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一九三三年下半年参加中国左翼作家联盟（以下简称“左联”） 的。当时，蒋介石反动派实行反革命的军事围剿和文化围剿达到高潮，“左联”继李伟森、胡也频、柔石、殷夫、冯铿等同志惨遭杀害之后，又有一些同志先后被捕，处境十分困难。

我原来是研究哲学的，曾经翻译过几本马克思主义关于辩证法和辩证唯物主义的书。为什么我未参加“社联”而要参加“左联”呢？因为这些组织虽然是在党的领导下的群众组织，但在国民党的白色恐怖下，它的组织形式和秘密程度完全是和党的组织一样的。我自从一九三一年底从山东逃脱了韩复架的逮捕回到上海，即失掉了党的组织关系，我想通过这些组织去接上党的关系。我和沙汀同志是老朋友，相处甚好，往来亦很密切，在政治上彼此都相信得过，我从他的行动中知道了他参加了“左联”，而且我在他家里遇到了周扬同志，他亦向我作了介绍。当时周扬同志编辑《文学月报》，我便成为《文学月报》的固定读者。还通过沙汀同志的关系，我与艾芜同志友好相处，同时亦知道艾芜同志参加了“左联”。从此我就感到自己与“左联”的关系 非常密切了。我见了“左联”出的刊物和左翼作家的作品便热情地读，见了“左联”的同志亦感到非常亲切，还常常与沙汀、艾芜同志谈论一些左翼文艺运动的问题。于是我有了学习文艺理论，写点文艺评论的想法。一九三三年夏天，大致是七月间，我被捕了。经过沙汀同志请史良律师营救出狱后，我向沙汀同志提出了加入“左联”的要求，沙汀同志介绍我加入了“左联”。

我加入“左联”之后，组织上便分配我参加理论研究委员会（亦称理论研究组）工作。我记得全组未超过十人。韩起是负责人，经常在祝秀侠家里开会。韩起在良友图书公司有公开职业，祝秀侠亦有公开的职业作掩护。韩起以后消极了，祝秀侠叛变到国民党方面去，后来还作了国民党的中央委员。当时由于国民党的白色恐怖对“左联”的压迫越来越厉害，有些参加“左联”较早的人便不与“左联”发生组织关系，有些人被捕后就自首了。有些原来与“左联”作朋友的人亦转为攻击“左联”而取悦于国民党了。表面上看起来，好象“左联”在国民党反革命的文化围剿中几次经受打击，力量已经削弱了，其实左翼的文艺运动仍在不断发展，许多新的革命作家成长起来了，“左联”无论从思想上和组织上都大大前进一步，创造了实行“左联”秘密选举领导机关的条件。

一九三四年初，“左联”举行了秘密选举，选出执行委员，再由执行委员选出常务委员会，负责领导“左联”的日常工作。我记得当时选出的执行委员，有鲁迅、茅盾、周扬、夏衍、田汉、阳翰笙、沙汀、艾芜、夏征农、何谷天、胡风和我等二十多人。有些人我记不清楚就不列出了。常委会负责人是鲁迅、胡风、何谷天和我。鲁迅作书记，胡风作秘书长，何谷天作组织部长，我作宣传部长。鲁迅先生由于被国民党监视不便参加常委会，经常开会的只有胡风、何谷天和我三个人。周扬同志经常出席我们的常委会，但他是代表“左联”的上级组织“文总”出席作指导的。以后我才知道他是“左联”的党团书记。开始周扬同志到会发表一些意见，我们几个人都是尊重执行的。逐渐情况发生了变化。胡风经常表示不同意周扬同志的意见。但由于何谷天同志是党员，在组织原则上他应该同意周扬同志的意见。常常是我和何谷天同志两人对胡风一人。周扬同志的意见在“左联”常委会上还是得到了贯彻执行。但是胡风担任秘书长的职务，我们常委会的工作由他负责向鲁迅先生报告请示，他常常在传达鲁迅先生指示的时候带进一些他自己的意见，有些就显然与周扬同志的意见不同。本来“左联”是在双重领导下工作：一方面要接受鲁迅先生的领导，一方面要接受党的领导。这两方面的领导要做到一致而不发生矛盾，主要是靠党的组织如何与鲁迅先生通气和协商，而且善于听取和尊重鲁迅先生的意见，同时也依靠“左联”向鲁迅先生汇报请示工作的人能够如实地反映情况，并善于领会和疏通双方面的意见。如果胡风在与鲁迅先生接近取得信任之后，能够本着团结的方针，多做一些团结的工作是可以协调一致的。据我看来，鲁迅先生对“左联”的工作提的意见都是建设性的，从来没有说过不同意党的领导的话。而周扬等同志也是非常尊重鲁迅先生的意见的。只是由于环境条件的限制，他们不能常常同鲁迅先生商量问题。鲁迅先生指示的意见和周扬同志传达的党的意见没有原则上的分歧，只是对某些个别问题的看法和提法有所不同，这是难免的，也是正常的。“左联”常委的工作，由于我同何谷天同志都按照鲁迅先生的指示和党的指示去办，常委会的工作还能照常进行。党对“左联”的领导由于鲁迅先生的支持始终贯彻于工作中，无论在宣传教育工作，还是组织工作都在正常的轨道上运行。

“左联”下面的组织，完全和党的组织一样，分为沪东、沪西、闸北、法南（法租界和南市）四个区。各区配备有区委书记。盟员主要是各学校、机关有志革命文化事业并正在进行创作的青年，其中以大学生为最多。这几个区的工作由组织部具体负责领导。同时又把一些成名作家编为理论、小说、诗歌几个创作研究组，亦称理论研究委员会、小说研究委员会和诗歌研究委员会，分别进行集体研究工作，大家交流创作经验，互相审阅作品，提出改进意见。这方面的工作由宣传部具体负责领导。组织部和宣传部都设有几名干事协助部长工作。当我作宣传部长的时候，部里的干事是魏猛克、杨潮、苏灵扬、胡寿华等人，周扬同志还多次出席过我们的宣传会议。

这一时期，鲁迅先生对“左联”工作的指示，我记得最深刻的莫过于“要战斗就要有实力，‘左联’的工作中心是要培养新作家。”鲁迅先生本人就在培养新作家方面付出了很多的劳动。一些新写作的同志向他请教，他都一一作复，有些新作家的作品不为刊物编辑所重视，他就写信推荐去发表。当这些作品要编汇成书出版时，他又热心地为其写序言。有些作品革命色彩非常鲜明，实在不能公开发表出去的，就作为内部刊物发行，经费往往由鲁迅先生资助。我记得“左联”出过《文学新地》，鲁迅先生就出过两百块钱。他对作家的作品非常珍爱。

所以当时在他的培养下出现了一批青年作家。“左联”的实力一天一天大起来，使得所有国民党统治下的报纸副刊和文艺杂志都要左翼作家撰稿，否则就没有销路。资本家为了要赚钱，报刊杂志的编辑为了要吸引广大的读者，都设法对付国民党反动派的检查，而想尽一切办法发表左翼作家的文章。因为左翼作家所宣扬的革命思想，正是广大革命青年所需要的思想，这种宣扬革命思想的作品越多，受到教育感染的青年也就日益革命化。不管国民党反动派怎样的“围剿”，甚至采取血腥恐怖的手段，把报业界的巨头《申报》的老板史量才加以暗杀，亦未能阻止左翼作家的文章在各个报刊上发表，更无法阻止广大的青年阅读左翼作家的文章。应当说当时的左翼文艺运动和包括“社联”“剧联”“音联”“美联”“教联”等整个左翼文化运动培养了一代革 命青年，为以后的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准备了一批革命的青年干部，而鲁迅是在培养革命青年事业中贡献最大的伟人。

“左联”为了在劳动人民中培养出无产阶级的作家，还专门设立了一个大众文艺工作委员会，派一些作家到工厂去进行工作。大众指的是工农大众，由于上海的环境限制，作家不可能到农村中去，只能到工厂进行这一工作。办法是为工人办夜校和业余学校，通过对工人进行文化教育，物色其中有些阅读能力的人辅导他们阅读文艺作品，然后再帮助他们学习创作文艺作品。当时的大众语运动，就是同这一运动相呼应的。但是由于国民党的镇压和摧残，这一伟大的创举竟未得到应有的收获。艾芜同志就曾经因为在工厂去做这样的工作而被捕坐牢。

“左联”上面的领导机关叫“左翼文化总同盟”（简称“文总”），党的领导组织是“上海临时中央文化工作委员会”（简称‘文委’）,“左联”“社联”“剧联”“音联”“美联”“教联”等都在它的领导下进行工作。当时“文委”和“文总”的领导人是林伯修（杜国庠）、夏衍（沈端先）、周扬、田汉、阳翰笙（华汉）、钱亦石等。内外是一致的。他们对各个联盟的工作的领导都用“文总”的名义。对各个联盟党团的领导则由“文委”负责。许多问题都由“文委”集体作出决定，再由“文总”下达到各个联盟执行。当时“文委”的负责同志一方面要做领导工作，一方面要写文章取得稿费作为生活费用，同时还要躲避敌人的搜捕，他们的处境是很险恶的，工作是很繁重的。

一九三四年秋天，有一天林伯修同志和田汉同志找我谈话，说胡风和南京有关系，不能再担任“左联”的秘书长，要我做“左联”的秘书长。并告诉我这是“文委”决定的。我知道这是党组织的决定，明知担任这一职务有很多困难，我还是毫不犹豫地答应了。当时我曾要求他们向鲁迅先生介绍我所担任的职务，使我有机会向鲁迅先生报告请示工作，他们也答应了。从此我便担任了“左联”秘书长的工作。何谷天同志仍然作组织部长，杨潮同志具体负责组织部的工作。不久，田汉同志就告诉我，鲁迅先生说他不想管“左联”的事，“文总”决定由他代理鲁迅先生的书记职务，有事情直接找他，不要去找鲁迅先生。此后，凡是“左联”要向“文总”请示报告的事我都找田汉同志。田汉同志亦常常主动找我交待一些工作，有时甚至交待我写某一篇文章。我与田汉的关系非常密切，要找他随时都可以找着。不知什么原故，从此周扬同志就不领导“左联”的工作，至少是对我不发生工作关系。我与周扬同志见面的机会就少了。

我在“左联”担任秘书长的时候，曾参加“文总”召集的一些工作会议。现在只记得出席会议的有“社联”的许涤新同志，“剧联”的张庚同志，“音联”的聂耳同志等人。一般是讨论和布置当前的工作，也有时组织学习讨论某一专门的问题。我还记得有一次会，到的人数较多，那是请从江西中央苏区到上海来的同志作关于苏区情况的报告，参加的还有陶行知先生等人。当时在秘密环境中开会不易找到一个开会的地点，大都是找一个公开的有名的人在旅馆开房间，仿佛那次请苏区来的同志作报告的会场，就是由陶行知先生出面在旅馆定的房间进行的。有时田汉同志也找电影公司的老板开房间商量电影脚本的问题。抽空就约一些同志集会和座谈。那时袁牧之同志在大报上编有一个《戏》周刊，差不多每次集稿都在旅馆里，稿子不够田汉同志当场就动手写，还拉约去谈话的人帮助写，不到半天的工夫刊物就完全编好了。田汉同志的工作效率是很高的，不止在家里，就在旅馆他也抓紧时间编写东西，找同志谈话。而且他的接触面也比较广，主要是戏剧、电影界。自然这些人大多数都是左翼的，即使不是也可以相信不会向国民党告密的，有些是他的老朋友，如周信芳这些京剧名艺人。

我同田汉同志的见面是频繁的，差不多每星期总有两三次，除了到他母亲和兄弟的住处找他以外，常常是他派人找我到旅馆去同他见面。他对“左联”的工作指导得很具体。我们工作起来也很顺利。他给我们一条方针，要好好团结“左联”的同志，对老作家要尊重，对新作家要帮助，使“左联真正团结得象铜墙铁壁，任何敌人也攻不破的革命堡垒”。他还找夏衍同志写了一封介绍我去向茅盾同志请教的信。茅盾同志约我在开明书店编辑部同他见面，我向茅盾同志汇报了常委会的工作情况，请他指导如何作好“左联”的工作。茅盾同志很关心“左联”的工作，在我汇报的时候，他还问了一些我未讲到的情况。他的意见差不多和鲁迅先生一样，要我们大力培养新作家，好好抓创作。同时他也强调了要作好团结的工作。我认为茅盾同志是和鲁迅先生经常见面的，他的意见也正是鲁迅先生一贯的意见，而且根据新的情况，特别强调“左联”的团结问题。所以把他的意见向常委作了传达，也向田汉同志作了汇报，大家努力去作。不久，何谷天同志离开了“左联”，组织部长换成宋庐天（王尧山）同志，他对“左联”的情况不熟悉，对许多作家都不认识。初来工作感到很多困难。好在庐天同志对人非常诚恳谦虚，加上杨潮同志的能干，肯干，我们能团结一致进行工作，很快我们就克服了困难，把工作推向前进了。这时“左联”内部没有发生过争论，斗争的矛头始终是向着国民党及其御用文人。

除了“左联”的工作之外，田汉还要我去约李石岑、周谷城等主张唯物主义的哲学教授组织新哲学研究会。我亲自到了暨南大学去找李石岑先生，请他出面发起组织研究会。他满口答应了，但以后老是不见行动，所以这新哲学研究会终于未组织起来。

到了一九三五年春天，田汉、阳翰笙等同志被捕了。其他“文总”负责同志也一时找不着，“左联”失去了上级的领导，也就失去了党的领导，我们只能独立地进行工作。下面的区委书记也找不到了。“左联”的作家们还在上海，我们可以找到，我们就依靠这些作家来进行工作。鲁迅先生非常关心“左联”的处境和工作，几次带口信要我们善于隐蔽，抓好创作，积蓄力量，准备长期战斗。这时夏征农同志积极参加了许多组织宣传方面的领导工作。但由于没有上级机关的委任和决定，没有正式参加我们的常委会。徐懋庸作了宣传部的干事，工作也很积极。作家们都很积极从事创作，发表的作品也不少。国民党反动派企图从田汉、阳翰笙等同志逮捕开始破坏“文总”，打垮左翼的文化组织，取得文化“围剿”的胜利，结果枉费心机，左翼的文化运动仍在蓬蓬勃勃地发展。

但是，正在我们处境困难的时候，“第三种人”对我们发动了进攻。所谓“第三种人”，原来是《现代》杂志的几个作家，过去和“左联”是比较接近的。由于国民党反动派对左翼文化的压迫一天一天严重，他们就公开打出小资产阶级的旗帜，声称他们既不是资产阶级的作家，也不是无产阶级的作家，而是小资产阶级的作家，算是“第三种人”。他们在国民党压迫左翼作家，限制自由创作的情况下，不向国民党去争取创作自由，而向左翼方面争取创作自由。他们指责左翼作家的文艺批评 使他们不敢放手创作，阻碍了他们的创作自由。其实，当他们接近左翼的时候，“左联”对他们是友好的，采取团结的方针的，并没有用文艺批评去攻击他们。鲁迅先生对“第三种人”的批评的文章，代表了“左联”对他们的立场和态度。我记得“第三种人”编辑的《现代》杂志就 曾经为攻击青年左翼作家何家槐同志提供了阵地。何家槐同志在当大学生的时候，就参加了“左联”，写了一些作品在报刊上发表，他有一个朋友叫徐转蓬的也爱好文学，写了一两篇小说，要何家槐同志帮他修改发表。何家槐同志在发表徐转蓬小说的时候，考虑到当时刊物上不愿意 登无名作家的作品，就用自己的名字发表，而且也取了一部分稿费。这件事何家槐有错误，但在这样作的时候，徐转蓬是同意的。《现代》杂志却借此大作文章，一方面发表了徐转蓬的所谓揭发文章，一方面又发表了文章攻击何家槐是“文窃公”，破坏何家槐的声誉。当时文艺界都 知道何家槐是左翼作家，他们攻击何家槐，主要是给“左联”的脸上抹黑。面对这样的攻击，我们不能保持沉默。除了在内部对何家槐同志进行批评，并要他发表文章说明事实真象作自我批评外，还组织了几 个同志发表公开的评论，指出他们的不良用心。结果何家槐并没有在文艺界声誉扫地，而“第三种人”也并没有得到什么好处。

“左联”这个革命组织，就其成员来说，大都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虽然学习了一些马列主义的著作，但并未坚强地树立起辩证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因此亦未能用无产阶级的立场、观点来观察周围世界的人物和生活，有些还被资产阶级的文艺观点或多或少地缠着，所以尽管主观上想作一个无产阶级的作家，而且主观地认为左翼作家就是无产阶级作家，实际上还不能说已经达到无产阶级作家的境地，这从左翼作家的作品的分析中就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但是，这些左翼作家，主观上是要革命的，而且是拥护中国共产党并愿意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进行革命工作的。他们接受党所提出的政治主张和革命口号，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拥护共产党创造的苏维埃政权和红军，拥护苏联，在国民党法西斯专政的白色恐怖下除了极少数人自首和脱离组织以外，绝大多数都是跟着共产党坚持革命到底的。他们在共产党的领导下，除了与各种反共的思潮和资产阶级文艺思想作斗争外，还接受了苏联的革命文艺理论和苏联的创作方法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和革命的浪漫主义。在理论上不止学习普列汉诺夫和卢那察尔斯基的《艺术论》，还学习了马克思和恩格斯论巴尔扎克和斯丹达尔，列宁的论托尔斯泰的文章，以及高尔基和苏联一些文艺理论家论述苏 联文学的著作。有一个时期专门学习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与革命浪漫主义”这一创作方法，作为左翼作家的创作方法。苏联作家法捷耶夫的《毁灭》和绥拉菲摩维支的《铁流》等小说都成为左翼作家的读物，从中吸取革命小说创作的经验。总之，一切都以苏联为师，向苏联学习，这就是“左联”创作的方向。

在这一时期，“左联”的盟员陈君冶、庄启东编了《春光》杂志，徐懋庸编了《新语林》。这些刊物虽然不是“左联”的机关杂志，却主要是“左联”的同志写稿。《春光》只出几期就停刊了，《新语林》出的时间长些。徐懋庸当时以公开的身份作文艺工作，也参加“左联” 的组织，外人不知道。国民党反动派对他不大注意。他学习鲁迅先生写杂文，有些人开始还把他的杂文误认为鲁迅先生写的。他与鲁迅先生接触较多，得到鲁迅先生的指示亦多。鲁迅先生很器重他，我们有些问题要向鲁迅先生请示的，都通过他去办。所以他和我们的关系很 密切，他对“左联”的工作也是非常积极的。

到了一九三五年夏天，因为我写文章批评了杨邮人和韩传术，他们就在《星火》杂志上批评我的时候公开说我是“左联”的负责人。杨邨人的文章故意抬高我的身份，把我比作诸葛亮，韩传术却用“蜀中无大将，廖化作先锋”的语句来讽刺“左联”无人，已到了没落的时期。他们这种揭露我的身份的文章，当然要引起国民党的注意。于是我的处境更困难了，几乎每个星期都要迁移一次住处。恰巧这时从沙汀同志处知道周扬同志在上海，我便通过沙汀同志找到周扬同志提出离开上海到日本去的要求。周扬同志同意了，我便离开上海到日本东京去。

当我去日本之前，周扬同志曾告诉我，日本有一个左联支部，是魏猛克等同志在那里负责，要我到日本后领导那里的工作。魏猛克同志原来在“左联”宣传部作过干部，和我很熟。我一到东京就去找聂耳，恰巧聂耳同志刚在海水浴中被海涛卷去了。一些同志正在寻找他的遗体。我去找魏猛克同志，他住在池袋一栋他取名为“三间庄”的房子里，和几个广东的同志住在一起。房内还有多余的房间，魏猛克要我住在那里，我就和魏猛克等同志住在一起了。当时东京“左联”支部的盟员有十多人，负责人是魏猛克、陈辛人、孟式钧等人，盟员还有丘东平、林林、林焕平、欧阳凡海、林为梁、官一民、魏晋、张天虚、张罗天、林蒂、陈紫秋、黄新波、梅景钿、陈震寰、俞竹舟等同志。有些人我记不起名字了。东京“左联”支部办有一个刊物名《杂文》，采取同人杂志的形式，有同“左联”关系密切的张香山、杜宣、陈北鸥、邢桐华、姚潜修、臧云远等同志参加。编辑的主要负责人是魏猛克，出版发行人是杜宣。这刊物得到郭沫若同志的全力支持，每期都有他的文章。又通过魏猛克 写信向鲁迅先生索稿，鲁迅先生寄来了几篇文章。在国内很难见到鲁迅 先生和郭沫若同志同时在一个刊物上发表文章，《杂文》由于有这个特点引起了文艺界的重视。这个刊物主要的对象是留日学生，同时也寄一 部分到上海出售。由于印刷条件受到限制，出版的数目总不能满足读者 的要求。出了几期，被日本警视厅禁止了。我们又改名为《质文》出版。《质文》这刊名是由郭沫若同志取的，出版发行人改由勃生（邢桐华的笔名）负责，也只出了几期又被日本警视厅禁止了。

我到东京后不久，“左联”的盟员林为梁（后名林基路，在新疆牺牲）同志从上海到东京，说他在上海见了周扬同志，周扬同志要他转告我，在东京成立“文总”，由我作书记，杜鲁人（何干之）同志搞宣传，官一民同志搞组织，组成干事会，领导东京“左联”等团体。当时即将一些不搞文学创作的同志划为“社联”的盟员，由林为梁同志负责领导，又将参加戏剧工作的“左联”盟员和一些接近“左联”的人组成“剧联”，还有张翼、郭宏基二同志组成的拉丁化协会，统归“文总”领导。杜鲁人同志原是上海“社联”的盟员，担负过一定领导责任，我在上海就认识他，林为梁、官一民都是他的学生，在分工时就确定由杜鲁人同志领导“社联”，我领导“左联”和“剧联”，官一民 同志领导拉丁化协会，亦担任日常的组织工作。这个“文总”只开过 几次会，讨论过一些文化运动中遇到的问题，存在的时间不长，没有发挥过什么作用，以后随着“左联”的解散而解散了。

一九三五年底到一九三六年初这一时间，我们听到了“左联”要解散的消息。东京“左联”的同志都不了解为什么要解散，而且大多数是不同意解散的，大家就要我回到上海问个明白。我回到上海，见了周扬同志。周扬同志说，接到“左联”驻“国际革命作家联盟”代表萧三同志来信，说中国要成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左联”就要解散。同时又从外文刊物上看到季米特洛夫在共产国际“七大”上的报告，提出要组织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中国应当组织抗日统一战线。看来萧三同志的信是有理论和组织根据的，所以才按照国内国际形势的发展决定解散“左联”来组织一切爱国作家在内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作家组织。我问鲁迅先生是否同意，周扬同志说，鲁迅先生开始不同意，后来同意了。并说萧三的信就是由鲁迅先生转来的。我又问“左联”解散了以后，那里没有党的组织，以后东京那些文艺团体怎么领导呢？周扬同志说要成立一个核心组织，吸收一些够共产党员条件的人参加，将来由党接收。我觉得周扬讲的有道理，再没有提出什么异议，只在上海住了两三天就返回日本东京去向“左联”的同志作传达，大家因为在国民党白色恐怖下工作，组织性很强，特别是共产国际的威信很高，都同意解散“左联”的意见。接着由我和魏猛克、陈辛人、林林、张罗天五、六人成立了一个核心小组，领导各文艺团体的工作。那时东京的社会科学团体特别多，也需要一个领导核心，就由雷任民、王国权、解树椿、熊唯知等人成立一个核心小组。东京的“文总”既然已经解散，在社会科学方面又成立了核心小组，以后我就不管社会科学团体的事，而着重管文艺团体方面的事。

这时东京留学生的文艺团体，有三个刊物和三个戏剧团体，三个文艺刊物是《质文》《东流》《诗歌》。《质文》是“左联”办的刊物，“左联”解散后还继续出版。《东流》是“左联”一些同志如林林、林为梁、魏晋、林焕平和一些左倾的同志办的，参加的人比《质文》的范围大。《诗歌》是“左联”一些同志和爱好诗歌的朋友办的。三个戏剧团体是戏剧座谈会、留日学生戏剧学会和国际戏剧协会。戏剧座谈会，除了“左联”的盟员外，主要的成员是吴天（又名洪叶）、张瑞华（水华）、杜宣、李月轩（后名李柯）等人；留日学生戏剧会的负责人是陈北鸥、梁梦回（即梁延武），主要的成员还有田丰、邢振铎、王威治、张泽民等人，国际戏剧协会是由吴剑声、陈斐琴、叶文津领导，成员多数是广东人。这三个剧团由他们演出的剧目可以看出其倾向性。戏剧座谈会演出的田汉剧本，留日学生戏剧会演的是洪深的剧本，国际戏剧协会演的是日本老作家菊池宽等人的剧本。但是这几个剧团成员的倾向性却不能只根据演出的剧本来判断。如留学生戏剧会的陈北鸥就是同“左联”长期合作的朋友，是倾向于左翼的。其余一些演员都是戏剧的爱好者，为娱乐而演剧，政治倾向上是爱国的。国际戏剧协会的陈斐琴、叶文津都是左倾的，只有吴剑声是国民党外交部送到日本学舞台艺术的。其余的成员大都是左倾的。也是为了娱乐而参加演剧的。我们对这些剧团作了一番分析了解之后，觉得都应当采取团结的方针，而不应当对某一团体采取反对或排斥的态度。当时发生了一种情况，即日本反动当局想分化中国留日学生的文化团体并在其中培养亲日派。国民党反动派驻日留学生监督处，亦企图分化这些团体而孤立左翼。我们为了对付日本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的反革命阴谋，就提倡将三个戏剧团体组成一个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团体。开始大家的抗日爱国情绪很高，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口号的感召下，三个团体组成了一个团体，名中华留日学生戏剧协会。但是由于左翼方面一些同志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理解不同，接着就发生了一些矛盾。好在留日学生戏剧学会和国际戏剧协会两个团体始终愿意与左翼的团体结合，而戏剧座谈会的同志又能够顾全大局，虽然经过一些风波还是联合成功了。新联合起来的中华留日学生戏剧协会除了演出田汉同志改编的托尔斯泰的《复活》等话剧外，还和日本的进步剧团“筑地”“新筑地”为纪念高尔基的逝世而举行联合公演。

一九三六年六月初，我们在日本东京接到了周扬同志托人给我们写的信，要我们对“国防文学”和“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这两个口号的争论表示态度。在这之前，我们处在东京，不了解争论的情况，连《质文》上也未发表过有关两个口号论争的文章。来信中说，“国防文学” 这个口号是党所提出的，“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这个口号是胡风提出来的。我同魏猛克同志专程到东京郊外郭沫若同志的寓所去请示。郭沫若同志提议《质文》社召开一个座谈会，让大家发表意见。参加座谈会的人一致赞成“国防文学”这个口号，也有个别人未发表什么意见。座谈会的记录经郭沫若同志审阅后决定在《质文》上发表。魏猛克同志在编辑《质文》的时候，建议我写篇论文，我写了一篇赞成国防文学这个口号的文章。郭沫若同志随即写了一篇题名《国防·污池·炼狱》的文章，阐明“国防文学”这一口号的意义，在国内刊物发表。不久，我们就见到了鲁迅先生《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那篇文章，才知道“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这个口号，是鲁迅先生提出的。但我不解胡风的文章为什么不说口号是鲁迅先生提出的？而胡风的文章又同鲁迅先生的文章的立场观点显然不一致，又是为什么？所以我对“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这个口号，还持保留态度。我的想法是：“大众”二字在“左联”的历史曾经是有过固定的含义的。“左联”一贯用大众二字作为工农群众用的，“左联”建立的大众文艺工作委员会，就是在工人中进行文艺活动的。大众文学的含义就是工农文学，在绝大多数作家都是知识分子的中国文艺界，大众文学怎样能成为团结一切作家统一战线口号呢？我虽然还有这些意见，但我对鲁迅先生是尊敬的，所有在东京赞成“国防文学”这一口号的人都是尊敬鲁迅先生的，所以在鲁迅先生逝世的消息传到东京的时候，大家都感到非常悲痛。我们举行了群众性的追悼会，《质文》出了专刊。郭沫若同志写了悼词并作了悼念的讲话。有些人认为赞成“国防文学”、反对过“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人就是反对鲁迅先生，那是不合乎事实的。

真想不到在事隔三十年之后的一九六六年七月，林彪、“四人帮”竟命令他们的走卒，在中央报刊上发表文章，对“国防文学”横加种种罪名，肆意攻击周扬等同志，同时对我亦进行恶毒的攻击。陈伯达还主张将我撤职，从此我就被迫离开工作岗位，并失去人身自由。这种把几十年前文学上一场论争的一方的意见诬蔑为政治上的罪行，横加迫害的暴虐，在中外文艺史上都是罕见的。

东京“左联”支部和机关刊物《杂文》《质文》得到鲁迅先生的关怀和支持，又得到郭沫若同志就近指导，在国内抗日运动高潮的推动下，与东京其它进步文艺刊物和团体一道胜利进行了左翼的文化运动，在留日学生中的影响一天一天地扩大和深入，各种研究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科学团体，如雨后春笋一般地茁长。通过这些团体去团结群众，在各个大学校留日学生会的选举中，左翼的和接近左翼的人取得了领导权。经过各校留日学生会选举留日学生总会，竟将被国民党长期把持的领导权夺取过来。国民党留日学生监督处不甘心这次的失败，支使了少数国民党留日学生另组织了留日学生联合会与留日学生总会抗衡，各学校的留日学生就集合起来浩浩荡荡地向国民党驻日大使馆请愿，要求取消不合法的留日学生联合会。国民党驻日大使是政学系老政客许世英，大使馆与留日学生监督处有矛盾，不知道留日学生监督处的意图，他迫于留日学生群众的威势，不得不承认经过选举选出的留日学生总会是合法的，宣布取消少数人成立的留日学生联合会。从此可以看出留日学生的革命倾向。

西安事变后，一些倾向革命的留日学生便纷纷回国。这引起了日本反动当局的注意，他们对于左翼的同志都加以监视。我在日本未住学校，也未参加那些学校的活动，并用的假名在日本居住的。但日本警察从我在日本一年多的活动知道我是左翼的人物，所以把我列入监 视的名单。日本警察差不多每一星期或半月都要到我们住地访问一次。在这种形势下面，我们就只好沉着气呆在日本。到了一九三七年的春天，形势缓和了，日本的警察也不常访问我们了，我便准备回国。适逢原来和我相识的《大公报》的记者于立忱也准备回国，她约我一道 走。她在日本因《大公报》的关系同日本各大报纸都有联系，是日本警察认为毫无问题的人。我的情况和处境她都知道，我们就商量好了把一切行李都托运了，随身只带日用的东西。当我动身回国前，我还搬到她住处去一同动身，一路上还有日本各报社派人来照顾她。这样我就在她的掩护下顺利回到上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