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我记事的时候起，不论是在父亲的身边亲眼目睹，或是听别人所说田汉与洪深在剧坛是最亲密的搭档，田汉创作的剧本，洪深导演。尤其当我父亲最困难的时候，洪伯伯总是出现在我父亲的身边，而且在我的记忆之中，即便是在上海当我父亲转入地下工作，我家分为两处，我随祖母和叔叔田洪另住一处时，父亲也常会带洪伯伯来看望我祖母，而且常当祖母的座上客，而我祖母和叔叔，则常以湖南的家乡菜招待他。我到现在还记得洪伯伯最喜欢吃红烧肘子，他的饭量也大，常常一个人就可以吃完一个肘子，而祖母就会为此而高兴。因为洪伯伯还在其他大学兼课，经济条件较好，有时在南国社或我们家庭有困难时，他还曾在经济上给予帮助，可以说他和我父亲真是情同手足的异姓兄弟。

洪伯伯个子高大，气宇轩昂，但衣着朴素，办事严谨，待人谦和，从外表和谈吐中，完全看不出他是清华大学毕业，又留美多年的学者专家。他和我父亲一样，也是1916年出国，1922年回国。他起先到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专攻陶瓷学，但因他在清华时就酷爱戏剧，并自编剧本，自行演出，后来他不顾家人反对决心考入哈佛大学著名的倍克教授执教的学程号数为“英文47”的“戏剧编撰”的专业。

倍克教授是美国很著名的戏剧导师，如美国的著名剧作家奥尼尔即出自他的门下，所以每年报考他的专业的学生达三百人，而他只录取其中的十一人。洪深伯伯也去应试，有幸被录取了，而成为哈佛“英文 47”中的唯一的中国学生。由于洪伯伯极爱自己登台表演，他又上了“波士顿表演学校”专学台词和发声技巧，并且还获得了登台实习的机会。至此他在美国的戏剧学习，从编剧到表演的全套都已学习过了。因此当他回到上海以后，他起初认为像自己这样的条件，可说是一时无二的，但当他结识父亲后，特别是参加了南国社以后，他深为父亲搞电影和戏剧运动，那种不靠官、不靠资本家、不依草附木，独立自主的苦干精神所折服，故而他对父亲的评语是：

“田汉是一个打不怕、骂不怕、穷不怕、写不怕、天不怕、地不怕的硬汉子。”

因此他这个留美的学生与留日的学生田汉，从此结为生死与共、患难相依的终身好友。

洪深致信欧阳予倩，商谈《不怕死》一事

洪深在上海的活动中，政治性最强的一次，是为美国影星罗克主演的影片《不怕死》，而大闹大光明电影院的事件。罗克这部电影是站在殖民主义者的立场侮辱中国人民的片子。洪深看了这部电影以后，十分愤慨，他到南国社去找父亲商量，说他准备去影院登台讲话，要观众不要看，他估计这样一定会引起影院外国经理和巡捕房的干涉，为此他已经和明星公司的律师谈过了，一旦被捕，请他出庭辩护，但他感到仅他一个人去闹，势力单薄，出了事没人报信。父亲非常同意他的行动计划，并派三位社员随同洪深去，顺便助他的威，这三人是音乐家张曙、电影名演员金焰和青年记者廖沫沙。当电影《不怕死》放映到出现侮辱华人的场面的时候，洪深便站起来大声对观众发表激昂的演说鼓动观众的民族义愤，许多观众喊“退票”“我们不要看”，以及“打倒帝国主义侮辱中国人的影片”等等口号。洋经理果然马上来干涉了，把洪深扭到经理室，张曙、金焰、廖沫沙也跟着进去一面保护洪深，一面反对洋经理。洋经理本来是要找工部局拘押洪深的，但在愤怒群众的压力下，怕影响大光明电影院今后的营业，终于把洪深释放了。洪深这次爱国主义的行动轰动了上海滩，大长了中国人民的志气，大灭了帝国主义的威风。

1929年3月，南国社应欧阳予倩之邀，赴广州演出，虽然扩大了南国社的影响，但不少主要演员却留在了广州，如唐槐秋、吴家瑾、万籁天、左明、唐叔明等都不回上海了，以致父亲在返回上海时感慨很多，如他在船上写的诗中有：“大海遗珠吾去矣，离筵对酒不成欢”，但洪深仍与他相伴北上，当南国社重整阵容在上海宁波同乡会演出时，距离开戏只有两个小时了，而《南归》的主要演员却忽然以某些借口不来了，戏无法演出，又不能退票。洪深知道了，竟毅然接受了这个剧本，扮上装，许多台词他不熟，在几位提词者的帮助下，靠着他多年的舞台经验，居然把这个抒情的小戏对付下来了。当人们称羡他的勇气的时候，他说：“这样的急就是不足为训的，但演员事前不宣布理由，擅自不到，也不找代理人，是对戏剧运动的谋害行为，更不足为训。我这样拼着我的艺术生命上去，只是表示对这种行为的抗议。”

我父亲在狱中时，背部即长了一个疖子，出狱后，发展成为背痛，送到鼓楼医院手术治疗，卧床一个多月才出院，暂时住在忠林坊。身体恢复不久，他即想到要在南京演戏，因和张道藩谈条件时，在南京不搞政治活动，但演演戏还是可以的，其实对于革命的戏剧家来说，演戏就是政治活动。父亲当时所以同意这一条，就是因为可以演戏。他找了当时在南京国立剧专教书的马彦祥和应云卫来商量，他们也都同意。父亲的意见是要演就得大干一场，那么用什么名义呢？应云卫提出用南国杜，田汉考虑，觉得不妥，因为南国社在上海演《卡门》后就被国民党查封了。最后他提议用“中国舞台协会”的名义，大家都同意了。父亲并提出演出的“四不”方针：第一，不要国民党的钱；第二，不用国民党的剧本；第三，不用国民党的演员；第四，不用国民党的场地。由于演戏要用大批演员，所以必须从上海请来。正好辛汉文和王惕予从上海来看他，他就请他们回上海和剧联商议，动员演员到南京来。第一次公演的剧本，父亲准备用他的《回春之曲》和阳翰笔创作的独幕剧《晚会》。但因为《晚会》迟迟没有写好，父亲又根据党的“八一宣言”的精神，准备写一个独幕剧《械斗》，但因他的时间紧张，仅写了两首歌词，而将剧本的内容情节和马彦祥谈了，请马彦祥写。因上海的演员已不断地来宁，如舒绣文、魏鹤龄、尚冠武、刘琼等，时间紧迫，马彦祥只好抓紧时间写了，幸亏这时洪深接田汉信后，立即赶来，和马彦祥共同完成此剧，并担任导演。由于《回春之曲》原在上海的主演金焰和王人美因事不能来宁，要另换演员，原订的首都剧院经理听说此事，便改变了主意，不愿出租剧院，因此不得不临时另找了一个在夫子庙的福利大剧院，但因为年久不用，舞台上连照明设备都没有，不得不连夜赶装，因为准备仓促，剧场偏僻，又加上天公不作美，阴雨连绵，所以第一次的演出《回春之曲》，第二次的演出《洪水》，成绩都不理想，甚至还有亏损。上演《洪水》时，叔叔田洪也把我从上海麦伦中学叫了去，在剧中演一个小孩。洪伯伯导演时，对我还特别地教导，尤其是剧中许多插曲都是父亲作的词，张曙作的曲，民歌的味道很浓很好听，直到现在我还可以唱出来。

第二次公演以后，有的演员已离开南京，洪深和唐槐秋也因公务在身离开了。此时国民党宣传部副部长方治出面，举行一个茶话会招待中国舞台协会，首都文艺界、新闻界人士到会不少。方治首先讲话，他先说了一番言不由衷的捧场话以后最后转入正题，他说：“听说你们这次演出，因为开支大了，赔了些钱。你们演戏已经够辛苦的了，哪能还让你们赔钱？因此你们无论有多少困难，宣传部都可以帮助你们解决。这也是理所应该的。”最后，轮到父亲讲话，他先向南京文艺界的关怀表示感谢，然后，他说：“我们这次演戏，的确是赔了些钱，我们这么多年来演戏，是经常赔钱的，但是我们有一个信念，我们在舞台上赔的钱，我们还是要从舞台上捞回来。方先生的好意，我们表示感谢，我还希望方先生要‘君子爱人以德’……”

散会后，舞台协会的同志，都认为父亲在这个场合，作出这样的回答不卑不亢，是相当得体的。

从1935年父亲在上海被捕，四个月后在南京被保释出狱，软禁南京，洪深一直都是非常关心的，对父亲在上海的老母，也经常照顾。而当父亲在南京又要在敌人心脏开展戏剧运动，以书信相邀时，洪深即刻放下教务，动身赴宁，他和父亲的关系，真称得上是铁杆兄弟。

1937年7月7日，在卢沟桥爆发了中华民族的神圣抗日战争，29军的忠勇将士拿起枪保卫我们的国土。消息传来使父亲为之兴奋，为之激动。第二天，父亲在一次聚餐会上即席写了一首《闻卢沟桥开火诗》。

……

我们将把头颅作我们的代价，

我们将把胜利作我们的报告。

同胞们！卢沟桥开火了！

这已经绝对不是我们犹豫的时候

我们到处展开必死的战争，

继着二十九军的血迹之后！

全面抗战的一天终于到来，父亲决定写话剧《卢沟桥》。7月中旬的南京酷热难当，父亲虽然挥汗如雨，但他夜以继日，几天之内，就把一个四幕话剧突击出来了。7月21日，洪深应约从上海赶来。

“老大，你总是这样火急火燎的。”洪深说，“我一接你的信就来了。怎么样？剧本写成了吗？”

“当然，我叫马彦祥先排起来了，他有事马上要去上海，你正好接手排下去。”

“我们的老大真不愧是‘突击’快手。”洪深对在座的阳翰笙和张曙说，“上海为了赶着演出《保卫卢沟桥》，组织了庞大的十九人导演团，和十七人的集体写作班子，到我动身来宁时，也不过才搞出本子，现正在加紧排演，可老大在南京单枪匹马，也毫不落后。”

“老大‘突击’，我们也得跟着‘突击’，张曙接着说，“戏里插曲的谱子都叫我限期完成。”

《卢沟桥》剧中的插曲很多，如《送勇士出征歌》《卢沟月》《卢沟桥》《彦章摆渡》等，基本上都是张曙作曲。有些作品，脍炙人口，流传广远。

8月9日，在南京大华电影院，演出了田汉编剧、洪深导座无虚席。《卢沟桥》这个剧本，抗日的政治鼓动性很强。剧中有很多充满激情的群众场面，这样激情的公开抗日的演出，还是受到限制的，因为当局还在与日方交涉之中。虽然在演出前，已领到了准演证，但在演出之前，一群国民党特务，还是跑来阻止演出。洪深当即跑到前台，与特务们据理力争。在广大观众的支持之下，《卢沟桥》终于胜利演出。这样一来，剧内剧外的激情相互推动，当舞台上唱着《送勇士出征歌》时，全场都充满了敌忾豪情。

刚刚出狱的沈钧儒等“七君子”，也是这天晚上观剧的嘉宾。父亲听说“七君子”来看戏，在剧终幕下，观众掌声雷动之时，赶忙跑到楼上嘉宾席和“七君子”一一握手，拜晤致意。

“田先生，祝贺你，感谢你写了这样好的剧本。这戏很成功观众的情绪也很高。我早就爱唱你的《义勇军进行曲》了。”

这就是父亲心仪已久的李公朴，他紧握着父亲的手不停地摇动着，表露出极为热情兴奋的心情。《卢沟桥》演出的成功，反响如此之好，使父亲从前年春天以来的寂寞和苦闷，得到了最大的安慰。

洪深在美国留学初学陶瓷，后因自己酷爱戏剧，遂改学戏剧，许多亲戚朋友，苦苦相劝：“中国人向来轻视优伶之辈，你现在学戏，将来还预备自己登台，岂不将政治前程一举毁灭？”他们担忧洪深留学回来不能做官，而洪深却私心自喜，在中国既然“官”与“戏”不两立，如一心做戏，或者可以避免做官这一难事。

1937 年“八一三”淞沪抗战之后，洪深和金山、冼星海、王莹等组织上海救亡演剧第二队至内地乡村演剧宣传，历经南京、徐州、开封、郑州、洛阳、武汉、襄樊。在1938年3月，洪深接到父亲两个电报，三封快信，催他速回武汉。待他离队回到武汉见到父亲后，才知道政治部组织三厅的事，由郭沫著任厅长，父亲任第六处处长，第六处下设三科，第一科为戏剧科，拟要洪深担任科长，下有科员十余人，包括南京上海、武汉、长沙各地戏剧界的人才，都经父亲约定，许多老朋友在一起议论，现在是抗战时期，我辈应只问工作，不应计较官阶待遇，也不论个人一时之委屈。父亲与郭沫若为多年好友，与洪深更是剧坛多年的老搭档，一向不愿做官的洪深，这次也就欣然屈就当了上校科长。他过去是不愿做官，才去演戏，这回却是因为做戏，才来做官，若不是老朋友田汉的相邀，洪深是绝不会做这个戏剧官的。同样的情况，父亲也邀请徐悲鸿来当美术科长，徐悲鸿也应邀来到武汉。父亲带他去见部长陈诚，但这位部长竟不识这位美术泰斗的分量居然冷待，因此徐悲鸿一气之下拂袖而去，这也是父亲所始料不及的。

新中国成立以后，洪深任文化部对外文化联络局局长。1954年他率领中国文化代表团到民主德国、波兰、牙利去签订文化合作协定。在波兰的时候，医生发现他患有肺癌，电告我国政府，因此洪深提前回国。在第一届全国人大召开之前，他还扶病到无锡、常州农村视察，后来病情逐渐严重，癌细胞转移，使他痛苦不堪，但他对他的夫人说：“我要向病魔斗争，还要看到黄河水清，我还要争取入党。”洪深是一位民族民主革命中热情的文化战士，他一贯拥护党，拥护社会主义，他在旧社会宁愿举家自杀，而在新社会，他决心要活下去，誓死与病魔斗争！

在1955年8月22日的下午，洪深约父亲和阳翰笙、夏衍去谈谈，但父亲一时找不到阳、夏，就邀了欧阳予倩同去看他，洪深当时正躺在床上打止痛针，见了他们很兴奋。他坦然地对父亲说，他的病可能不起，对于他的夫人常青真，在北影工作很勤恳，有“模范工作者”之称，他很放心，所不放心的是他的女儿——洪钢、洪钤，她们在学校里成绩都很好，只是年纪还小，无论在哪一方面都需要照顾的。他特别希望父亲在政治上给她们多帮助，使她们成长为坚强的革命战士。父亲诚恳地答应他的要求，并劝他对他的病不要过于紧张，以他的体质，以北京的医疗条件，是完全有办法的。

洪深是一个感情丰富的人，但也是一个挺理智、挺客观的他又有极丰富的科学知识，明白自己病体的严重情况，指着他书架上的书说：“这些书有些送给予倩，有些送给你。”父亲听了，心情十分黯然。

过一两天，因洪深的病情更重，就住进苏联红十字医院去了，父亲又到医院去看了他。第三天，父亲陪阿尔巴尼亚文化代表团赴广州，没有再去看他。据安娥说，他曾问：“寿昌什么时候回来？”安娥说：“可能在半个月后。”他就不作声了。父亲到广州后的第三天，当他陪阿尔巴尼亚代表团进餐时，广州市文化局长丁波转来一封当天急电，告知洪深逝世了。父亲才离开他一两天，真是永不能再见面了，父亲忍不住在餐厅痛哭，哭这位与他在剧坛共同战斗三十多年的老战友！

父亲想写诗、写文章痛悼洪深，但一直未能落笔。他曾经领着戏剧界的代表，并陪洪师母和女儿们去祭祀过洪伯伯的墓，但这都远远不能表达他对洪深的哀悼之情，多少往事在他的脑海内萦回呀！他一生的戏剧活动几乎都离不开洪深，从何处开始写呢？下面录父亲赠洪深的两首诗，可见田、洪两人之间感情和相知的深厚：

一

1934年9·7纪念日送洪深先生赴青岛

人生四十不算老，阅历既深精力饱，秋风黄浦动征衣，洪深先生赴青岛，中国千万群众怒吼声闻天，先生戏剧战线之中坚，疾风暴雨识劲草，难忘1930年。

自从一夜尽失黑、吉、辽，帝国主义纷起操屠刀，封建僵尸又猖獗，伤心岂独五奎桥，呜呼今日事急矣，愿为突破民族危机而奋起，驱逐群盗出吾华，使老百姓人人能吃香稻米。

注：田汉此诗用明高之笔名，《五奎桥》，《香稻米》皆为洪深之剧作。

二

41年大除夕，和亚子韵、寿洪深兄

潦倒江湖几霸才，剧人风度自弘恢。

天涯各有忧时泪，且酌嘉陵浊酒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