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国”艺术运动，是由田汉、欧阳予倩、徐悲鸿、徐志摩、周信芳等发起，在1924年1月至1930年9月之间，历时6年多，以独特的精神面貌和创新精神，在以戏剧为主，包括电影、美术、戏曲等多个艺术领域进行先锋式探索，产生重要社会影响和一代文化艺术领军人物的社会文化艺术活动。

                                                         上海永嘉路371-381号，南国艺术学院旧址

南国艺术运动有着独特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历史背景和地域特征。它发生在民族国家进入社会革命和重大变化的过程中，处于中西文化交汇的历史时期和地域环境。它包括创办《南国》半月刊；主办《南国特刊》；创建南国电影剧社；上海艺术大学的教学实践；举办“艺术鱼龙会”；更名“南国社”并创办南国艺术学院；在杭州、南京、广州等地巡演等艺术与社会活动；包括通过创作产生的艺术成果和通过艺术教育产生的艺术人才。

1928年南国艺术学院的部分师生。前排左1田汉，右2吴作人；二排左1孙师毅、左2徐悲鸿；三排左1叶鼎洛。

独立自主的创业精神和家国情怀。田汉1922年从日本回国之后，并不满足于在中华书局当编辑过小日子的生活。他痛恨帝国主义和军阀弄权，从少年中国和创造社退出后，选择了独立门户，在艺术世界“扎硬寨，打死仗”，希望继续他在日本时对真善美的追求，支持孙中山的国民革命。1924年1月，他和妻子易漱瑜开始自办《南国》半月刊，自己印、自己校、自己发行，艰苦创业。办刊的目的，正如田汉在发刊辞中所说：“凡我血气之伦，安忍坐视中国之不救？盍联手以偕来，为正义而奋斗！”

                                                南国社委员长田汉（彭望轼摄于光艺照相馆）

易漱瑜

在南国时期的代表作《名优之死》首演时，为了省钱，他们在周信芳先生的九亩地梨园公所的二楼大厅上演。由于那里没有舞台，硬是由田洪带着一些年轻人连夜搭起来一个舞台。爱祖国、爱艺术，是田汉所代表的南国人的人生观、价值观的核心。田汉在南国特刊上发表介绍席勒的《奥尔良的少女》和《威廉.退尔》，就是为了宣扬爱国主义。田汉发起的南国运动，就是为了“在沉闷的中国新文坛鼓动一种清新芳烈的艺术空气。”

1928年南国艺术学院部分师生。前排左起：唐叔明、左明、张惠灵、黄曼岛（马宁）；后排左起：陈白尘、陈明中、陈凝秋、郑君里 （吴作人摄）

吸引和培养了一批艺术精英和领军艺术人才。1926年1月，田汉和好友欧阳予倩以主席名义联合发起了“消寒会”，交流切磋艺术理念和实践，成为日后南国社艺术沙龙的雏形。“消寒会”的发起人，包括郭沫若、黎锦晖、唐槐秋、郑振铎、俞振飞、史东山、卜万苍等十七位文化艺术界名人。

日本唯美派著名作家谷崎润一郎应邀参加了“消寒会”

第二年召开的“梅花会”，聚焦的是美术绘画人才，其中包括画苑新秀，后来的美术大师徐悲鸿。在举办南国电影剧社、探索电影之路的过程中，田汉和卜万苍、唐槐秋、万籁天、顾梦鹤、宗白华、黎锦晖、唐叔明、王素等合作，共圆“银色之梦”。1928年，田汉、欧阳予倩、徐悲鸿在对“在野艺术运动”高度共识的基础上，共创南国社所属的南国艺术学院，并由他们三人分别担任文学、戏剧和绘画三科的主任，还有洪深、辛汉文、孙师毅等、周信芳、高百岁这些老友兼艺术界名流的大力支持。

欧阳予倩

徐悲鸿

洪深

唐槐秋

周信芳

万籁天

有了“不问学历，但取天才”的招生原则和强烈的爱国、艺术、包容、平等的氛围，南国社吸引了一批有理想、有追求的宝贵艺术人才，日后成为各个艺术领域的领军人物。南国运动之所以能够聚拢这样一批优秀人才，在于他们有着不知路向的苦闷和彷徨，受着灵肉冲突的焦灼和困顿；他们有对价值观的认同，对自由和光明的渴望，对艺术的热爱和大致相同的生活境遇。

电影《到民间去》拍摄团队。左二唐槐秋，左三田汉

1928年南国社成员在南京

1929年，南国社部分成员在南京中央大学校园内合影。左起：谢寿康、俞珊、田汉、吴作人、蒋兆和、吕霞光、徐悲鸿、刘艺斯

文学科学生陈凝秋（塞克）、陈征鸿（陈白尘）、左明、唐叔明、陈明中等；戏剧科的郑君里等；绘画科的学生吴之寿（吴作人）、吕霞光、刘菊庵（刘汝醴）、周存宪、黄若英、金德麟（金焰）等；音乐科的学生张恩袭（张曙）、王素等。他们才华横溢，触类旁通，许多人能够跨界发挥。王素虽然在绘画科，但也是当时十分难得的女演员。应云卫先生1930年进入左翼电影界，逐渐成为领军人物。这些天才的学生和朋友，是当之无愧的南国之宝。

陈白尘

郑君里

吴作人

1929年，吴作人（左）和郑君里

张曙

金焰

强烈的先锋意识和创新精神。南国艺术运动在艺术创作思想上是解放的，它的艺术探索扎根于民族艺术基础之上，是有深厚民族文化底蕴的先锋和创新。南国戏剧，“以挣扎苦斗之精神，求新艺术之建设，因以促成全中国剧坛之革命”。徐志摩说，南国有着“生命,无穷尽的生命,在时代的黑暗中迸裂，迸裂成火,迸裂生花,……”。南国运动强烈的先锋意识和创新精神，来源于“人的创作冲动为本体,争自由的奋发,青年的精灵在时代的衰朽中求解放的征象。”

徐志摩

以此为驱动，“南国人”建立了自己的电影公司，开创了艺术家自编自导自演的先河。在戏剧创新上，南国突出现实与艺术矛盾冲突的感染力，摆脱了对外国戏剧的模仿和文明戏的束缚，开创了中国话剧诗化现实主义的历史；在艺术发展模式上，“南国人”在田汉等人的领导下，依靠独立精神和顽强意志,强调不靠官方、不靠财阀,开创了一条在野戏剧运动的前进之路；“南国人”在艺术作品上表现出“五四运动”后兴起的民主和自由思想，在“力与美”、“灵与肉”、“社会与艺术”等范畴都有浓笔重彩的表现。民国日报曾称：“中国之有新戏剧，当自南国始”；民生报则说，“有了南国的戏，新剧才恢复了生命。南国戏剧运动摆脱了对外国戏剧的模仿，挣脱了旧时代“文明戏”的束缚，在中国话剧史上起着承前启后的作用。

1929年，话剧《莎乐美》剧照，俞珊饰莎乐美

开创中国艺术教育的新模式。要达成南国运动“培植能与时代共痛痒而又有定见实学的艺术运动人才”的目的，必有一套适合自身的独特的教育模式。

教学组织管理上，“南国运动”始终坚持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和教学相长的教学理念。“南国”的领导层都是由德才兼备的艺术家构成：田汉、欧阳予倩、徐悲鸿分别担任文学、戏剧和绘画科主任；洪深、徐志摩、万籁天、唐槐秋、辛汉文、孙师毅、周信芳、高百岁等许多著名文艺界人士都曾在南国社任教。他们学贯东西，赞同在艺术上兼收东西方文化精华，拥护创新却不否定传统。

教学方法上，南国社以独特的启发式教学为著称。田汉以他渊博的学识和艺术感染力为基础，在上课时“不带课本、讲义，也不点名。他可以从文学的起源开始，牵连到历史和哲学，又从莎士比亚转到易卜生。”上海艺术大学的学生，不论是学中文的，还是学绘画和音乐的，都喜欢上他的课，在其中各取所需。这种教学方法被陈白尘称为“十八扯”模式。

艺术实践上，演出《莎乐美》时首次采用的“写实布景”是由学生吴作人设计的，在戏剧界是始作俑者；莎乐美剧中的“七重面纱之舞”的配乐，用的是贝多芬的小步舞曲，由冼星海和吴作人用钢琴和小提琴一起演奏。

1929年，《南国月刊》第一期目录

“鱼龙会”式的文艺沙龙和“公演”等艺术活动，使得艺术教育“有火辣辣的实感”，从而防止学习只是“求之于想象”的片面，在南国社艺术教育中起到了重要而独特的作用，也为日后形成“戏剧运动”创造了基础。这里的“鱼”就是学生，“龙”就是老师和艺术家、著名演员。以平等而无拘束的研讨会、座谈会和沙龙等形式，

1927年12月，在“鱼龙会”演出了欧阳予倩改编的京剧《潘金莲》。欧阳予倩饰潘金莲，周信芳饰武松。

田汉改编的《卡门》剧本

让“鱼”和“龙”混在一起，由“龙”和“鱼”教学相长，从而帮助“鱼”跃过龙门，成为未来的艺术大家。在每周一次或隔周一次的艺术沙龙里，田汉邀请欧阳予倩、周信芳、高百岁、唐怀秋、顾梦鹤等著名演员和艺术家，与南国社的学生一道对艺术理论进行研讨，同台演出。既有理论探讨、又有艺术实践的教学方式，为培养艺术人才发挥了重要作用。陈白尘所说：“对于坐在四周旁听的我们这些学生来说，则觉得字字珠玑、受益非浅了！”。“南国”时期还组织了多次话剧公演活动，在很大程度上提高了艺术教育质量，产生了广泛深远的社会影响。

《莎乐美》剧照

创造了一批有影响力的优秀作品。“南国”时期，是以田汉为代表的艺术家们最有活力、最有创造力、最能突破旧框框束缚的一个阶段。从戏剧作品看，田汉的创作，给中国戏剧界带来了“一种清新芳烈的艺术空气”。

《名优之死》剧照（人艺版）

历史剧有“三黄史剧”中的第一部《黄花岗》、《孙中山之死》、《林冲》、《雪和血》等。抒情剧有《湖上的悲剧》、《古潭里的声音》、《南归》和《苏州夜话》等。现实题材剧有《名优之死》、《火之跳舞》、《江村小景》《第五号病室》等;翻译改编剧有《莎乐美》、《卡门》等；观念性戏剧有《生之意志》、《颤栗》、《一致》和《垃圾桶》等；电影剧本有《翠艳亲王》、《到民间去》、《南京》、《断笛余音》等。这些作品，贯穿了田汉特有的诗意感伤与浪漫漂泊的特色和对诗化戏剧的追求，体现了“从艺术慰藉人的灵魂出发的艺术创造精神。”

左起：田汉、马彦祥、俞珊、欧阳予倩、洪深、唐槐秋

南国时期，其他艺术大家创作的作品和演出也十分突出。如洪深的《少奶奶的扇子》，获得了演出的成功；欧阳予倩的《潘金莲》；孙师毅翻译的《未完成的杰作》和曹靖华翻译的《白茶》等。其中欧阳予倩创作的京剧《潘金莲》在“南国”时期非常引人注目。剧中的女主人公已经不是小说中的旧貌，而是一“崇拜力与美的女性”，田汉认为这是“新国剧运动的第一声”；徐悲鸿称此剧：“翻数百年之陈案，揭美人之隐衷；入情入理，壮快淋漓；不愧杰作”。

左起：郑君里、洪深、田汉

南国时期的作品，表现了浓郁的抒情性和鲜明的思想，有着现实主义的浪漫色彩、丰富的戏剧性和传奇性，体现了对灵肉一致人生境界的探索，表现出对自由与爱的讴歌，追求生命个体的自由意志和存在价值，体现美与力的高贵，压倒了世俗的偏见。

 徐志摩曾说：“南国是国内当代唯一有生命的一种运动，我们要祝颂它。它的产生，它的活动，它的光影，都是不期然的，正如天外的群星、春野的花是不期然的。生命，无穷尽的生命，在时代的黑暗中迸裂，迸裂成火，迸裂生花，但大家只见那霎那的闪耀，依然陨灭于无际的时空。南国至少是一个有力的彗星，初起时它只是有无间的一点星芒；但它的光是继续生长，继续明亮，继续盛开，在短时期里它的扫荡的威棱已然是时空的一个异象。南国的浪漫精神的表现——人的创作冲动为本体,争自由的奋发,青年的精灵在时代的衰朽中求解放的征象。

从苦闷见欢畅，从琐碎见一致，从穷困见精神。南国，健全的、一群面目黧黑衣着不整的朋友；一方仅容转侧的舞台，三五个叱嗟立办的独幕剧——南国的独一性是不可错误的；天边的雁叫，海波平处的兢霞，幽谷里一泓清浅的灵泉，一个流浪人思慕的歌吟；他手指下震颤着弦索，仙人掌上俄然擎出的奇葩——南国的情调是诗的情调，南国的音容是诗的音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