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4-09-18 来源:南杰文化(微信公众号) 编辑:晓秋
编者按:应云卫(1904-1967),中国话剧活动家,话剧、电影导演,制作人。1921年10月,与谷剑尘、汪优游等人组成上海戏剧协社,此后10余年他一直从事演员、导演工作。1934年,应云卫进入电通影片公司工作,导演了电影《桃李劫》等影片。1935年,在南京国立剧专担任教务长。1938年,参加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戏剧科的工作。1941年,与陈白尘等人组织中华剧艺社,担任理事长。抗战胜利后,回到上海继续从事电影工作。新中国成立后,在上海电影制片厂导演了多部戏曲电影。作为导演,应云卫能够尊重、适应各种不同风格的剧本并加以发挥,又能贯穿他的亲切流畅的风格。作为组织活动家,他在极为复杂的环境中进行了曲折而有效的斗争。夏衍、于伶、宋之的合写的《戏剧春秋》就是以他为原型。(以上摘录自《戏剧大百科全书·应云卫》,下文word及图片为应云卫孙女应质峰女士提供,在此表示感谢。)
今年是应云卫诞辰120周年,南杰文化刊发凌鹤《应云卫论》一文,纪念这位杰出的戏剧家、电影家。
应云卫 差不多可以这样说,在动乱的二十世纪开始到现在的四十年代,每一个半殖民地的中国青年,假如天生就他们不会缺少血性,必然会不平凡的生长起来,因为他们必然得顽强的抗击这恶劣的环境的原故。 这里所要论到的应云卫氏也是如此。 应云卫是光绪三十年八月初八日丑时生于浙江慈溪,而这一年便是日俄两国将中国当作战场的年代。在杀伐的空气中他成长着,他九岁,入上海湖州旅沪公学。十六岁,在五四运动的巨潮中毕业于青年会中学,因为种种关系,不再读书,即入慎昌轮船洋行从事船头房(shipping office)的职业。在这里差不多继续了七年之久。直到五卅当时,大罢工在上海爆发,每一个时代青年,都卷入了反帝的热潮,而应云卫也为了新年停工的问题和“大班”外国人冲突起来了;一只钢笔猛的向“大班”脸上投去,险些儿刺瞎了他的眼睛。当然,如此行动没有不被开除的道理,可是“大班”也得向他道歉。 在这时候,他还有过有利于革命的行为,譬如租界当局逮捕罢工的码头工人,他常常挺声而出来为他们保释,或者使用他在公司中的权能,尽可能的使他们少受帝国主义或是洋行当局的压迫。这些,除了说明他是激于正义感之外,差不多是不必以其他理由来充实解释的了。 从慎昌洋行走出来,失业,使他休息了五个月之久,然而他也许并不感受失业的苦痛,因为他的家还可以供给他重回到青年会去读书。这时间,他读书极度用功,读了许多关于戏剧方面的书籍。不久,他便开始了业余的戏剧生活了。 《申报》上刊登的应云卫导演的《委曲求全》广告 我不能说准他的戏剧生活从何年何月开始,可是从慎昌洋行出来仅仅是五个月的光阴,又在华商肇兴轮船公司担当报关的职务,同时也在北方、毓大、海昌等公司中兼职;那末他的演剧活动当在五卅事变之后。那时和他同时从事“新剧”运动的有欧阳予倩、汪仲贤、洪深诸人,他们的剧团是戏剧协社。在这剧团中他参加舞台工作的有《第二梦》《少奶奶的扇子》《狄四娘》等等,同时在沪江大学、神州大学、复旦大学、暨南大学、光华大学、圣约翰大学等学校的剧团导演了《回家之后》《狄四娘》《第二梦》诸剧。这样继续了几年,他的声誉甚高,因而得有今日的地位,决不是偶然的了。 不过在这些剧目中间,差不多很难于表现出他在当时所反应出的时代意义,与其说他并不自觉的目的意识的地将戏剧作为改革社会的武器,到毋宁说他仅仅是爱美剧团的参加者,戏剧对于他不过是先天的酷爱而已。 戏剧协社自公演了《威尼斯商人》之后休息了好些时候,直至一九三三年在应云卫的导演之下公演《怒吼吧!中国》,这才记录了中国戏剧史的光荣的一页,同时也是他个人走上革命之路的第一步。 应云卫导演的《怒吼吧,中国!》说明书 《怒吼吧!中国》是奴隶们的吼声,是中国大众反抗帝国主义积极的表现,这在中国各地曾经多少次禁止上演,可是经过应云卫上海法租界当局交涉并得到某种潜势力的帮助,终于得以上演,并且得着众多观众之拥护。在这里充分的表现了他的才智和能力。 南国剧社的田汉从《莎乐美》的唯美主义到改编《卡门》的革命,决不是偶然的事。同样,戏剧协社的应云卫从莎士比亚的《威尼斯商人》和王尔德的《少奶奶的扇子》到《怒吼吧!中国》的抗争,自然也不是偶然的事了。人们常常讥笑走进革命之路的人是“好时髦”或者是“投机”,其实这便是自己逃避革命的遁词。相反的应云卫氏从几乎是买办阶级的地位而意识到革命,决心为大众的福利而努力,这无论如何是不肯逃避革命甚至于是勇敢的表现。他有丰富的正义感,有觉悟的意念,即使说也有着一般小市民所通有的为自己打算的某种企图,然而只要他在事实上表现着有功于革命,那末他就应当得着进步观众热情的爱护。 从这一次公演之后,不久,新兴的艺华影片公司,为了摄制有声影片,聘请他导演了。可是经过几个月的光阴他所要准备制作的《生活》终于因人事和其他关系没有拍成,其时电通公司开始成立,他从艺华加入电通摄制了《桃李劫》,而这一影片便是《生活》的化身。 就连编著中国电影发达史的人也无可否认的;《桃李劫》是中国有声电影划时代的作品。它不仅是进步的内容描写了失业的悲剧,典型的刻画了小市民的悲哀,而在表现方法方面,也是中国第一个使用了有声电影的技巧得着了相当美满的收获。关于这一点,不仅是作者可向观众们夸耀,同时也可就此作为中国电影的荣誉。 应云卫导演的《桃李劫》海报 从此以后,应云卫对观众们签署了一纸无字的契约;既然在第一部影片中便真切的表明了他的艺术良心和对于时代,社会的正义,而且这诸方面是获得了观众们热烈的同情和拥护的,那么他就得永远保持他对观众的信用:不对我们做任何欺骗,永远的追随着时代而进展,永远的适合我们最普遍,最主要,最积极地要求,永远为我们的福利而抗争,使用着他的武器——电影艺术,努力于大众生活的向上,社会体制的改革,以及为中华民族独立解放而牺牲:因为这些都是作者和我们共同感受苦痛的原故。 在《桃李劫》中,作者在中国第一个使用了对位音响法,虽说这技术在外国——特别是在苏联,早已是极成功的运用过。为什么现在要特别强调这一点呢?因为在那时候,中国的所谓电影,多是粗制滥造的仅以“片上发音”为号召,实际上只是机械的将声音配凑画面,所谓“音加影”,将音响作为画面的俘虏,完全是默片手法的,画面之外还有配音就是。尤其是因为使用默片的摄影机,为了防止摄影机的噪声,只好将摄影机装在防管装置的木箱里面,以致镜头角度的变换十分呆滞。更主要的是有些导演并不懂得有声电影的特殊性,不过仅仅知道有声电影有音响,所以在当时最流行而且方便的在影片中穿插一段所谓歌舞或者是京戏,而这一段就摆定镜头用马达摇上一千五百呎到二千呎。这样的有声影片,在技术上当然是可笑之至。但是应云卫的《桃李劫》却并非如此。在司徒慧敏的合作之下,他开始试验了“影乘音”,不仅是使音响和画面和谐,而且在许多场合,使音响独特的发挥效能。更特别的是的将默片摄影机试用橡皮包裹起来,免不了还要棉被,以助防音,这虽然还是笨重,可是比较装在木箱中却要灵活得多。至少它可以推,也可以摇,这样镜头活动就不十分呆滞了。 田汉作词、聂耳作曲的《桃李劫》主题曲《毕业歌》 《桃李劫》在技术上表现了内容的成功,其给与观众极大的影响,卖座之盛,差不多是空前少有的记录。这处女作的第一炮,使应云卫从舞台到银幕一鸣惊人,因而确立了相当稳固的地位。 但是,从电通回到艺华去制作的《时势英雄》,却不像第一部作品那般成功了。最主要的是故事的取材到构成,没有达到观众们所预期的满意。不过谁也不能否定那是完全失败之作,至少它还相当真实的描绘了一个暴发户的时势英雄的兴起和没落,问题是素材太多没有使主题明朗起来。 自然在这一作品中,他若干的反应了大战以后到现阶段为止的中国上层社会的一般的现象,揭露了半殖民地的所谓民族资本家的没落的必然性,虽则他对于这半封建社会成长起来的暴发户给与了多量的同情,可惜的是他不能展视在旧的没落中新的社会生长起来。 从《桃李劫》到《时势英雄》,谁都可以在他作品中得到一个综合的印象:那便是他代表小市民意识的作风。他深深的理解了一般小市民的心理以至于他们生活环境,他们需要革命,也憧憬着革命,可是残酷的革命又使他们害怕。小市民们日常都接触着帝国主义及其所属的政治势力,使他们深觉不安,但是要他铤而走险的抗争起来却又觉得太危险,于是他们的一群,除了一部分到底勇敢起来,其余的却甘愿在矛盾的生活中痛苦着,到头来还是尽量为自己打算暂图苟安。应云卫在作品中常常表现了这些,并且尽他所理解的鼓勇他们革命起来,这是他进步的地方。 《生死同心》海报 关于这一点,从最近开映的《生死同心》中,他采取了这描写一九二七年革命的故事的一点上来看,又证明了他对于革命的热情。不管他在字幕上写了民国十五年的字样,也不管他遵令的在后面加了几尺国旗的特写,然而他的原意,明眼的人还不难理解他是企图“历史的讽喻”。不过不一定憧憬革命的人就实际的懂得革命。应云卫在这一影片中对于革命党人所把握的种种,就使并无革命经验的人也会觉得他使用了许多想象来弥缝他的实际经验。主人公李涛的行为,并非冷静而理智的革命党人而是偷米济贫的侠客。更明显的是处理秘密机关,前面开会后面印刷秘密宣传品,已经像普通的印刷所,只差规模小了一点,而且其中甚至于有组织文件,于是这机关宣传组织拼在一道,又举行秘密会议,就使人并无秘密之感。假如给从事过秘密工作的人们看了,一定会觉得革命党人绝不会如此幼稚。那末在这里可证明艺术家对于自己所不熟识的事件之处理,确难做到深入真实的程度。 关于这一方面,时下的影评家都归罪于剧作的失败,我虽没有看到剧本原著,但我相信阳翰笙氏大概不会将秘密活动的革命者仅仅浮浅的写成人道主义者。假使要以“人间性”作为解释,——革命未尝不应当有人道主义的同情,那末我不否认如此说法,可是过于强调了后者而遮盖了前者的积极性,结果自然会丧失剧作家对于所把握之人物的真实的姿态。 1935年,应云卫参加田汉组织的中国舞台协会时的合影。(前排左起:白杨、欧阳予倩、俞珊。后排左起:马彦祥、洪深、余上沅、唐槐秋、张道藩、应云卫、田汉) 从《生死同心》及其他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到应云卫氏作风的沉重性和魄力的雄伟,同时也因着戏剧性的强调而接近闹剧的趣味。《生死同心》中给人们大为称赞的监狱场面,即使是从《亡命者》中学习而来,亦可见其气魄之大。而同剧采取了闹剧的形式,更是明白的可以看得出来。当然闹剧不能作为戏剧的末技,可是闹剧易于投合小市民的口味,从而说明应云卫氏的小市民的作风,不能是没有理由的了。 作为戏剧家的应云卫氏,从电影作品上所了解的我只能就此为止。从舞台到银幕,他导演过各式各样的戏——古典的,唯美的乃至于现实主义的抗争。时代的飞跃使他不能不接受历史所决定的使命。然而与其说他是现实主义的创作家,到毋宁说是小市民的技术家。凭他的经验他可能的使某种戏热闹起来,可是有许多更重要的东西等待他去体验和学习。 十二月二十三日 (原载1936年12月《中华图画杂志》第4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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