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人谈到往事欢喜叫它“前尘影事”，意思是这些事像影子似的过去了。《中国电影》的编辑同志要我追忆一下解放以前从事初期进步电影活动的情况，说这样做不止是对于写中国电影发展史会有所帮助，对于今天建设社会主义民族电影艺术的同志们也不无参考价值。这个建议是非常好的，这样的文章的确也是应该写的。但这些过去搞电影活动的情况我一直很少去想它，当时共过事的朋友们同志们，有些虽还健在着，有些已经下世，也有些虽没有下世却离开了我们的阵营了，能够帮助我进行追忆的人眼前也不多。这些情况对于我真正已经是不容易追寻的前尘影事了，但我还是试图追寻一下看。由于它是关于电影运动的事，所以我叫它《影事追怀录》。

田汉所作《影事追怀录》书影

我搞电影大约是从一九二六年搞南国电影剧社开始的，直到一九四八年离开上海我还跟电影界有关系，这关系前后持续二十多年之久，也不算太浅了。虽说解放以后我就没有再插足这个艺术部门，但于今提起笔要回忆它，对它还是感到无限亲热的。我现在先从南国电影剧社谈起。

一个未完成的银色的梦

《到民间去》

谈搞电影经过以前，想先谈一下我对电影的看法。我是非常欢喜电影的。我在东京读书的时候，正是欧美电影发达的初期，当时日本正在努力学步。我有许多时间是在神田，浅草一带电影馆里消磨的。我的眼睛因此而变成近视。我受过一些日本唯美派作家谷崎润一郎氏的影响，也很欢喜他的电影观。他在《艺术一家言》里说：

影片真可以说是人类用机械造出来的梦！科学的进步与人智的发达，给我们以种种工艺品，甚至连梦也造出来了。酒与音乐虽然被称为人类作品中最大的杰作，但影片也确是最大杰作之一。

电影《到民间去》剧照

大约因为上述谷崎氏的说法，使我在南国电影剧社的发起宣言上这样说：

酒，音乐与电影为人类三大杰作，电影年最稚，魔力也最大，以其能在白昼造梦也。梦者心之自由活动，现实世界被压榨的苦闷，至梦境而宣泄无余，唯梦不可以作伪.......吾国电影事业发达未久，以受种种限制，至相率不敢做欲做之梦，梦犹如此，人何以堪！同人等有慨于此，乃有本社之组织，将合群策群力，以纯真之态度，借胶片以宣泄吾民之苦闷。努力不懈，期于大成，略述所怀，以召同志。

当然，同一把影片当作人类用机械制造的梦，我们当时想进行制造的梦跟谷崎氏的不一样。谷崎氏对影片的内容是要求很低的，他说：

不管多么俗恶不堪，荒唐无稽的故事，一经拍成电影，便使人感到一种奇妙的幻想，那整个的戏你可以当作一个美丽的梦。

而我们却要影片的内容成为人民苦闷的象征，真实无伪地宣泄人民现实世界所受压榨的痛苦，突破种种限制，做我们想做的梦。应该说我们的银色的梦已经不是谷崎润一郎式的唯美的梦，而是中国人民的现实的梦了。

电影《到民间去》剧照

到了一九三〇年五月，我在文华公司出版的《电影》杂志上发表了一篇《从银色之梦里醒转来》，就已经否定了谷崎氏的说法：

……（编者）观于今日外国影片之无差别的侵入，国产影片之消沉堕落……想创一种《电影》杂志由批评介绍以定内外影片之是非，使国人瞭然于各种影片的原身，即哪一种是麻醉药，哪一种是兴奋剂，因以促使旧意识影片的崩溃，新意识影片的兴起。他的意思很好，写信来托我做文章，说最好是把《银色之梦》续下去。（可是）……这两年之间我……对于影戏所抱的态度，却跟我对于文学，美术方面的态度一样地变迁了。我拿起笔要续“银色之梦”时，我的脑子里立即起了一个疑问，电影是梦吗？

……梦幻与陶醉是和明显的目的意识立于相反的地位的.......握在资产阶级手里的电影是以明白的意识，消极地使我们惰眠，积极地使我们为他们的利益而奋斗的。谷崎先生说……俗恶不堪，荒唐无稽的东西可以变成奇妙的幻想，美丽的梦。这就是电影所有的引诱力，麻醉力了。受了这种引诱，麻醉的我们，会把俗恶的荒唐的东西认成奇妙美丽，这就是握在资产阶级手里的电影所玩的把戏了。

南国电影剧社在徐家汇路新少年影片公司经营的初期，适逢谷崎润一郎氏到中国访问，我们曾经举行消寒会来欢迎他，他跟我们一道拍过照。归国后谷崎先生也写过我们的事。郭沫若，欧阳予倩诸兄和我跟他一直是很好的朋友，我们在社会思想上却从来没有什么相同之处。谷崎氏虽在文艺流派上是所谓“恶魔主义者”，按我们的印象，他还是一个十分平易近人的作家，他对中国革命大体上还是同情的，他爱跟中国进步作家做朋友便是一证据。在日本帝国主义者侵略中国的年代，他表现得也是好的，没有像菊池宽之流，戴着个钢盔以“从军作家”的姿态在武汉出现。

田汉主编的《南国》月刊书影

我搞南国电影剧社的第一个片子不如说是从日本明治时代的诗人石川啄木氏得到启发的。石川有过这样一首诗：

我们的一面读书，一面辩论，我们的目光炯炯，

都不弱于五十年前的俄国青年；我们论到应该做些什么，

可是没有一个人握着拳头打着桌子高叫：“到民间去！"

我们知道我们求的是什么，我们也知道民众求的是什么，

我们并且知道我们应该怎么样做，

我们实在比五十年前的俄国青年晓得更多，可是没有一个人握着拳头打着桌子高叫：“到民间去！”

集合在此地的都是青年，

都是常在世界上创造新事物的青年，

我们知道老人之早死，我们当占最后的胜利。看啊，我们的眼光炯炯，议论激烈，可是谁也不肯把捻好的拳头打着桌子高叫：“到民间去！”

啊！蜡烛已经换了三次，

酒杯里浮着小小飞虫的死骸，年轻的女人虽然还一样的热心，眼中也现着激论后的疲劳。

可是依然没有一人把握紧的拳头打着桌子高叫：“到民间去！”

这里所谓“到民间去”，当然是指十九世纪六十年代俄国初期民粹主义者所提倡的“到民间去”运动。民粹派是一种小资产阶级唯心主义者的集团，它是和马克思主义对立的，但在它的初期还有积极的一面，他们为了发动人民反对沙皇政府曾号召知识分子到民间去。但到民间去的结果，恰好证明了他们认识上的错误，农民没有跟着他们走。他们的“幻灭”完全是应该的，因为农民不是他们所想的那样的存在，走他们的道路也不能使农民得到解放。

但隔他们半世纪后的日本青年知识分子在地主资产阶级的反动统治下痛感到社会改革的必要，提出了广大民众和自己的迫切要求，为着贯彻自己的要求，必须组织人民的力量，因而诗人要求知识青年们握紧拳头打着桌子，高叫“到民间去”，甚至立即进入“到民间去”的实践，这是可以理解的。的确，当时日本革命知识青年们关于应该如何做，比五十年前的俄国青年（民粹派）晓得更多，他们有的可能还停留在武者小路实笃式的“新村”阶段，有的便迅速进入日本初期马克思主义运动。

我们欢喜石川的诗，并且计划摄制《到民间去》，却也不是对俄国民粹主义有任何兴趣。我们只是反对当时反动统治，同情被压榨的痛苦人民。作为有革命倾向的小资产阶级青年，不满足于单是眼光炯炯，议论激昂，而要求进一步采取实际行动到民众中间去，跟他们共甘苦痛痒，瞭解他们的要求等等。限于当时的政治水平，我们有善良的心愿，却没有什么具体的，正确的纲领。它没有同当时已经蓬勃发展的土地革命运动合流，它没有取得无产阶级立场，它基本上还是小资产阶级的幻想的东西。正因为这样，这影片不可能不是一个悲剧。我在《银色的梦》的第六节说：

《到民间去》写中国一些到民间去运动，如受了武者小路的影响的新村运动，结果他们不能不流于微温的自欺的结果。假如这个影片将有什么可取的地方，那是你们将看到一个热情的，幻想的，动摇的小资产阶级青年的没落。

影片事业是需要一定资本的，我们开始搞南国电影公司只有二百几十元的资本，后来陆续凑积了一些钱，但是经不起开销的浩大。一次向戏剧家宋春舫先生募股时，他说：“你得让你的公司真正成为一个企业呀。“没有成为一个近代企业，缺乏计划性组织性，是这公司致命的缺点。但主要还是一批有热情而没有资本的青年想在反动统治下干进步的艺术事业，这事情本身便是一个悲剧。《到民间去》这影片也成了我们当时“未完成的银色的梦”。

今年订创作规划时，我仍把《到民间去》列入规划之中，倒想把这个故事摆在今天的认识水平和表现水平上进行再创作，在人民时代实现这一个“银色的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