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爆发之后不久，田汉同志就从南京回到他一别两年的上海。

当我还是一个中学生的时候，偶然读到他翻译的莎翁的杰作，眼界为之一开，使我开始认识到外国戏剧里竟有如此美妙的事物。九一八事变以后，我在上海一家以数理化著名的大学里学习，搞过学校剧团，演出过他的名剧《乱钟》；后来几次到郊区城镇演戏也演过他的剧本；还曾为演剧而坐过班房。对这位戏剧界前辈、我国话剧事业的奠基人之一，真可谓心仪久矣。但我第一次见到他，却是在战火中上海戏剧界假座卡尔登大戏院欢迎他归来的大会上。那时他开始步入中年，已有白发了。第二年春天，我路经长沙去看他，只见他在一家电影院楼上《抗战日报》编辑部里伏案振笔赶写社论。在汉口，他在周总理和郭老领导下着手组织三厅六处，洪深同志和不少戏剧界的朋友应邀参加工作，花名册上也曾登列上我的姓名，但经请示认为从上海移武汉编辑的《新演剧》杂志的工作需开展，而那“衙门”也不宜集中过多的人，因此我就没有到职，继续和章泯等同志一起搞我们的“民间刊物”了。

田汉同志大概是 1940 年春天之交来到重庆的。那时关于民族形式问题的论争已在激烈开展。由于我看到有人把“五四以来的新兴文艺形式”污蔑为“畸形发展的都市的产物”“大学教授、银行经理、舞女政客以及其他小布尔乔亚的适切的形式”，难能缄默，于是连续写了几篇文章加以辩难。他从外地来，行装甫卸，便来找我询问究竟。五四以来新文艺的战绩难道容许抹杀吗？民族形式的创造难道排斥外来影响吗？这些论点他是同意的。不过他特别关心的是戏剧的民族形式问题。为了倾听意见，记得他曾组织两次座谈会，邀请了有郭老、茅盾等同志三四十人参加讨论，并亲自作了长达数万言的记录在他主编的《戏剧春秋》杂志上发表。

这年的秋天，我负责编辑《中苏文化》杂志的苏联戏剧电影专号，要在那样的政治环境下编印一本30多万字的专刊并非容易，不过机会倒是难得的。我希望他能够为此写一篇文章。当我去看望他说明来意之后，他欣然答应，过了两三个星期就把稿子交来了，说原准备这篇论文要写上五六节，但写了两节已有好几千字，“没有来得及写的以后再交帐吧。”无奈这个专号要在11月7日苏联十月革命纪念日赶印出来，也就只能如此了。他写的那篇文章的题目叫作《怎样从苏联戏剧电影取得改造我们艺术文化的借鉴》。文前引用了唐太宗的句子：“以铜为鉴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鉴可以见兴替，以人为鉴可以知得失”。这两节的标题一是“一种郁勃苍凉的调子”，二是“肃清戏剧界的农奴制”。作者以酣畅的笔墨写下了他对俄罗斯文学、苏联戏剧电影和音乐的接触与感受，并进而联系到我们艺术界的实际，例如在谈到旧俄时代的大演员史迁普金系农奴出身时，田汉描绘了中国戏曲艺人在旧社会的卑贱地位，问道：“这不是准农奴制是什么？”而后则满怀信心地说：“只要抗战继续开展，中国社会的残渣必然要次第肃清。我相信这种可恶的准农奴制必能打倒，无数中国的肃蔗普钦（即史迁普金）必得解放！”那是在蒋管区，这句意味深长的话说得真好！

这个专号总算在日本飞机空袭的频繁警报声中如期印制了出来。一天的下午，我带了它到上清寺他住处去送给他。他翻了一翻那灰白色土纸印的刊物，一眼发现目录中有肖三同志翻译的三幕诗剧《光荣》，就问我译者的情况，怎么从远处搞到这部稿子的。我译的《带枪的人》曾遭到国民党图书审查官的一再留难，他是知道的，看到这次也发表了，便就这部容膺首次斯大林奖金的剧本谈了开去。我们合译中的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演员自我修养》专号上选刊了最后一章，也引起他的兴趣。他对这种介绍工作很加鼓励，说：“要尽快把斯坦尼的著作搞出来，我们要好好学习，好好研究，大有用处的。”我问他那篇未完成的论文还将写些什么，记得他回答：“社会主义的内容，民族的形式，苏联是这样的。我就要写戏剧的民族形式问题嘛！”这天田老大显然很高兴，拉我到附近一家小饭铺吃了担担面和粉蒸肉，餐后他从口袋里掏出刚才收到的稿费抢着付了账。告别时，我没有忘记编辑的分内事，再一次催请他写稿。然而，不久之后发生惨绝人寰的皖南事变，严重的白色恐怖笼罩着重庆，作者和编者先后离开了这座山城，天各一方，这篇文章也就告吹了。这是一件非常遗憾之事！

1942年，我们从日军占领的香港纷纷迂道脱险回来。在桂林候车停留时期，我曾去看望过他。他愤慨地谈了不久前国民党反动派蛮横禁止《再会吧，香港！》演出的事件。这个迅速反映现实的四幕剧是他与洪深和夏衍同志集体赶写出来的。此后几年，为着战时戏剧运动和民主运动，田汉同志在广西贵州和云南一带纵横驰骋，艰苦地战斗。他曾经支持过新中国剧社演出俄罗斯名剧《钦差大臣》和《大雷雨》。在一篇题作《〈大雷雨〉前夕》的文章中他写道：“……追求自由光明，追求解放的呼声！这悲剧曾经是前世纪80年代的俄国青年的，但对今天的中国青年，依然有这么深刻的实感。”

抗日战争结束后，我回到上海。田汉同志初返上海时期在我寓所暂住过几个星期，使我有机会向他多多请教，常常纵谈到深夜。关于外国戏剧文学，他不但怀有深厚的兴趣，而且所知也极为渊博。他从日文读过希腊三大悲剧家的作品，而对索福克勒斯的《俄浦斯王》尤感兴趣。还记得他曾经跟我说起20年代在上海怎样一个场所看到苏联著名电影《波将金战舰》的放映，和30年代他参加“苏联之友”的一些活动情况。在上海的那个阶段我和戈宝权、姜椿芳等同志一起搞过普希金和高尔基的纪念大会，他都热情地参加，给予鼓励。他对现实主义大师普希金、托尔斯泰和高尔基是倾心崇敬的。他熟悉莎士比亚剧作里的许多人物。他欣赏黄佐临同志导演的根据高尔基原著改编的《夜店》。另方面，对那时几乎泛滥成灾的从美国输入的黄色书报，却表示了深恶痛绝。

到了1948年秋冬之间，他借安娥同志由音乐家盛家伦同志伴送，从海路潜行北来，我举家则早二三十天就不得不离开那十里洋场。同为“逃逋者”，可是光明在望，迎风招展的红旗也似乎看得见了，在这风沙扑面的故都我们不期而遇，真是百感交集，快慰异常。

全国解放以后，田汉同志受党的委托担任文学艺术方面的领导工作，他的事情极其繁多，而有关外国戏剧这方面的确也占去他不少时间。例如纪念伟大戏剧家契诃夫、加黎陀沙，哥尔多尼、易卜生、泰戈尔，肖伯纳等等世界名人，他都要在大会上做报告。而这些需要丰富的材料、正确观点，具有学术性的报告自然不能率尔挥毫写出，他又不愿请旁人捉刀代笔，田老往往要用不少时间搜集材料，阅读剧本，找人谈话，苦思再三，而后亲自动手写成。

1957年北京纪念意大利喜剧家卡尔罗·哥尔多尼诞辰 200 周年，他在题为《我们要健康的、战斗的笑！我们要哥尔多尼！》的讲话中联系到现实，这样说：

“哥尔多尼是那样一位好的喜剧作家。今天全世界人民，特别是不分日夜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的中国人民迫切需要喜剧，需要笑。中国人民在以前也遭受过意大利人民同样的境遇，受到外国侵略者、国内封建地主、官僚资产阶级的压迫和剥削。我们愤怒的时候多，笑的时候少。现在我们应该大大地笑了。但在剧场里我们的笑声还是太少，能引起我们健康的笑的剧本还太少。我们多么需要中国的哥尔多尼啊！再则我们需要从笑里，从深刻而准确的讽刺里，揭发我们内外矛盾和工作中的缺点，而讽刺的爱憎分明正是哥尔多尼喜剧的特点。我们多么需要哥尔多尼和认真向他学习啊！”

说得多么好啊！我现在还依稀记得会场里爆发出来的雷也似的掌声，他是在掌声中健步走下讲台的。田老对于这类涉及外事性质的工作一向是认真的，也是乐于承担的。我看过他写的稿子一次又一次的修改的墨迹分明可见，每回总要等到他自认为改无可再改时才脱手。1964年准备纪念莎比亚辰400周年，他要我到细管胡同寓所去看他。我去时他正在起草报告，便放下笔来跟我说，16世纪西方出了莎士比亚，中国则有写了四梦的作者汤显祖。他好像发现了重大发明般地那样高兴，接着又从这两位大戏剧家各自所处的封建社会谈到他们戏中都有鬼魂的出现。不言而喻，那是有感于当时对鬼戏大张伐挞而发的绝不愿随声附和之辞。尔后又扯到《哈姆莱特》一剧中的戏中戏《捕鼠机》。我问：那末，把《窦娥冤》作为《关汉卿》中的戏中戏又如何？他迟疑了一下莞尔一笑，但未回答，可也没有责怪我问得冒失。记得这次还问过他，在南京狱中是不是有一本一元美金版本的英文莎士比亚全集准许他阅读，那是早就听到的传言，他予以证实了。可惜的是他准备的稿子，由于这年“和大”所主办的世界文化名人纪念并未在我国举行，可能已丢失，再也找不到了。

1957年田汉同志曾去莫斯科观剧，看了许多演出，带回不少资料。他对此行似很感兴趣，常常以此为话题津津乐道。翌年在写给郭老向他祝贺《关汉卿》成就的回信上，在谈到他俩青年时代交游时，他还回忆莫斯科看到席勒一剧演出的印象。那时他已经60多岁了距离在日本他俩初次见面已将半个世纪了。

中国戏剧出版社是1957年成立的。我曾搞过一个出版中外古今戏剧图书的远景规划。在社长田汉同志的支持和鼓励下，组织力量译印了一些外国著名的剧本，介绍了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和布莱希特的演剧理论。《戏剧理论译文集》也是在那时候搞出来的，连续编印过几本。但是正当工作开展之际不知从哪儿刮来一阵风，说外国的搞得太多了，不该搞“大洋古”啦，“封资修”啦，等等。这么大扣帽子合适吗？事情究竟该怎么办？我不能不感疑虑。田汉同志在1959年为纪念五四运动40周年写的一篇题为《接受五四的精神和经验，创造社会主义新戏剧》的论文中提出了他的意见：

“我们今天要广泛深入接受自己的和外国的传统，除了自己的新旧传统之外还得更好学习外国古典的、近代的优秀剧本、剧论表导演体系供我们借鉴。我们还学得远不够深刻。当时宋春航们开过一个近代剧百种剧目，这些剧目40年来有许多是介绍过来了，但还有很大遗漏。我们一定要完成曾经计划的《世界名剧选集》也要安排更系统地翻译欧美日本的优秀戏剧理论。”

接着在1961年秋天旅大文艺界举行的一次座谈会上，田汉同志在谈到介绍外国戏剧问题时风趣地比喻说：“要把窗子开得更大些，让空气流通一下……”他这句形象性的语言是在周总理和陈毅同志领导下召开的新侨会议不久之后，也就是在制定“文艺八条”的过程中说的。可不是吗？那几年党的文艺路线在极左思想干扰下，文艺界几乎看不到也听不到外面世界的任何艺术活动，窒息的空气多么闷人呵。为了纠正当时弥漫于文学艺术界的那种风气为了繁荣创作，贯彻党的知识分子政策继新侨会议后，1962年春天在广州又召开了话剧、新歌剧、儿童剧创作座谈会。在紫光阁举行的预备会议上，周总理作了极为重要的报告，指出，文艺上的缺点错误表现在：打破了旧的迷信，但又产生了新的迷信。旧的迷信应该打破，如厚古薄今、迷信外国等等，但又产生了新的迷信，如今的一切都好、古的一切都坏，中国的一切都好、外国的一切都坏，骂倒一切。这又犯了另外一个片面性。周总理说：“外国有好的东西，古代有好的东西。莎士比亚的剧本是好的，小仲马的《茶花女》也是好的。怎么能以今天的尺度去要求那个时代的作品呢？任何时代都有它的局限性，‘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我们今天也有局限性。”

在盛暑中召开的新侨会议的一次大会上，我曾经作过发言，几个月后听到我们敬爱的周总理如此明确地作出指示，心里真感到万分激动。

由于在会议召开前进行过调查，希望有人能在座谈会上谈谈近年来外国戏剧的情况。这样我就在同志们的帮助下，仓促之间搞了一些资料，作了一些准备。田老在广州越秀宾馆看到这些资料，竭力主张立即用铅印出版，在会场分发。当时田汉就随手提笔写下了刊名：《外国戏剧资料》。《资料》第一期就这样在广州只赶印了一百几十份。回北京后，也就把它当作一份不定期的内部刊物来继续编印。田老很关心它的成长，一直是这个刊物热心的读者。与此同时，作为内部书籍，几年间还编译过多种外国剧本出版，如苏联阿尔布卓夫的《伊尔库茨克的故事》和荒诞派剧作家尤涅斯库的《椅子》等等。他还听取和主持过几次讨论外国、特别是苏联戏剧的小型座谈会。不待多说，这种种活动到 1966年就全部停止了，不仅如此，还遭受一系列的“批判”。

（原《外国戏剧资料》1979 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