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二七年秋，我第一次跨进了艺术学校的大门。它是一所刚刚改组了的野鸡大学（私立而未经教育部立案的大学）——上海艺术大学。校务委员会主任委员是黎锦晖。但黎并不到校视事，日常工作，概由田汉先生处理（先生是校务委员会成员之一）。学校分设文学、音乐和美术三科。音乐、美术二科，无专人负责，甚至没有固定的指导教师，只有几架钢琴和两间画室，供同学们自修。

文科由田汉先生主持，每天上午讲授近代欧洲文学二、三小时不等，通常是每天讲一个专题。上课时，先生把讲题先写上黑板，然后开讲，信口道来，自成文章，深受同学们的欢迎，公认先生是全校唯一富有责任感的老师。

先生上课时，音、美二科的同学，也有参加听讲的，我也是其中之一。我接触欧洲文艺，即在这里开始，因此先生是我新文艺入门的第一个启蒙老师。先生除自己开课外，还经常邀请文艺界名流来校讲学，记得欧阳予倩来讲过中国戏剧史多次；洪深来讲过戏剧文学（？）；徐悲鸿也讲过欧洲美术。

上海艺大的同学总共不到百人。学校收入，全靠学费，既无政府津贴，又无有产者的资助，故经济十分拮据。学期还没有结束，经费已经告尽。尽管教师的车马费可以不支，房租可以拖欠，但同学的伙食却一天也不能停止。在群情惶惶之下，大家建议召开全校师生大会，要求黎锦晖出席会议。黎锦晖坐了汽车，准时到校，他走上主席台，对大家说：“学校经费困难，我本有责任，奈何谋财筹款，苦无能力。我自己也穷得要命，所以今天来校，不得已不坐电车坐汽车。”话刚说完，全场哗然，黎锦晖解释道：“搭电车要掏钱买票，我身上不名一文，怎好上车呢？雇汽车只签个字，到月底结帐，可以不付现款。”

同学们看到黎锦晖油嘴滑舌，根本没有维持学校的诚意，要求改选校委会，改选结果全场一致通过推田汉先生主持校政，可是大家知道田汉先生很穷，而他在社会上的经济活动能力，又远不如他的办学精神。他在学校，平日双挑教学行政两副担子，已经压得他举步艰难。现在又加给他一副经济重担，可能会把他压垮的，当时一致推选他负责全校工作，完全出于信任和爱戴。可是田汉先生自己并没有推辞。

过了几天，田汉先生召集同学谈话，他说：“解决财经困难，自有办法，希望大家出力。”

“我们愿意出力！我们愿意尽力。!请先生说出办法来。”

“演话剧募捐，门票每张一元，大家向亲友去推销。同学演戏，开支一切从简，估计售票所得，足够把学校维持到放假。”接着田先生又说：“我们这次的话剧公演，叫做‘鱼龙会'”。

“鱼龙会？！”同学们不知道所取何义。

“同学们都是小鱼，演戏没有号召力，要请名角来帮忙，他们是龙，能叫座。”

“龙是谁？”

“予倩先生，周信芳、高百岁师徒，愿意为我们义演。”

“话剧之外，加演京剧吗？”

“不，演话剧，古装话剧。”

“没有剧本。”

“有，予倩先生的《潘金莲》是现成的好剧本。予倩先生自己扮潘金莲。”

大家笑了，因为同学们看到的予倩先生，年纪不轻，又发胖，加上高度近视眼。

“当年京剧名旦，有‘北梅南欧之说，北梅是梅兰芳，南欧就是予倩先生。他以京剧名角，演古装话剧，自编自导，必然成功。周信芳演武松，高百岁演西门庆。麒派以做工见长，换唱白为对话，不就是话剧吗？他们和予倩先生搭配，称得上珠联璧合吧？”

“称得上，称得上。”

鱼龙会话剧公演，就这样作了决定。

上海艺大的校舍，原是一幢相当宽畅的私人住宅。楼下有客厅餐室各一，两屋相连，只在中间隔一道墙，而有洞门可通，同学们大家动手，把课桌紧紧密密地排在餐室里，课桌上面铺一条从朋友家借来的地毯，当作舞台，洞门上挂上帐幔，当作台幕。各式各样的窗帘挂在舞台里边，代替了天幕和景片。这种幕布式的景片，可以随意地左右扯移，十分方便。南国社以后历次演出，一直采用这种景片的舞台装置。课椅则整齐地分排在客厅里，大约有一百多个座位。张上遮光的窗帘，打上照明，俨然是一所象样的小剧场。同学们说这是我们的《筑地》（按指日本的筑地小剧场）

公演的职务分工，仿佛是这样：剧务左明、财务陈征鸿（白尘），宣传陈明中，化妆辛汉文，我担任舞台装置。

公演共七天（？），每天日夜两场（？），剧目主要是田汉先生创作的独幕剧如：《画家与其妹妹》（演员刘菊庵（汝醴）、王×英（女），张恩袭（张曙）。《苏州夜话》（演员：唐槐秋、唐叔明、左明、张惠灵、陈征鸿、刘菊庵等）。《名优之死》（演员顾梦鹤、贾××（女）、唐槐秋、左明……等。）还有田译菊池宽的《父归》（演员：父——陈凝秋（塞克），母——周存宪，兄——左明，弟——陈征鸿，女——唐叔明。）最后一场才演出《潘金莲》，主角由三条“龙”分任，跑龙套全由“小鱼”们充数。

公演的第一天日场，时过二点了，还不见观众上座。田汉先生通知后台准时开幕，拉开前幕，我在台上用眼睛向台下扫了一转，发现满座观众，全是本校的同学。一小时之后，忽然传来了一个消息说：“来了一个观众。”这对后台的同学来说，是个莫大的鼓舞。这时台上正好是《父归》上场，写一个荒唐的父亲，年轻时抛弃了妻子儿女，带着一个不正当的女人，浪荡江湖，晚年穷苦潦倒，才回到自己的家里来。这时老妻、次子、三女都愿意让老人留下来，长子却严厉地控诉了父亲的过错，要把他赶出门去，在感情和理智强烈的冲突中，追悔莫及而又深感内疚的老人，有一段长白，凝秋演来，声泪俱下，获得了很大的成功，在落幕时的掌声中，我们那位迟到的唯一的观众，提了一方湿淋淋擦泪的手帕，离席而去了。一场演出，只争得半个观众，同学们说：“失败了。”但安知失败中蕴藏着可喜的后果。

第二天开幕之前，来了一批光华大学的学生，几乎占满了场内的座位。事后了解：昨天那位《抽签》的观众，是光华大学的厨子，他从教授那里得到一张戏票，兴冲冲地前来看戏。他完全没有料到，看得他泪湿襟衫，和台上演员一起痛哭了一场。他回到校里，对人说：“戏好极了，全场客满，只是太苦，看不下去，逼得我哭着回家。”第二天光华同学拥进我们剧场，原来是这位炊事员为我们作了义务宣传的结果。这事一经传出，接着江湾的复旦大学，吴淞的中国公学的同学都远道而来，为我们创造了场场客满的卖座纪录。

好象是星期六的夜场，观众席上，出现了不少文艺界的知名人士。田汉先生特地到后台来向我们传达了这个消息，但没有说明知名人士们是谁？一说是创造社来了人。

第一个剧目《画家与其妹妹》，写一个画家因为鄙薄市侩趣味，不合时流，一张画也卖不出去，以致冬天不能生火，模特儿拒绝为他做范人。闭幕时，在照例一阵短短的礼节性的掌声停息之后，我听到有一个观众持续不断地在那里鼓掌。是谁对这个剧目如此欣尝呢？正想从台幕缝中向座池里窥望一个究竟，这时田汉先生匆忙地跑上台来，把我拖往后台，边拖边说：“快下妆，两位徐先生要见你。”我匆匆抹上冷霜，擦去油彩，跟随田汉先生走到观众席的后排，在一位穿黑西装，挂大领结的观众面前停住，我认得他是徐悲鸿先生。旁坐一位穿长袍，面色晰白的是谁？我不认识，田汉先生介绍说：“这位也是徐先生，诗人徐志摩先生。”

悲鸿先生抓住我的手，连声说：“好！好！当年我在巴黎穷困的时候，就像你一样（指我在剧中所扮演的脚色），火生不起，模特儿雇不到，没法作画。”今晚的演出，感动了悲鸿先生引起他在巴黎时的一段回忆，更重要的是剧作者成功地写出了一位艺术家不趋世媚俗的高尚品德。悲鸿先生在巴黎时，正值形式主义的逆流泛滥西欧，悲鸿先生坚持写实主义的原则，顶住了时流的冲击。这种严肃的态度，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叫做“独持偏见。”这次演出，让悲鸿先生留下一个好印象，是剧作者的成功，演员不应居功。田汉先生把我拖到前台去和悲鸿先生见面，那是让我分享一份成功的愉快。不过这还是小事。重要的是从此之后，我取得了向悲鸿先生随时请益的许可，使我终身受到教益，这是要感激田汉先生的。

——载于1979年《戏剧艺术》第3-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