒天下之大不韪，又想故技重演，大打内战，试问全国民众能够允许吗？”田汉同志正气凛然，声气逼人，使得一座皆惊。田汉同志并没有讲任何大道理，但就在这个小小的场合，打了一场出其不意的不算小的胜仗。我曾暗自一面惊异，一面高兴。田汉同志的话正与吾心相合。因为我们在那里工作的心情，我们的想法和做法，也大抵如此，是一种又象看得见又象看不见的斗争，“你扫荡你的，我扫荡我的。”

后来因为在反内战，反饥饿一类宣言上签名，我为报社老板所逼，愤而辞职。这时龙云三公子请田汉同志代组班底，由周钢鸣同志担任总编的《观察报》创刊不久，田汉、钢鸣与洪遒同志闻讯，遂又及时约我转入该报工作。但好景不长，有“不速之客”来访，我只得潜至建水中学暂避。一个多月之后，才又秘密回昆，随新中国剧社的朋友们复员广州。当时不便多露面，没有可能看到田汉同志。那么，田汉同志是于何时又是如何离开昆明的，我就不大清楚了。直到一九四九年春夏，不少朋友先后辗转来到北平，我和田汉同志才又把晤，当然不免又是“互致慰劳”一番。所不同的，是我们已经共同来到了一个新天地之中了。这年七月，我们就一同参加了第一次文代会，参加了南北两支文艺大军的光荣会师。

北京人民艺术剧院演出的田汉名剧《关汉卿》

遗恨的是，我因“获罪”远谪，未能见到田汉同志晚年巨制《关汉卿》的演出。他一生中这部最杰出的剧作，体现了他品格之高峰的剧本，我是读过的。我简直难于分辨，何者为田汉，何者为汉卿！田、关二人之为窦娥伸冤、大张正气、“为民请命”，事隔七百年，先后辉映，而文字仅其余事耳。可是他们也许连做梦也没有想到，就在十年动乱中，苍天在上，又下过多少场“六月雪”啊，悲夫！

一九七九年十一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