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到艺华公司，引起一些令人兴奋的回忆。通过它我们集中过一群进步的，甚至是党的文化人，拍过一些反帝反封建和直接鼓吹抗日的影片，还做过某些颇有国际意义的“盛举”。后来在国民党文化特务的破坏下我们是离开了，但还是留下难忘的纪念。

电影《民族生存》剧照

这公司是一九三三年九月成立的。诚如阳翰笙同志在《艺华周刊》第二号所说，一九三三年是一个“水灾年”,“国货年”，也是一个“电影转变年”。由于民族危机的日益严重和人民日益觉醒，以好莱坞为首的帝国主义国家影片逐渐在中国市场上受到观众的唾弃，封建意识浓厚的国产片也营业衰落，明星继联华之后也向反帝反封建迈进。艺华便是继它们之后起来的“进步电影生力军”。

我跟这家公司接触，是在它还没有成为公司的时候。“五月花剧社”的旧友赵湘林一天来告诉我，大力士查瑞龙、彭飞想拍一本戏，他们不愿再搞过去那一套武侠片子，想跟我们合作，拍一部较有时代意义的戏，问我干不干。我生平颇爱交结江湖朋友，就一口答应下来了。我们的第一个戏就叫《民族生存》：

“中华民族在内外压迫下，走到它的生死关头了。怎样才可以突破这严重关头，找到一条生路呢？”

这是大多数中国人心里要叫出来的话。我们的故事回溯到一九二〇年代的上半期，某省勇于内战的将军们正为着争夺地盘进行新的混战。

因为频年内战无暇顾及堤防，到一九三一年就暴发殃及十六省的大水灾。淹没田庐，死亡人畜不计其数。

当时世界各国，除了特殊的一角（指苏联）外都苦于经济恐慌，急想从积弱的国家找寻出路，便又爆发了“九一八”这样的历史奇变。三千万关外的同胞，在“不抵抗主义”下，一夜成了奴隶。山东，河北和江南的移民又纷纷逃回关内。这中间包含郑荣福和他的妹妹瑞姑，他们离开了残破的第二故乡和他们母亲的新坟，走上了南归的旅途。

电影《民族生存》剧照

到了上海，他兄妹找到了东北时代的老邻居肖胡子。又因某种机缘碰上了建筑工人菊生夫妇。其后被丈夫抛弃了的吴敏，也结束了她的“少奶奶生活”，带着还没断奶的孩子，加入这群“无家者”的家，并托人介绍，在纱厂找到工作。

正在为洋人建筑宽大住宅的菊生不幸从铁架上摔下来，虽没死，但负了重伤。瑞姑在缫丝厂，英勇地参加了罢工斗争，被特务殴辱。肖胡子，郑荣福因救瑞姑，殴伤特务，一度被捕。吴敏得罪了管车也被停了生意。他们缴不出房租，就被房东给辞退了，勒逼他们搬家。他们感到天地之大而给他们生存的空间却如此的吝啬！好容易在闸北找到几间破房子，经菊生们自己修理了一下，在一九三二年一月二十八日午后，大家以一种兴奋的心情搬过去了。

他们把简单的家具安顿好，吃过饭，支好床，铺好被，将寻好梦的时候，在他们窗外响起了侵略者的炮声。郑荣福一瞧他那还没有卖掉的表，正是十一点四十五分！许多人都惊醒了，只有吴敏的孩子还天真无邪地酣睡着。

电影《民族生存》广告，其中编剧导演陈瑜即为田汉笔名

民族敌人竟是这样一步紧一步地迫害着他们。吴敏在夜风中抱着没有醒的孩子颤抖着说：“天哪，这下又叫我们往哪儿搬呢？”

“不搬！”菊生叫起来了，“我们一定要住下去。”“鬼子打起来了，不逃成吗？”吴敏说。

“不逃。”菊生说。在菊生和荣福的倡议下，他们决定男的参加义勇军，踊跃地帮着挖战壕，修防御工事；女的当护士，看护伤兵。十九路军战士坚决抵抗，“保卫民族生存”的号音响彻江南晓天的时候，他们争着拿起各式各样的武器向敌阵冲锋。荣福首先跳过沙袋，对人们高叫：

“同胞们，杀啊！不能再让鬼子欺侮咱们了。”“对，再不抵抗，子孙都要做牛马了！”菊生叫。荣福兄妹也叫着说：

“敌人把我们从北方赶到南方，现在又要把我们从这儿赶走。我们不走了。大家一条心，把鬼子赶到海里去！”

“第二次世界大战就要来了，我们只有坚决抵抗才有生路，同胞们，冲哇！”常来找他们谈话的一位小学教师也厉声地说。

他们像一股铁流似的配合抗战的部队向敌人冲去。

这是根据一些材料和记忆还能描出的这剧本的大概轮廓。在引起了中国人民民族热情的淞沪战争之后写这样的电影剧本是很自然的。我们还没有写成详细的分镜头剧本，就开始摄制工作。那时候他们还没有成立公司，也没有摄影棚，我们就因陋就简地穷干。记得拍第一个镜头是在上海西郊的一所破屋子旁边。屋子刚被敌人炸毁，硝烟弥漫，洪逗扮演的瑞姑抱着她被炸毙的母亲痛哭。她哥哥荣福忍着眼泪抚慰她，决计在葬母之后，与她一起逃避到南方去。

电影《民族生存》广告

由于没有摄影棚，许多场面是利用真实的地方拍摄的。至今还记得在杨树浦一家缫丝厂拍过瑞姑们跟资本家进行罢工斗争的场面；也到龙华拍过监狱的场面。一次，安排到吴淞海边拍日出，司机前一晚过劳，第二天早上五时出车，开到旧法租界郑家木桥，碰到人行道上翻了车，把我甩了一丈多远；有的人还被压在车子底下，有的被玻璃砸伤了。同车的一位大力士把我抱起来的时候，据说我苏醒了一下，问：“到了吴淞没有？”那位大力士笑着说：“到了，到了。”我点了点头，又晕过去了。直到在苏州河边仁济医院拍完X光照片之后，我才又醒转过来，前后死去了五个小时之久。我的脸肿得很高。应云卫，程步高，胡蝶女士们都到医院来看过我，据说都不认识我了。云卫掉了眼泪，他怕我是没有希望了。幸而还好，医院的报告：没有伤到骨头，也没有引起脑震荡。在仁济医院住了十来天，看的人多起来了，朋友们顾虑到政治情况不好，赶忙让我搬到一个较僻静的公寓里养伤，隔了两个星期算基本上恢复了健康。我们又继续工作。

艺华影片公司（艺华影业有限公司）摄影场正门

这个片子的摄制是由严春棠出资的。老上海们都知道严春棠是黄金荣的徒弟，以贩烟土起家。他起先的意思不过为拿出一点钱帮助他徒弟彭飞拍一本戏，解决一下他们的生活困难。后来觉得贩烟土毕竟不是什么光彩的买卖，开始对新兴电影事业感兴趣，又通过他的朋友名医叶大密的怂恿，决心成立影片公司。他的野心不小，想网罗许多有名的导演、演员，使公司成为与明星、联华抗衡的力量。他跟我商量过几次，我替他介绍了阳翰笙，夏衍（那时叫“黄子布”）诸同志。这样，当时电影界的一些著名人物很容易地被动员来了。金司徒庙的摄影棚也盖起来了。这就是大家知道的艺华公司。《民族生存》是在公司成立之后才完成的。在新的摄影棚里才搭起本片唯一的一场布景，也就是愤怒的人民越过沙袋向侵略者冲去的最后一场布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