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第一次看到欧阳予倩，是在1949年10月，我作为中国青年代表团成员参加世界青年联欢节，载誉归来参加开国大典观礼后的一次宴会，遗憾的是当时没有机会接近。11月19日，欧阳予倩被任命为中央戏剧学院院长，亲自参加戏剧学院附属歌剧团成立大会并讲话。这次讲话给我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

在这次讲话中，欧阳予倩高度评价了歌剧团的前身华北大学文工一团所取得的卓越成就。他充满激情地回顾说，在党中央的直接关怀领导下，文工一团多年来演出了一些被群众喜爱并传唱的秧歌剧、新歌剧，如《兄妹开荒》《夫妻识字》《小姑贤》《朱永贵挂彩》《血泪仇》《一场虚惊》《白毛女》等等，影响是深远的，其作用之大自不必说。多少年来，有多少人为人民自己的歌剧而奋斗追求。如今一个新的组织——人民的歌剧团成立了。这是非常难得的、可贵的，尤其在表现新的人民生活、为工农兵服务的新歌剧史上诞生了第一个新歌剧组织更是光荣的。当然这中间困难有很多，相信在毛主席文艺思想正确指导下，根据过去的实践经验，加上大家的团结努力，一定会取得成功。最后，欧阳予倩就大家关心的乐队和实验剧场等问题，表态说会一步步得以解决的。同志们闻之异常兴奋，热烈鼓掌，我心里也倍觉亲切。

秧歌剧《王大娘赶集》书影

随后的日子里，欧阳院长亲自为歌剧团指导排练秧歌剧《王大娘赶集》，由桑夫编剧、刘铁山作曲，演员有化群、郭兰英、吴坚。排练场上，尽管欧阳院长已逾花甲，还亲自进行示范。从演员的每一身段、手势、眼神，都能结合戏曲的手眼身法，指导运用得非常细致。排练中，欧阳院长多次强调，中国歌剧应该向优秀的民族传统戏曲学习，更要积极借鉴，汲取其精华，剔除糟粕。不能只注意形式而忽略精髓。在欧阳院长的指导下，虽然《王大娘赶集》这出戏已演出多场，并受到群众的喜欢与赞扬，可经过老院长重新进行艺术加工并精心雕琢，整个戏更是锦上添花，彩中出彩。看老院长排戏感觉非常新鲜，内容丰富，受益匪浅。

欧阳予倩在中央戏剧学院抗美援朝战士欢送会上讲话

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后，作为一名共产党员，剧院的工作学习模范，我迫切想上前线杀敌，就用鲜血写了志愿书并签名。整个学院沸腾了，我不仅被批准赴前线还被任命负责带队。11月14日，文化部、文委召开欢送会后，戏剧学院也召开了欢送会。会上，欧阳院长诚挚动情地勉励嘱托我要多保重，还在学习手册上为我写下了“反美援朝保家卫国”八个字，那神态宛如一位慈祥的老妈妈在送别自己最疼爱的儿子奔向杀敌的最前线。副院长曹禺亲自写首长诗朗诵并题词。我还记得马可同志在唱欢送曲，学院举行了班团合唱，这场欢送会持续到深夜，大家紧紧地拥抱着祝愿胜利归来。

告别中央戏剧学院歌剧团的领导和战友们，我来到沈阳军区，被分配到中国人民志愿军后勤部工作。12月8日，便跨过鸭绿江进入硝烟迷漫炮火连天的战场。战场是残酷的也是无情的，虽然美帝国主义装备优良并占据空军优势，气势汹汹，但在我中朝人民军队正义之师的强大抵御反击下，第二次战役即将结束，我方胜利收复平壤，敌军全部退到三八线以南。不久，我披着满身硝烟回到祖国。

1951年3月25日，我的好朋友王昆突然来看我，她是随北京祖国慰问团一起来的。她告诉我，欧阳院长也来了，住在辽宁宾馆，还十分关心我的情况。我便和王昆去看望老院长。老院长看见我，握着我的手久久不放，关心地问长问短。我向院长讲起了在朝鲜战场上的情况。我说，在朝鲜时，连新年、春节宿营都在野地里，除了深山沟里还有几间完好的草房外，整个北朝鲜的城市山村几乎都被敌机炮火夷为平地，老百姓都住在山洞、地窖，那时生命是极其脆弱的。这场战争真是残酷啊。交谈中，老院长祝贺我立功为学院争了光，一再叮嘱我多注意身体，还谈到曹禺副院长和学院的一些情况。

丁帆创作的报告文学集《暴风雨中》

之后不久，我因工作调动到后政文工团，担任团领导，由于业务关系，我送几名党员到戏剧学院深造，得到了老院长的大力支持。1953年7月27日，停战协定签署，抗美援朝取得了伟大胜利。经过几年血与火的洗礼，我数次逃离死亡线。10月2日回到北京即去看望生病的老院长。此时院长躺在床上不能动，连握手都不能，看见我来了却异常激动和兴奋。秘书提醒我少谈一点可老院长却滔滔不绝。先谈我出版的那本报告文学集，他说很喜欢《暴风雨中》，从文字中就能联想到当时战场发洪水时那种惊心动魄的场面，还有《锻炼》这篇文章也很喜欢，建议我将其写成中篇小说。他还谈到关于艺术形式的问题，认为各种艺术形式都有其独特的表现手法，因此选择哪种形式来表现为某种斗争或思想要特别慎重。这时秘书进来再次示意应结束谈话，院长该休息了。而老院长却似久逢知己，示意秘书先离开，我们继续热烈地交谈着。

《王贵与李香香》演出

老院长从剧本的创作又谈到人才培养，同时结合我在文工团的工作，指出文艺演出团体应注意培养新党员，培养人才。他说中央戏剧学院歌剧团在这方面是失败的，没有培养出新演员，《王贵与李香香》演出几年了还是那么几个人，在舞台上出现的是人是形象，没有好演员什么都不能谈。老院长还自责自己在这方面有责任。

这时秘书又进来催了，老院长谈兴正浓，我实在不能再停留了。老院长见挽留不住，尽力伸出不能动的手说：“来，握一下这不能动的手。”临出门口，我回头看见老院长还在慈祥地看着我，胸口急促地喘息。我后悔呆得时间太久，影响院长的健康和休息，又觉得太匆匆了，话没说透。在回途中，我一再回味老院长的教诲，尤其老院长再三嘱咐我不要丢掉业务，抓紧时间学习，最好争取机会提高，这种关心爱护更令人温暖铭记。

开国少将陈沂，曾任军委总政治部文化部长

1954年10月末，我到北京观摩苏联莫斯科音乐剧院演出的《冲向暴风雨》《叶甫根尼·奥涅金》，还有部队演出《万水千山》《战线南移》，还有歌剧《刘胡兰》，《舞剧天鹅湖》等。一天，在鼓楼厂戏剧学院剧场看演出间隙，于贵宾室中恰好碰到老院长。巧的是军委总政治部文化部长陈沂同志也在座。谈话中，他们便提到我的工作问题。老院长说：“陈沂同志，我院丁帆同志参加抗美援朝好几年，你们早认识都熟悉了。当年送他们走的时候，周总理讲话说，将来抗美援朝胜利了仍各回单位。现在好多同志都回来了，对丁帆的工作问题，是否考虑让他回学院吧，况且他家在北京，爱人是歌剧团的青年演员。”陈沂同志趁老院长话语刚停，马上接着说“那好啊，欧阳老，我们部队的文艺人才太可怜啊，不像你们戏剧学院人才济济，那么多专门家，还是多支援支援我们部队，将丁帆同志的爱人也调给我们部队不就什么问题都解决了。”“那可不行，那是我们歌剧院培养的年轻演员。”等预备铃一响，歌剧即将开演，两人不好继续交谈，工作调动的事情就这样不了了之。但院长的关怀和激励仍给我以很大的慰藉和勉励。

岁月悠悠，转眼几十年过去了。我已到耄耋之年。在党的关怀下，我的晚年生活非常幸福。然而，久积心中的往事却不断涌起，欧阳老师的音容笑貌时常浮现在眼前。良师情深，爱心永惟，以此文缅怀敬重的欧阳予倩老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