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伯勋

南国社1930年5月间，演出了翻译的话剧《卡门》后，就进入了一个休整阶段。

实际上《卡门》也并未演满预定的演期，只公演了两天，就被巡捕房勒令停演了。而这次公演便成为南国社最后一次演出，因为到了同年9月底南国社就被巡捕房查封了。

我参加南国社正是在演完《卡门》后的这一个时期。

这时候南国社的领导人田汉先生，在《南国月刊》上早已发表过《我们的自己批判》这篇著名的“左倾”宣言。而且他也开始从事左翼的文化活动。《卡门》可能就因此不能演下去，而我却正由于看了这篇文章，对田汉先生就更加佩服，因而便写信给田汉先生，要求参加南国社。

俞珊在话剧《卡门》中的剧照

我的信是寄到《南国月刊》的发行书店转交给田汉的，由于是转交，经过了好些日子才收到了田汉先生亲笔写的回信，他约我去他家中面谈。我收到这封回信后，心中很高兴，便按照这封信上告诉我的地址和时间去拜访田汉先生。

在这儿我要加述一下，在此之前，我本来已经认识了田汉先生，那是由郑伯奇先生介绍的。

记得1929年的上半年，我曾在创造社的一些同志办的上海艺术大学的文学系读过书。郑伯奇是创造社创始人之一，也是上海艺术大学的教授，他和我是陕西同乡，而他的老父和我的老父又是朋友，我到上海时，就是由他的帮助才考进上海艺术大学的，我也因此认识了不少与创造社有关的名人们。后来做女演员的王莹同志，就是我这时的同学之一。

郑伯奇

由于我和郑伯奇有同乡关系，郑有时就带我出去走走。有一天下午，郑约我去民国路（现在人民路）“梨园公所”去看南国社的第二次话剧演出。

到剧场时戏已经开始了。这一天所看的话剧有《苏州夜话》《第五号病室》《湖上的悲剧》《南归》等剧，演员有唐槐秋、万籁天、陈凝秋、左明、王素、吴似鸿、唐叔明等人。戏演得很好，演出的时间也很长，演完后已快天黑了。

散戏后郑伯奇就带我到后台去看田汉。

到后台，他们已快要吃晚饭了，饭菜都已摆好，可我看见那些演员们，一个个都以不同的姿态坐着，有的人眼中还流着泪哩。我看了很纳闷，轻声问郑伯奇他们这是怎么回事？郑叫我不要问他却出声问：“寿昌在吗？”这时有一个坐在后边正和另一人说话的人站了起来。他向我们走来，他一面走一面对郑说：“你们来看戏我已经知道了，因事忙没来得及接待你们。这位是……。”他说着向我一指，郑先生就介绍我的姓名，说我也是“艺大”文学系的，也是爱好戏剧的。又对我说：“这位就是你久已闻名的大戏剧家田汉先生。”我当时很高兴地一面热烈和田先生握手，一面很快地打量他。只见他上身穿一件藏青色的西服，白衬衫上却把领带去掉，下身穿条灰色西裤，脚上穿着一双黑色皮鞋，都是旧的。头发长长的，脸型较瘦，两眼却炯炯有神。带着微笑注视着我，使人一见面就有亲切之感。他对郑伯奇说：“演员们刚下了台，在台上演戏时悲伤的情绪使他（她）们激动，到了后台还转不过来，今天演的时间又长，已过了吃饭的时候了，可她们还吃不下去，我正和愧秋想办法要劝他（她）们快去吃饭，晚上还有一场戏要上哩。”这时我才理解后台人们那种神态的原因。我也想到看他们演出时自己也流泪的情况。当时很同情他们，但却又不大了解，为什么他们的演出竟能如此感动人呢？心里想这大概就是传说中的所谓“南国风格”吧。这时郑先生对田汉先生说：你们的戏演得真好，我们这一位（指我）一面看戏还一面流泪哩。所以我们到后台来谢谢你们。时间不早了，你们快吃饭吧，我们就走了。于是大家握手而别。田汉先生直送我们出后台口。

我这次和田汉先生虽然见面的时间很短，也没说几句话，但印象却很深刻。直到现在提起，还是如若昨日之事。这以后却没有机会再见到田先生。

直到后一个时期，上海几个大剧团都先后作了大的演出，南国社要演出《卡门》，我便买了前两天的戏票。所以第一二天的演出我都看了，还想再买第三天的戏票，但却未买到，说是见到当天报纸上的广告后再来买票。而第三天报纸上却没有登演出的广告。就在这个时候，我决定参加南国社，于是就给田汉先生写了一封信，在接到回信后，便去拜访田先生。

南国社旧址

与田先生约定的地址是打浦桥日晖里41号。因为找门牌我走的是前大门。门是半开着的，我推门而入，厅堂间有一位年青的姑娘，她问我找谁？我说是田汉先生约我来的。她就走到楼梯口大声喊：“田先生有客人来了。”说完她就走开了（后来我才知道她就是胡萍，那时也住在田家的）。田先生跟着就下了楼，他一看见我就说：“你是周伯勋先生吧？”一面和我握手，一面笑着说：“我们不是早已认识了吗？还是郑伯奇介绍的呀。你给我的信写的太客气了。”他亲自给我送来了一杯茶。在交谈中，我谈到想参加南国社时，田先生说：“我们是很欢迎的，不过现在连演出都被迫不能继续下去，又欠了一些债，现在正是最困难的时候，我们最近是不可能有什么活动的。”我说：“有困难我不怕，不演出对我更好，因为我的普通话还说不好哩。我只想参加你们社，你们做什么我也做什么就行了。”田先生哈哈大笑说：“你很爽快，也很坚强，在这时候还来参加，是个好朋友，欢迎你来和我们一块儿吃苦。”我问还要办什么手续，要写什么表格吗？他笑了说：“我们都不来这一套。你明天吃晚饭时来，那时人来得多，我把你介绍给大家，大家就认识你了，以后有什么活动就和大家一道活动，今后你就是我们团体中的一员了。”我就是这样参加南国社的。

我第二天提早吃了晚饭，就去日晖里田汉先生的家。到时楼下客厅中已坐了好几位青年，田汉先生也在座，他只把我介绍给这几位，他说再等一会儿大家都来了，再给你介绍吧。接着又进来了几个人，楼梯口有人喊吃饭了，大家上楼去吧。听声音还是昨天喊田先生的那个姑娘，我就说，已吃过饭了，田先生说：去，去，大家都去，吃过了也得再吃些，他问我能吃酒吗？我说能吃一点儿，他笑了说那就好，我喜欢吃酒，咱们就对几杯吧。

田汉先生（左三）与南国社成员

上了二楼，前楼房间内已摆好了一个大圆桌，我心想，怎么还大请客呢？等大家都入了座，跟着就送上了六七碗家常菜，历来都是田汉先生的母亲自己做的。又送上了两大壶酒，田汉先生就对大家说：“今天不错还能弄到酒吃哩。”还是那位姑娘说，老太太叫我把她唯一的皮衣拿去当了，这才买了酒、菜、米回来的。田汉先生就对我说：“当东西是我们的常事，你大概还不懂吧。”我说我懂我也当过东西的，这时座上的人都笑了。田汉先生说：“那就都吃一杯吧。”他又对我说：“我昨天没有对你说清楚，今天就是为请你这位新来的朋友，妈妈才自己做菜，这都是湖南菜，有辣味，你行吗？”我说正好我们陕西人也是吃辣子的。那么老太太忙了半天应该先敬伯母的酒才是。田汉先生说：“我妈妈菜还未做完，做完后她就会来的，你倒不必客气了。”说着，他就给我介绍在场的人了。计有：辛汉文、宗晖、张恩袭（即张曙）、郑重（即郑君里）、黄素（即黄芝岗）、张谔、田洪（又叫三爷）、田玩（又叫五爷）、胡萍（女）、吴似鸿（女）、康白珊（女），还有一位约 30 多岁的女士，大家称她为密司林（后来才知道就是林维中——田野的妈妈）。这些人一个个都和我握了手，大家又举杯一饮。田先生几杯酒吃下脸就红了辛汉文说老大只喜欢酒，但他不能多吃，吃多就醉了。田先生接着说，就在我们最困难时，还有新朋友来参加我们的社，为此妈妈也当了衣服请大家吃酒，这都是没想到的事，我们大家应该高兴。现在我们虽然不能演出，可我们也不能闲着，总得做点事才好，我提议从现在起，我们每星期聚会几次，可以谈时事、谈当前的政治;同时我们也可以系统地学习中国戏剧史，在这方面有我们的专家黄芝岗先生可以给我们开讲座，大家也可以各自谈谈心得或意见。这样不至于虚度了年华。对于我加入社后如何进行工作，也可作些准备呀。大家都同声赞成。黄芝岗先生说：“‘专家’二字我不敢当，和大家一道谈谈是好的。”我说：“就决定每星期一、三、五是固定聚会日，其他日子作为自由活动。”大家听后都说就这样决定吧。饭后大家还谈了些闲话，这时老太太也上楼来了，我拜见了田母。田母就是这样一直支持田汉活动的。

恰好第二天就是星期三，就是我们聚会的第一天。这一天我记得是 1930年的5月底（或6月1日）。这一天我是首次参加南国社的内部活动，不但昨天的人都到了，还有一位是住在这里却两天未见到的金焰（那时叫金德麟）同志，因为他已是电影明星了，常常因为拍电影而不回来，今天却也有暇回来了。

星期五大家在聚会中就把这种会定名为座谈会，又都认为这样座谈很好，于是决定每星期六增加一次。以后除一、三、五必来外，二、四、六也来，如有事可以请假。这一来几乎每天都举行座谈会。

三十年代的安娥

以后参加座谈会的人陆续增加了一些，计有张瑛（即安娥）她后来一、三、五是必来的，俞珊来过几次，黄素也来过一个时期，吴湄也来过，阿英（即钱杏邨）他是来讲解古文学史的，赵铭彝也来过几回，我是在这儿认识他的。洪深和马彦样也分别来做客，周全平也来过几次。还有应云卫等另外几个剧团的领导人也分别来过。

田汉的大儿子田海男在睡觉以前也常作旁听的。星期日他也常和张曙和我一块出外去走走。

在这些座谈会期间，以南国社名义，于8月份曾参加上海左翼剧团联合会，随即改为“剧团联盟”，我也就是在这一时期，由田汉和郑伯奇介绍参加了左联，并分配在南国社内的一个小组活动。也就在这一时期内，我还随南国社的部分人参加在南京路上叫做华安八楼一个大西餐馆内举行的文化界人士的一次会（会名都完全忘记了），鲁迅先生、宋庆龄女士都出席的。我和洪深先生坐在近邻，散会时，我不小心将桌上的墨水瓶打翻了，把雪白的桌布弄污了，当时餐厅的人叫赔偿五元现洋，恰好我身上带的钱不够，结果是洪深先生代付了。

在这个座谈会里，我们在国际问题上谈到并分析那时阿比西尼亚的反侵略战争，和西班牙保卫马德里的战争等。在国内政治方面，研究了共产党发展的问题和国民党日趋反动的问题，讨论了左翼文化活动必有远大的前途，左翼戏剧必将以新的方式作出新的贡献和进行新的斗争等。

每天也有一定时间学习中国古典戏剧，内容侧重对元曲和明清的传奇等方面的探讨。

座谈会也谈到新的音乐和旧戏曲改进等问题。大家对这些学习、讨论，都认为大有收获。

田汉有一次在会上说，别轻看我们这个座谈会，现在能进行这样系统的研讨的剧团还只有我们。他认为，几个月的座谈会，成绩是显著的。

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机关刊物 《前哨》，内有纪念南国社成员宗晖的文字

可惜宗晖同志，就是在座谈会开始后不久（大约是6月中）次他到北四川路去有事，在返回的路上，被国民党的特务用小汽车绑架走了，不久就被押到南京，在雨花台遇难。

有些人鉴于每天很多人聚会，目标太大，怕会出问题，建议活动暂停一下，经大家讨论同意，暂停一个时期。

这时也到了各大学将要开学的日子，我还是得找个大学生住进去，否则家中就不给开支了。

我9月中就和一个同乡叫武志祖的，一起上了江湾路上的一个“持志大学”的文学系。我们都住校，每天都得上课，就只好在星期六和星期日到田汉家里去。实际上田汉的家就是南国社的社址，楼下厅堂间就是剧社的工作室，楼上才是老太太、田汉和家属的住处。金焰就住在楼梯下的那一段小空间，正好打一个小单人铺睡，胡萍跟老太太在楼上住一个房间。康白珊、吴似鸿来了有时候也住那儿，其他男人来了不走时，就在楼下打地铺睡。

南国社的伙食，一直是成问题的，大家都没有钱，田汉有时还有些稿费可拿，其他极少人也有点稿费，大家就靠这种收入相互支持维持伙食，有时候我也把生活费拿出来支援伙食。生活虽艰苦但大家仍不改其乐。

我到持志大学后，头两个星期的星期六与星期日去南国社。到了第3个星期的星期六下午我去南国社时，走到离日晖里还很远的地方，遇见了辛汉文，他很紧张地把我拉到一边，告诉我这里不能去了，南国社已于昨天下午被巡捕房查封了，幸好有人先通了风，老大一家人都分别另找地方住了。其他人也都搬走了，衣服家俱等也拿出来一些，人一个也没有被捕去。现在还有巡捕守在41 号房内，还等着捕拿去的人呢。我知道你今天一定会来的，特在这里等你。接着说，咱们再找个地方谈吧。于是我们就到附近一个小饭馆去吃饭，我说老大和这些同志们，今后怎样联系呢？他说先不要急，过些天都会找到的。以后我到持志大学去找你，门口方便吗？我说没问题，我们那门口很松的。我们吃完饭也就散了我心里却久久不能平静下来，几个月的集体生活，多么令人怀念啊！

1935年12月中国舞台协会第一次公演合影（三排左五田汉、左六应云卫、左七周伯勋、二排右六张曙、右七洪深，后排右五田洪）

过了几天，辛汉文来学校看我，对我说田先生很好，现住在一个朋友家中，再过几天带我去看他。其他的人也都有了消息或地址。有事时都可以约见面的。

这以后就由我出面在持志大学搞了一次小型公演，都是由南国社的同志们支持演出的。

到了1931年，这时“左翼剧联”经过改组成立了。在“剧联”的直接领导下我们原“南国社”“艺术剧社”，还有“摩登剧社”的一些同志，共同成立了“剧联”的中心剧团“大道剧社”。这正如阳翰笙同志所说，很多同志虽然随时面临被捕的危险，随时遭遇着饥饿的威胁，却有那么一股子革命干劲，在斗争中表现得英勇顽强，坚韧不拔。南国社等剧团被查封了，却又成立了新的剧社，而且越来越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