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田洪先生（1902年7月4日—1990年6月6日），又名田寿康，戏剧活动家，是田汉先生的胞弟，自幼遍尝困苦，勤劳顽强，不畏艰难，宽厚忠实。1922年始，他跟随田汉先生在上海从事南国艺术运动，参加中国左翼戏剧家联盟，193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他参加剧联领导的“五月花剧社”和“春秋剧社”组织工作，协助田汉先生在南京从事抗日救亡戏剧运动。1938年，在湖南参与《抗战日报》工作；在武汉加入湘剧、京剧等抗敌演出队，参加郭沫若先生主持的政治部3厅工作。他在长沙积极参加难民救助，在桂林从事抗敌演出宣传工作。他多年从事出版发行、灯光舞美、剧务摄影等组织管理工作，在支持协助田汉先生从事戏剧文化事业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全国解放后，他在湖南从事湘剧、昆剧、皮影、木偶剧的行政组织工作，曾任解放军十二兵团“洞庭湖湘剧工作团”团长，湖南湘剧院首任经理。

天涯谁人不识君

                      ——忆哥哥田汉和他的清交素友

哥哥之所以能在艺术道路上取得成功，这不仅有在黑暗中追求出路，也有在烂泥中奋力的挣扎。不仅饱尝过人间的甜酸苦辣，也流过不少鲜血与汗水。他就是在这坎坷不平的道路上走出来的。他懂得要想使自己的作品和事业获得成功，光靠一个人的力量是完不成的。在他一生的道路中他结识了很多朋友，认识很多艺人。他就是在这些朋友的帮助下取得了很多成功。

我与哥哥三十年代在上海整整生活了十五年。我们朝夕相处，那艰难的日子时时出现在眼前。在回忆往事时，我想记录哥哥与一些朋友的结识和往来，看看他们是怎样交朋友，怎样搞事业的

1922年，哥哥偕妻易漱瑜由日本回国，住在上海民厚北里。他那时在上海中华书局工作。业余时间并与漱瑜自办刊物，起先取名《南国半月刊》。因人数少，写不过来，又改为《南国月刊》，一个月出一期。内容都是倾向进步的，有诗、散文、评论、也有对戏曲方面的杂谈。

那时漱瑜已怀孕，哥哥要我护送母亲由湖南来到上海照顾漱瑜。有一天上午，一个身穿西装、头戴礼帽的青年人来敲门。我问他找谁？他用普通话问道:“请问这是田汉先生的家吗?请你呈告一声，有个叫周信芳的前来拜访。”哥哥听后忙放下手中毛笔，推开桌上稿件站起来说:“赶快有请。”

周先生进屋后用双手在胸前作个揖，然后从随身带来的一张旧报纸里拿出一本《南国月刊》，说道:“田先生，我是久闻您大名，一直想来拜访，可打听不到地址。直至在这刊物上才知道您的地址的。这本书就作为我的介绍信吧！”哥哥忙上前拉着他的双手说:“久闻其名，只恨相识太晚，今日相见真是三生有幸。”然后坐下来一起畅谈。我上街买来一些点心，给周先生泡上一杯湖南浓茶，大家边吃边谈。哥哥又留他吃了午饭。

从此后，他俩成为挚友，他是我家的常客,我们也成了他的京剧观众。在国民党要逮捕哥哥时，周先生就保护过他。哥哥办“南国社”遇到困难时，周先生热情地前来协助。哥哥除在艺术上给他帮助外，还用革命思想引导他，使他从一个艺人成长为一个革命者。

郭沫若先生是哥哥的亲密战友，在学生时代他俩在日本就交为朋友，他们不仅有兄弟之称，也有席勒和歌德之称。哥哥在办《南国月刊》时，郭沫若先生的日本太太和两个孩子，就住在我们对面不远的弄堂民厚南里。

每天早晨买菜时，我和郭先生常常相遇，他每天也是提着篮子买菜。有时他买完菜就来我家坐坐。我母亲笑着问他:“郭先生，你一个这么有名的文人，怎么天天买菜，做些女人的事呢？”郭老不好意思地说:“您不知道，她不懂中文，又担心孩子与其他孩子们玩不来，所以家中一切家务事都靠我做。”我母亲非常关心地问:“郭先生，可不能让家务事拖住你的双腿，你要干大事，你夫人不会讲中文，你儿子总要学会讲吧。因为他们是中国人啊！”郭老深深地点头称是。

有时家里来了日本人，郭老总要来作陪。郭老家来了日本客人，他也带来我家坐坐。他们都会讲一口流利的日语。日本人都说郭老的日语讲得好听。也说漱瑜的日语讲得很秀丽。哥哥介绍说，郭老的日语是用中国最优美的词汇组合起来的，通过他的诗一般的加工,当然要远远超过日本一般人的语言了。

1925年漱瑜病逝后，我和哥哥又从湖南来到上海。住在法租界保康里。在那里经湖南同乡梁绍文介绍认识了京剧名演员欧阳予倩。当时国内有这种说法，叫做“南欧北梅”。欧阳先生虽然很有名气，但与我们相当亲热。同时也认识了他的哥哥欧阳剑岚。

1926年哥哥生日，欧阳予倩先生知道了，说一定要来祝贺。哥哥和我忙了一天，又是买菜，又是借碗。哥哥又是洗又是切，由我掌勺。下午欧阳先生和周信芳、高百岁、黄荣芳等几位京剧界朋友都来了。大家一齐动手摆桌子吃饭，热热闹闹地吃了一餐湖南菜，辣得大家满头大汗。

饭后又拉起京胡唱起来，欧阳先生唱了《黛玉葬花》，周信芳先生唱《明末遗恨》，哥哥唱《武家坡》。那天大家玩得好高兴。事后哥哥说，通过一些社会活动我们将认识和接触更多的文艺界人士。这也是哥哥有生以来第一次和演员一起欢聚，与艺人交上了朋友。

1937年上海（前排右一田汉、右二王莹、左一欧阳予倩、左三胡萍、后排右一于伶、右二田洪、左五周信芳）

哥哥听说从美国哈佛大学戏剧系毕业的洪深先生回国了。现正在上海南市职工学校排《少奶奶的扇子》。第一次公演时，哥哥叫我去买两张戏票，要我陪他去看戏。整个演出过程哥哥看得很仔细，从台词到舞台布景和演员的表演都吸引住哥哥。

演出结束后，哥哥说要与洪深交朋友，第二天就写了封信给洪先生，约他三天后来家叙谈。三天后，一个穿西装、戴眼镜的人来了。他拿着信查看门牌。当时哥哥正站在窗口看到了他，忙开门喊:“洪先生！”洪先生忙上前握手，时而中文，时而英文地相互交谈。

洪先生说他回国后就听到田汉的名字，很想认识，当收到信后就想即刻来访，由于在美国多年生活，学会了遵守时间和履行诺言的习惯。只好按第三天的时间前来拜访。哥哥说，你是一个了不起的中国人，一个有民族气节的炎黄子孙。这两句话主要指的是洪先生的父亲参与刺杀宋教仁先生事件，洪先生回国后请了律师，在报纸上声明与父亲断绝父子关系。这个声明轰动了整个上海，赢得了人民对他的信任和敬佩。

哥哥笑着对我说:“老三，你讲讲看。”我说，这个戏的名字很有趣味，开头我还以为是中国戏，可是演的都是外国的东西。就像旧瓶子装的是新酒、很新鲜。但是演员穿的华丽服装和高级的家具，我们从来没见过，最好是中国的戏名演中国戏。洪先生听后哈哈大笑，还取下眼镜擦掉欢乐的眼泪。

然后他俩畅谈，从外国的留学生活一直到艺术爱好，整整谈到晚饭后，在吃饭时洪先生说:“我原以为自己是美国有名大学毕业的学生，回国后没有与自己可以相比的人，通过今天的见面与谈话，总算找到了真正的知音。”并表示今后与哥哥合作，不管在什么条件、什么地方，只要你写出剧本，我就来导演。

历来说到做到的洪先生果真如此，他从那次相识后，就协助哥哥创办“南国社”。不管他在青岛、在广州，或是在上海，他都赶来协助哥哥的工作。他导演过哥哥许多剧本。如:《回春之曲》、《复活》、《卡门》、《莎乐美》、《名优之死》等。他俩的友谊一直保持到新中国成立。

晚上哥哥对我说:“你知道今天来的两个人吗？他们都是共产党员，特别是那位蒋先生，他还是我国派到苏联学习的第一批党员。他们今天来是要我们以南国社的名义去欢迎世界著名舞蹈家伊尔玛·邓肯舞蹈团。你明天去把周信芳先生请来,说我有事商量。”

第二天，哥哥与蒋光慈、唐槐秋、唐琳、顾梦鹤、周信芳和我一起商量举办欢迎晚会事，最后决定演京剧《投军别窑》。在欢迎晚会上，由高百岁和王芸芳主演，舞蹈团也表演了舞蹈。哥哥在席间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由蒋光慈先生当翻译。晚会开得非常成功。邓肯团长也发表了简短的讲话。当她知道我是田汉的弟弟时，也过来与我握手交谈。这时唐槐秋过来担任翻译。唐槐秋先生的翻译使她很吃惊，说没想到中国有这么多了不起的人才。

通过与蒋光慈先生的来往，南国社的社会活动愈来愈广泛，与苏联驻上海领事馆也建立了关系。蒋先生多次带我们去领事馆看电影，并向我们介绍了苏联作家托尔斯泰、高尔基等人的作品。还介绍来华访问的苏联作家皮涅克与哥哥认识，并邀请他参加我们拍的电影《到民间去》。

为了在上海公演苏联影片《战舰波将金号》，蒋先生又一次与南国社联系，并在共和影院试映。南国社在与苏联领事馆的接触中，受到十月革命道路的影响，这对于南国社倾向革命起了一定的作用。

▲南国艺术运动期间出版的刊物

南国社是当时在上海风靡一时的革命文艺组织。里面集中了很多名人，徐悲鸿先生就是其中一个。他不仅在那里培养了很多学生，也创作了很多作品，如著名油画《田横五百士》、《徯我后》都是在南国社时期创作的，并以南国社社员为模特儿。我按徐先生的意思给他布置一个特殊的画室。由于这个画室的独创性使我多次得到他的表扬。

徐先生虽然是油画大师，可对舞台布景他也常来指教。如《卡门》一戏中有场咖啡馆的场面，哥哥因不熟悉西班牙风光，只有委托徐先生负责。徐先生按意思想了一下，并叫我去买八块五合板，然后他从画室拿来笔和油彩，来到四马路中央大戏院，叫我把八块板子用螺丝拧好，竖在舞台上，他脱掉外衣，拿起画笔就挥舞起来，他一会儿飞龙走凤，一会儿精雕细琢。两天时间就完成了景物画。当哥哥赶到剧场看时，我又用灯光配上。整个舞台出现了西班牙的风貌，使人犹如来到异国，真有身临其境之感。哥哥非常感激地说:“徐先生，南国社少不得你啊！”

▲1928年南国艺术学院的部分师生（前排左一田汉、中排左一孙师毅、左二徐悲鸿、后排左一叶鼎洛、右二吴作人）

当南国社在梨园公所演出时，开演前突然有人告诉哥哥，有日本客人来访，其中有剧作家菊池宽先生。哥哥忙从后台来到戏院门口，把几位专程来看戏的日本客人请进来。并要我在舞台前面放几把椅子让客人坐着看戏。

菊池宽先生问今晚演什么戏，站在旁边的唐槐秋先生忙用日语回答：“今晚有《苏州夜话》、《生之意志》，也有您写的剧本《父归》。”讲完后,他们都高兴地说：“太好了！太好了！”《父归》一剧是由陈凝秋演父亲，周存宪演母亲，左明演贤一郎，陈白尘演新二郎，唐淑明演女儿。那场演出大家非常认真，特别是陈凝秋演得最为出色。

▲田汉与友人在家中讨论（左起田汉、孟超、吴作人、曹禺、陈白尘、塞克）

哥哥创办的文艺团体南国社不仅闻名全国，也传到日本，凡是到中国来的日本作家、艺术家无不来南国社拜访。在日本人的心目中南国社好像是传播友谊和艺术的场地。这种友谊一直相传到今天。虽然哥哥已经逝世了,但以前认识他的日本朋友到中国来，无不前来看望和问候我们，以示对田汉的怀念。

▲1934年上海，田汉与友人合影（前排左起：袁枚之、唐槐秋、洪深、应云卫、顾梦鹤。后排左一辛汉文、左四田汉及母亲易克勤、左五林维中及田野、左七周伯勋、左八田洪）

1978年，哥哥还未平反昭雪，正巧有日本电影代表团来华访问，电影《望乡》的导演到处打听哥哥的消息，准备把在“文革”之前哥哥与他们的合影照片送给主人。谁知在北京没有找到照片主人，直到南京在欢迎他们的宴会上，当他听说张辉同志是田汉的女婿时，他双手捧着照片交给张辉同志，并说:“千里之外的友谊总算交给了照片的亲人，我们日本人民还惦记着他，想念着他，盼望着他。”张辉同志万分感激地说:“谢谢你们，谢谢你们的珍贵的友谊。”并告知客人，中央准备为田汉同志平反昭雪，恢复名誉了。日本客人全都站起来，举起酒杯来到张辉同志面前说，为田汉先生的平反、为中日友谊干杯！

岁月蹉跎，往事依稀。转眼我也八十多岁了，在有限的生命中我准备详细记录哥哥的一生。不管是任何一件小事，任何一个人物，我都不放过，把它们都记录下来，供后人参考。这篇文章我只是在脑海中提出几个人物和几件事，虽然看上去是微不足道的，可是哥哥与朋友们的友谊和他们对哥哥在事业上的帮助，是可供后人学习的。

现在很多人都赞颂他的才华和灵感。我认为他的才华与灵感是从平时一人一事积累起来的，是用心血和笔写出来的。事业上的成功是依靠辛勤劳动创造出来的。总之一句话，田汉同志是人,不是神！

1984年元旦

写于长沙

（文章原载于《回忆田汉》一书，文史资料出版社，1985年10月版。本文部分照片及说明由田洪先生之子田海雄先生、应云卫先生之子应大白先生提供。）

文字整理：吴双双

编辑编辑：吴一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