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中国戏曲学校的首任校长——田汉老，他不仅在戏剧界、电影界、音乐界，以及文学界、文化界享有崇高的威望，而且在戏曲界、戏曲教育界也受到大家由衷地敬重。他是戏曲改革的先驱者，又是新中国戏曲教育的开创者。这话要从上个世纪30年代说起。

30年代后期，由京剧演员出身的冯玉昆先生主持的“四维平剧社”活跃于桂林、柳州、衡阳各地，有幸得到了田（汉）老和欧阳（予倩）老的热情关怀和具体指导。当时，为了培育新生一代接续事业，剧社在桂林、柳州、全州招收了三四十名儿童，经过一段时日的技艺培训和文化教育后，于1942年4月在柳州组建了剧社附属的儿童训练班。孩子们中，年岁大的十四五岁，最小的仅七八岁，均以“维”字排名。他们练功、学戏、演戏、学文化，进步很快。田老见了，非常高兴。他说，训练班是戏剧改革的“火炬”，是新鲜血液，也是排演新平剧的实验场所。他十分喜爱这个训练班，在思想、文化、生活上给予了多方面的指导和扶植，并将自己编写的《江汉渔歌》剧本拿给训练班排演，亲自到排练场为学生们讲解剧本，分析人物，督导排练，拿这个戏参加了1944年春在桂林举行的“西南第一届戏剧展览会”。这个戏后来成为了四维剧校的保留剧目，从西南一直演到北平及至东北。

西南剧展后不久，日本军国主义侵犯的战火烧向湘桂，训练班被迫沿着黔桂公路撤向独山、都匀，一路上历尽艰辛。在都匀演出没有戏院，就在破旧的庙台上作露天演出。时值秋雨连绵的季节，上座儿极差，收入甚微，租不起住房，学生便住在马棚里，员工睡在庙台上，经田老的多方奔走，才搬进了一所学校的旧房子借宿。田老和安蛾老师二位也和同学生们住在一起。在都匀，又排演了田老编写的《新雁门关》、《新儿女英雄传》和《武松与潘金莲》等戏。

1944年，日本侵略军进兵独山，都匀危在旦夕，训练班又开始逃难，奔向贵阳。因不通火车，只得用牛车装载戏箱，徒步行进，日夜兼程。到了贵阳，先借住在新生戏院，因值战乱时期，市面萧条，店铺关门，人心惶惶，无法演出，面临断炊。田老与安蛾老师便四处奔走设法，求得当局救济总署的接济，住进了贵阳难童收容所，并得到了冯玉祥夫人李德全的关注。在贵阳，学生们又排演了田老新编的《南明双忠记》一剧。这出戏，后来也成为了四维剧校的保留剧目。训练班就是以田老这些戏的售票收入，为抗日前线的将士募捐了一大批布鞋，鼓舞了将士们的抗战斗志。

1945年春，田老把训练班介绍到国民党青年军二零七师，由黔入滇，抵达昆明。田老以军委政治部三厅戏剧宣传处少将处长的身分出面斡旋，训练班正式改名“四维儿童戏剧学校”，直接隶属二零七师政治部，由田老担任名誉校长兼顾问，安娥任指导，冯玉昆任校长，技术训练由李紫贵主管。学生们终于有了一个安定的生活环境，开始了半工半读的学校生活。田老夫妇还为学生组织了关于戏剧革新问题的演讲会，闻一多、李公朴、吴晗等文化人士莅会，对学生们的演讲予以了热情的赞许和鼓励。不久，剧校迁往曲靖博物馆，田老和安蛾老师不时奔波于昆明、曲靖之间，为剧校募集基金，使其在政治上保持特异的色彩，在经济上自食其力的同时保持独立。四维剧校在田老和冯校长的率领下，以鼓舞民众、激励抗战为目标，在昆明、曲靖演出了大量新戏。由田老根据《焚香记》改编的《情探》一剧，也是在这段日子里排成上演的。

排戏期间，田老和安蛾老师还给学生们上文化课，并找来林路先生教音乐。田老特为剧校写了校歌。歌词是这样的：

我们是烈火里锻炼的钢条，

我们是风雨中生长的新苗；

我们踏遍了千万重山海，

我们忍受了七八载的辛劳。

我们要为新时代歌唱，

我们要替老百姓呼号！

同学们，这是艰难的工作，

但也是伟大的创造。

进步的必须学习，

腐败的必须丢掉。

我们要把锈铁磨成针，

我们要在逆水里撑篙。

同学们，我们虽然幼小，

将使人民夸耀。

坚持改革的旗帜，

走向光明的大道！

校歌由林路谱曲。学生每天早晨集合都要歌唱，并朗读“创造剧界新的生命，铲除剧界一切恶习；提高剧员文化水平，砥砺剧员人格道德”这四句口号。“唱校歌，读口号”这一制度一直坚持到1949年解放前夕。

1945年8月15日，四维剧校正在曲靖金城大戏院演出《新儿女英雄传》，田老忽然来了。只见他万分激动地阔步走上舞台，大声向观众说，观众朋友们！我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中国人民艰苦抗战八年，终于打败了日本帝国主义！敌人投降了，我们胜利了！他提议，演员和观众一起游行欢庆胜利。于是，舞台上下，前台后台，一片掌声，一片欢呼声。由田老率领着，演员没有卸妆就和观众一起，敲锣打鼓走上街头，沿途的民众也加入到游行队伍里来。

抗战胜利后，田老与剧校暂时分手，奔赴重庆。冯玉昆校长遂率众北上。临别时，田老叮嘱：此次北上，务须聘请一些知名教师为学生授课，提高孩子们的剧艺，加强基本功底。剧校自贵州，经湖南，抵上海，再取道秦皇岛，赴沈阳，于1946年夏到达北平，一面演出，一面延聘名师授艺。此时，除了总校外，在沈阳、抚顺和北平西苑、长辛店又发展了四个分校，师生队伍日益壮大，主要以演“新平剧”为任务。

1948年3月，总校和三分校、四分校的师生在北平长安大戏院联袂演出了田老的新作《琵琶行》。同时，三分校每天日场轮流上演田老编剧的《武则天》和《金钵记》二剧。《武则天》是田老1942年左右在桂林写的。原准备用上下两集的篇幅，从武则天少女时代一直写到她的老死，因原稿上集的最后一场拿去付印时被人遗失，遂告搁置。1947年，田老在写《琵琶行》之外，又补写了上集丢失的部分。此次交剧校排演，由解维蓉（谢锐青）饰演武则天。《金钵记》也是田老在抗战后期写成的。1947年经田老重新修改后，交给了四维剧校排演，由李紫贵老师导演，解维蓉饰白素贞、王维蕊（王诗英）饰小青、朱维义（朱乘谦）饰许仙、柏维年（柏之毅）饰法海。田老以“十年磨一剑”的精神，前前后后对这出戏打磨了十二三年，至新中国建立后，定名《白蛇传》,1952年仍由中国戏曲学校拿这出戏参加了第一届全国戏曲观摩演出大会，受到嘉奖，此后遂演遍全国，享誉海外，堪称一出“化平庸为神奇”的剧中精品，久演不衰，成为田老戏曲作品的著名代表作。

1948年，东北的两个分校和北平有四分校并入的总校，分别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各有安置。驻守在北平西苑的三分校，当平津战役打响的时候，接到从石家庄解放区传来的田老通过马彦祥先生转达的口信：勿随国民党军队南撤，坚留北平等待解放。于是，师生们携同随校家属从驻地西苑，步行进城，困居于北平城南的一所小学校里。北平和平解放后，解放军入城后的次日，迎来了由田老率领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北平军事管制委员会文化接管委员会文艺部的贾克、史若虚、徐特、李紫贵、曾慕髠、刘乃崇、何海生等诸位成员。四维剧校被接管后，划归华北文化艺术委员会旧剧处管理，名为“平剧实验学校”，迁入北池子大街草垛胡同校舍，开始准备筹建新中国的第一所国立戏曲学校。笔者于1948年3月入四维剧校三分校学习，有幸亲身经历了这段历史，成为了后来建成的戏曲实验学校（后改名中国戏曲学校）的第一批学生。

几年前，马少波老师率领我们编写《中国京剧史·下卷》时，他回忆当年的景况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1949年6月，在北平举行了第一届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会议开幕前夕——6月26日，周恩来同志在中南海约见从事旧剧（指京剧）改革工作的部分人员汇报工作，交流经验，大家一致建议中央成立戏曲改革工作的领导机构和研究、实验机构，开展全国规模的戏曲改革运动。6月29日，毛泽东和周恩来同志在中南海召见了周扬、田汉和马少波三位，亲自听取了汇报。毛泽东同志对26日座谈会上大家的建议深为赞许。就在这次，田汉同志将应当建立新中国的戏曲艺术教育机构的建议，面陈毛主席和周总理。不久，这些建议——得到实施。经过两个月的紧张筹办，于10月2日成立了中华全国戏曲改革委员会，下属有以梅兰芳为院长的京剧研究院和由田汉兼任校长的戏曲实验学校，还有大众剧场、新戏曲书店等。10月底，委员会改称戏曲改进局。

1949年建校时，田老一方面要忙于戏曲改进局的诸项创建工作，一方面则为学校聘请名师不辞辛劳，亲自登门拜访了当时北京梨园界的诸多耆老名宿，有王瑶卿、尚和玉、萧长华、王凤卿、谭小培、马德成、金仲仁、鲍吉祥几老，延聘他们出任学校的名誉教授，之后又请了张德俊、姜妙香二老，共为戏曲学校的十大教授。这些菊坛前辈，受此礼遇，感动由衷，一一欣然应命，踊跃赴职。而田老寻访、邀请著名女演员刘喜奎先生出任戏曲学校的艺术委员会委员。

田老对学生更是体贴入微，爱护备至。他知道学生们大多数北京无家，又少亲朋，刚刚脱离国民党军队，需要多给予一些温暖关爱。1950年元旦这天一早，他亲自带领着学生们畅游了北海公园；春暖花开后，又带着全校师生游览了颐和园，并请尚和平、萧长华、马德成、谭小培几位老教授一同前往，在德和园大戏台，请萧、尚二老讲述了当年演出的景况，作了今昔对比，学生们既增长了知识，又受到了教育。

欢度1950年的春节也是令人难忘的。这天，在北池子草垛胡同校舍，悬灯结彩，楼前扎起了松枝牌楼。田老亲自拟成对联，剪成金字镶上。上联是：“戏曲改进，认清真理，我们走的是社会主义道路”；下联是“实验学校，欢天喜地，我们是毛泽东时代的学生”；横批是：“推陈出新”四个大字。这天，接来了各位老教授，迎来了戏曲改进局和京剧研究院的各位领导和来校兼课的众位剧界名家。当晚，在大众剧场演出了《新白兔记》。从早到晚，师生同嘉宾们沉浸于一派欢乐喜庆、团结迎新的气氛之中。

1951年，戏曲学校在北京、上海、武汉第一次招收百名新生，田老为扩大影响，亲自主持组成了招生委员会，特聘了梅兰芳、周扬、程砚秋、王瑶卿、杨绍萱、马彦祥、欧阳予倩、马少波、盛家伦、周贻白、黄芝冈、洪深、史若虚、李紫贵、江新容为委员，田老亲任主任委员。在新生入学前夕，他特地召集学校的工作人员座谈。据当时出席座谈会的学校秘书（即校办公室主任）王誉之先生回忆，“田老召集我们座谈。他说，办好戏曲学校是党交给我们的任务，尽管大家都没经验，实际困难是有的，我相信大家一定会按照党的方针，全心全意地爱护、关心学生，把学生培育成材的。”他还语重心长地嘱咐同志们，学生们年龄小，要请保姆帮助他们料理生活，在衣食住行方面给学生带来方便，比如南方来的学生爱吃米饭，北方学生喜欢吃面食，要想方设法让他们吃饱吃好。今天你们关心、爱护他们，待日后长大了，他们是不会忘记你们的。田老为了办好戏曲学校，真是殚思竭虑，用心良苦。

田老广交游，重友谊，友朋遍及中外。他频频主持接待了苏联、民主德国、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波兰等各国的文化使者和艺术界名人，如苏联舞蹈艺术家乌兰诺娃、木偶艺术家奥布拉兹卓夫、电影艺术家尤特凯维奇和苏联红旗歌舞团、波兰玛佐夫歌舞团等来校参观。师生们真是视野开阔，受益良多。

田老更关心学生在艺术和文化学业上的进步。在专业方面，除了请老教授们亲传亲授外，还延聘了一大批享有声望的名师来校执教，如由“如雷贯耳”这句话衍化而出的“如雷贯华” （茹富兰、雷喜福、贯大元、华慧麟）四位名师等。学校教师阵容强大，文武齐备，业内外无不翘指称羡。在文化艺术理论方面则请戏改局（后为中国戏曲研究院）和社会上的专家、学者任课，如阿甲、黄芝冈、周贻白、谢锡恩、屠楚材、张末元等，使学生受到全面的正规的高质量的教育。田老还亲自给学生编写、修润剧本，供学生排演，如《白蛇传》、《牛郎织女》等，都倾注了他的心血。有一次，《白蛇传》彩排结束已临深夜，他将客人恳留下来，趁热打铁，开座谈会，听取意见。送走客人后，立即伏案执笔，修润剧本，通宵达旦。修改后马上同导演李紫贵切磋琢磨。田老这种日以继夜、不顾疲劳、连续奋战的工作精神，使师生们感佩不已。

就这样，学校从无到有，从弱至强，一步一个脚印地茁壮成长起来。两年间，规模初具，教学稳定，师生一心，教学相长，走上了正轨。田老看到眼里，放下心来。由于戏剧界还有诸多重要的大事等待着他去主持，实在繁忙，于是他举荐在戏曲界素有威望的老教育家王瑶卿先生继任校长，于1951年4月慰然交任，暂离戏曲教育岗位。

自上世纪30年代至50年代这三十余年的时日里，田老始终眷恋着戏曲艺术教育事业，时刻想它，为它呼号、筹划、操劳，费尽心力，做出了不可磨灭的历史业绩，嘉惠剧界。然而，田老的这段足以闻世照人的历史，往往被为田氏修传的诸君，或视而不见，或忽略淡忘，或轻描淡写，怎不令人抱憾！为此，仅就我所知道的一鳞半爪，草成此文，对我前后两所母校的这位敬爱的老校长表示深切的缅怀和诚挚的感念之情，愿田老略得慰藉，含笑泉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