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著名戏剧家，中国戏剧教育家，中国话剧运动开拓者之一欧阳予倩先生逝世已经十七年了！去年（1979年）是他九十诞辰，又是他到南通创办“伶工学社”六十周年。中央及各省都在纪念他。我作为南通伶工学社学生之一，回忆幼年受业情况，老师的音容笑貌，犹历历在目。时光流逝，如今先生已去世多年，我也是七十老翁，每一念及，真是感慨万千！只因有感于中，因此把先生过去在南通办学的情况，以及出校后几次追随先生工作的一点感受，拉杂地写出来纪念幼年的恩师。虽然难免“明日黄花”之诮，但是为了表达孺慕之情，也无须受时间的限制。

欧阳先生到南通办学是在1919年，先生当时也只有三十岁，而我还是个不知世务的十二岁幼童。高等小学还未毕业，家里经济条件已不允许我继续读书。由于“伶工学社”是免费学校，供给膳宿，冬夏还发给制服。为了继续求点知识，就去报名投考。记得考试的国文题是：“问为何入伶工学校？”当时答了些什么已记不清楚，发榜时居然录取了。当时学校和“更俗剧场”正在兴建，社址暂设在南公园，半年以后，才迁入“望仙桥”畔新校舍。第一期同学共有六十余人，一半是北京招来，一半本地考取。先生的原意是想培养一班有知识演员，对祖国戏剧进行改革。同时鉴于旧科班出来的演员知识方面的局限，所以一开始就采取“中西并进，新旧齐学”的教育方针，使学生不为一格所拘束。最初阶段是以练基本功和学昆曲戏为主，同时兼学民族音乐，西洋音乐，唱歌，舞蹈，这样做法的好处是使学生能够接触多种艺术形式，开阔眼界，对开拓文艺思想境界是大有裨益的。

开学初期，学生都是一同上课，半年以后，根据学生特点分班分行。适合演戏的专攻戏剧，适合学音乐的专学音乐。练基本功，学戏和练乐是主课，都安排在上午，其它国文，英文，史，地，唱歌，舞蹈，一般安排在下午，晚上是自修时间，也有时集体到剧场观摩。当时有人认为这样教学进度太慢，很难出戏。先生反对用“火逼花开”的旧科班教学方法，还是坚持了自己的意见。后来，我以自己的切身体会，证明先生的主张是可取的。由于我们在启蒙时期接触了各种艺术形式，每样都有点基础，开阔了视野，脑筋比较灵活，学起戏来也由慢变快了。头一年我只学会了几出昆曲戏，第二年一个月可以学一出。学京戏起初是一个月一出，以后一个月可以学两出。两年以后，学昆曲戏只须教师领唱一两遍，讲点要领，自己就能按工尺谱练唱，唱熟后再请教师排身段，学京戏就更快些。可见初学阶段多涉历各种艺术形式，对学生的素质提高有相当作用，就是在六十年后的今天，也有其现实意义。

学校聘请的教职员，有些是当时戏剧界知名人士。话剧界前辈有徐半梅，沈冰血，吴我尊，宋痴萍。京剧方面有票界名宿程君谋，名演员冯子和，赵桐珊，张荣奎等。昆曲老师有薛瑶卿（欧阳先生昆曲戏也是薛老所教），陈灿庭，吕小卿等。音乐主任刘质平（弘一法师李叔同的高足），音乐，唱歌教师潘伯英，舞蹈教师徐碧城。

先生除了主持社务之外，还兼教戏。他教给我们的京戏传统戏有《苏三起解》，《玉堂春》，《武家坡》，《汾河湾》，《打渔杀家》。自编的戏有：《黛玉葬花》，《负荆请罪》，《黛玉焚稿》，《人面桃花》等。

先生平常对待学生和自己的子女一样，非常重视学生的思想教育。上课时间，经常到各课室巡视。一天早晨练功课，有位新来的同学练腿，因熬不住痛，哭了。武功老师安慰他说：“哭什么？现在吃点苦，将来你的腿能穿绸裤子，现在不肯吃苦，将来只能穿布裤子。“这话被先生听见了。下课后，他对这位教师婉转地提出批评，请他以后不要这样教育学生。在先生影响之下，一些艺人出身的教师，也逐渐对学生的思想健康成长关心起来。

伶工学社对学生的管理是比较严格的。平时无事不能外出，就是星期天外出也要请假，逾时返校必须申述理由。由于有严密的管理制度，学生也能主动遵守纪律。先生离开南通后，学校主任换了人，只要学生能上台演戏，管理方面逐渐松懈，纪律废弛，后来完全形成放任自流状态，有部分同学随波逐流，染上旧戏班恶习。

更俗剧场于1919年年底落成。伶校全体同学穿着新发给的呢制服，由先生率领在剧场广场列队，学社董事长张季直先生亲临升旗。升旗后参观剧场内部。我们这些小学生根本不懂什么，只觉得整齐清洁，处处新鲜。现在想起来，六十年前有这样的剧场，在全国可算是第一流的。剧场前后台都定有严格的管理规则，违犯规则必须处罚。先生更是遵守规则的模范，有一次，学生在台上演戏，先生因关心学生的演出，在门帘内张望了一下，旁边有人指出，先生立即认罚，请全后台人员吃面。有些学生犯规，就罚站示儆。

更俗剧场开幕后，北京名角大多数都来演过戏，不过总是短期的，长期还是靠先生支持。因此先生日间在学社处理事务教学生，晚上演戏，戏完后还赶写剧本，排新戏或写文章。工作是够忙的，先生却精力充沛，诲人不倦，所排演的戏，先生自己虽不甚满意，而南通观众是极其欢迎的。现在回忆先生在南通演出期间，新排的话剧有：《空谷兰》《不如归》《血手印》《拿破仑》《家庭恩怨记》《情天恨海》《长夜》《哀鸿泪》等。京戏有《馒头庵》《王熙凤毒设相思局》《王熙凤大闹宁国府》《摔玉请罪》《黛玉葬花》，《晴雯补裘》《黛玉焚稿》《鸳鸯剪发》《宝蟾送酒》《晚霞》《嫦娥》《青梅》《仇大娘》《百花献寿》《人面桃花》《韩宝英》《卧薪尝胆》《杨贵妃》等。昆曲折子戏有《游园惊梦》《佳期拷红》《小宴惊变》《思凡》《刺虎》等。

先生是我国戏剧界的全能艺术家。话剧，电影，戏曲，编，导，演三者无所不能。他的表演艺术，在京剧界是独树一帜的。我在学习期间经常看他演戏，只觉得好，和一般京剧演员不同。究竟不同之处在那里，却又说不出。后来在实践中逐渐理解到，这和先生的艺术修养有关。先生当过话剧，电影的演员和导演，学会昆曲与京戏，成为京剧名演员。又先后几次考察过先进国家的戏曲。他以渊博的知识，结合多方面艺术实践，融会贯通，溶中、西艺术精华于一炉，不仅能表现各种类型的人物，更能表现同一类型人物的不同性格。所以他的表演风格清新隽拔，细致生动，感情丰富，超出凡流。

我在校期间，曾三次跟随先生出外演戏。第一次是1920年冬天，和汉口大舞台王蕙芳，郭仲衡对换演出。第二次是1921年湖南水灾，先生带部分同学赴长沙义演。第三次是1921年冬，这次在汉口大舞台演了三个月，合作的名演员有：杨瑞亭，马连良，刘奎官等。伶校学生通常在前面第三，四出轮流演出，后三出照例是名演员的戏。先生经常演“压轴”戏。因为汉口观众，对先生的欢迎是异常热烈的。尽管风雪交加，剧场照样满座。我记得临别最后一天，“压轴”戏是我们学生演的新歌舞剧《快乐之儿童》，这是个儿童小型歌舞剧。写实的布景，彩色的灯光，西式的服装，新颖的歌舞，加上管弦乐队伴奏，使观众耳目一新，自始至终，掌声不断。我们这些初上舞台的毛孩子的演出，根本说不上艺术。观众反应如此强烈，是和先生的名望分不开的。

在外出演戏期间，先生为了开拓学生的眼界，增益学生的知识，总多方设法带我们参观游览。在长沙游览了湘江和岳麓山，在汉口时游览了龟山，蛇山，黄鹤楼，参观了汉阳铁厂，兵工厂，并和陕西易俗社全体师生举行联欢。易俗社的条件比我们差，可是同学们已经能够独立演出，我们则还要靠先生演戏来维持。对此，我们是有愧色的。

1921年年底，先生带领全体同学回到南通，计划让学生在南通继续演戏。不想剧场已被前台经理租给一个女戏班子在演出。剧场被占住，学社经费无着落。社方董事会又不征求先生同意，解散了管弦乐队。同时有人在董事长张季直面前多方进谗，想挤走先生取而代之。在这样恶劣环境紧逼之下，先生不得不忍痛离开南通。先生离开后，各种学科教师纷纷离去，乐队同学都各寻出路。学校经费要靠学生演戏来维持。我们每天忙着排戏，演戏，除国文，习字课以外，其它学科都停止了！这样拖了两年，总算第一届同学勉强毕业。毕业后两年义务时间，为了维护经费，学生东奔西走，在南通本地和邻县演出，学社已徒具空名，张季老逝世后，学社正式停办。欧阳先生离开南通后，我曾三次追随先生工作。第一次是1927年夏，在南京总政治部国民剧场演剧队。第二次是1930年到1931年在广东戏剧研究所。第三次是1934年初在福建人民政府文化委员会演剧队。三次时间有长有短，都以时局变动而挫折。

先生是我国文化战线上坚强不屈的战士。他为祖国戏剧事业，贡献了一生精力。抱着一种信念，百折不挠，从不灰心。他经常勉励我们：“失败为成功之母”。可是在旧时代里，遇到的却只有失败，从先生一生艺术实践中，可以得出结论，在旧社会政治动荡年代，任何改革尝试，必然会遭到旧势力的阻挠，破坏而失败。只有在共产党的阳光照耀下，人民政府大力支持下，先生的抱负和理想才能 实现。如今先生虽逝，门墙桃李已植遍全国，后继有人，可以无憾，而我这个不成器的学生，却终老诲隅，无所作为。扪心自问，深感有愧于师门！这篇回忆一则是怀念逝去的恩师，同时也是自己的一种忏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