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在总政治部（编者：指北伐军总政治部）服务约计三个月，政治舞台上遂有宁汉合作的变动，蒋总司令既通电下野，口政治部自然也因之而变更以前的组织，我们大家在这个时候离开了南京。

当我们在南京的三个月当中，也有过很多可记的事情，可是那些与“南国”无重大关系的，概不在此谈及，惟有严与今之死，则不能不作一番较详的叙述。

我们在上海的时候，认识了一位老少年。现在我在未介绍他们的姓名以前，先把他为人的特点说一说，他会做电影，会演话剧，会唱昆曲，会弹三弦，这些都不算，最特别的是他会说三十多种不同地方的中国话，而且他说起来，一点都不含糊，每说一处的话，决不止仅仅说得像，一定说得好；所以加他一个方言大家的头衔，可以当之无愧。他没有到过外国，可是在民国纪元前就在吴淞某中学校里教过十多年的英文。他又工绘画，据说他年轻的时候，目力好的时候，对于那些彻底的爱情画，甚为拿手。近来则尤以跳舞名于时，倘若你在上海跳舞场里遇见了一位长须国服，舞跳得很漂亮，而又跳得比什么人都起劲儿的老先生，那就是他。

他是谁？

严工上先生。

严先生固然是一位道貌岸然，六十岁的老先生，可是综合他为人的过去、现在、甚至于大胆地估量到他的将来，我相信他的年龄尽管一天一天地老去，然而他的精神始终是少年；所以我呼他为老少年，当不以为过也。

严先生的家庭，可以称之为艺术的家庭！他原有三位令郎——个凡、与今、折西。他有四位令媛——大小姐（我不知其名，人人呼之为大小姐，所以我也只能这样地称呼她），月娴，小玲，还有一位小小姐，我也不知其名。

个凡，与今，折西，都会音乐，绘画，月娴是差不多人人都知道的——她是一位当代的电影明星，就是小玲和另一位小妹妹也会做电影，也会唱歌跳舞。

我们在总政治部的时候，上海的艺术人材被我们邀请去的，实在不少。严先生及他的三位令郎都在那里服务。个凡、折西在书画股做绘画工作，严先生和与今都是戏剧股的股员。

我写到这里，就要借用着拍影戏“换镜头”的方法，把上面的几个人物暂时按下，另外介绍一位这悲剧里的女主角来。这女主角姓黎名青照，她是黎锦晖先生的本家，好像也是由黎锦晖先生的介绍，加入了“南国电影剧社”，在《到民间去》的片子里面拍过一点戏，所以总政治部的戏剧股里，她也是股员之一。

黎小姐和严与今是从小在一块儿长大的，黎小姐会唱昆戏，与今会吹笛子。他们由童子而进至少年，由艺术的合作而建筑了爱情的基础。

某一个寂静的黑夜，由上海到南京的火车的一个车厢里，充满着艺术的空气。有女的在唱着，有男的在吹着，也有人在拉着。经过了相当的时间，大约火车也驶进了不少的路程，只听见唱歌的声音渐渐地低了，停止了，随着吹的声音也没有了，可是这时候，那拉着的“梵亚铃”正放出一种令人神往，令人陶醉的声音来。不待说，这许多男女艺术家，全是被聘往南京总政治部服务的。唱着玩儿的，自然是黎青照，吹着玩儿的，也自然是严与今，只有那拉“梵亚铃”的，却应该在这里介绍他的大名了；他就是名音乐家谭抒真先生，也是被聘往总政治部担任音乐指导的任务的。

由上海至南京的旅途中，不过八小时的光阴，他们在火车上的艺术表演，不过是一阵工夫而已，可是在这短促的时间里，竟使黎青照小姐对于音乐的信仰心上，迅速地起了一个绝大的变化——就是她听了谭抒真的梵亚铃而陶醉了；同时严与今的短笛，也在这短促的时间里，无形地被谭抒真的梵亚铃战败了。

人们说，少女的心是可贵的。

为什么？

因为特纯洁。

我说，少女的心是可怕的。

为什么？

因为它容易起变化。

不幸的事，竟不幸地一幕一幕展开在我们的眼前……

一个天犹未明的清晨，同事中的周君仓皇地跑来报告我，说严与今投秦淮河自杀了！

与今果然死了。

与今之死，死于青照，这是不可讳言的事实，因为与今投河之夜，正是黎青照与谭抒真同时请假到上海去之夜。

在这里，我也不愿意作怎样的批评，不过与今死后的第三日，黎青照由上海回到了南京，当同事中的某女士第一个报告她这个消息的时候，她竟平淡无奇地笑了一声，说出四个字：“活该活该。”

因为黎青照口里的“活该”，促成了“南国”第二部影片——《断笛余音》，这是后话，暂时不提。

我在南京做了三个月的戏官，回到上海，口袋里仍然是一个钱都没有。以前我本来还有些家具，因为我和家瑾都要到南京去，就在金神父路日晖里租了一个亭子间，把家具都所在里面。我们以为笨重的木器家具是没有人敢偷的，殊不知在什么时候，竟有一位大本领的朋友，把我们所有的东西，悉数搬去了。后来家瑾为这件事还跑到巡捕房，和外国人大闹一场，外国人见她的来势甚猛，只好伸出一个拇指，笑着对房里的中国同事说：“这位女士，真是一位女革命家！”

我们回到上海，没有钱，没有地方住，又没有一点家具，差一点弄得无法可想。恰巧这时候给我们碰见了老朋友梁绍文先生，他说他也住在日晖里，而且不久他就要离开上海，叫我们夫妇暂时和他同住几日，等到他离沪之后，房子就归我们继续住下去，家具也可以借给我们。你想，无家可归的人，得到这样一位朋友的帮助，能不感激！

于是乎，我们夫妇就在日晖里十八号住下了。

“穷”，我是不怕的，因为根本上我认为“穷”并不是人类的耻辱，可是因为“穷”就付不出房租，因为“穷”就有许多人来和你搞麻烦，这是我最怕的事。

在穷极无聊之中，想到南京还有一笔租房子的押金收款好取，就毅然地拿了总政治部的证章，在火车里一混就混到了南京。

南京《国民革命军日报》的经理龚岳穆先生是我的朋友，总编辑胡春冰先生我也和他认识，还有报馆里一位办事员孔达仪先生是我的表兄，所以我到了南京，就在他们那里马马虎虎地住下了。

有一天，偶然地闯进了胡总编辑的卧室，吓了我一大跳。你说为什么？原来他的房里有一位小小的女士，而且那位女士看见我闯了进去，她就想躲藏起来，可是那房间太小，无处可以躲藏。大家都正在宭着的时候，到底还是春冰不能不出来敷衍大局。

“这位是唐槐秋先生，这位是……呵，就算是你的妹妹吧！”奇怪，为什么那位女士就算是我的妹妹呢？我正待要问，只见那位女士很活泼地走到我的面前——

“那么我就叫你一声大哥啦！”她说完之后，很天真似的望着我笑了。

这一来，却把我弄得更宭了，几乎有二十年没有红过的面皮，差一点都在那里红过了一次。

“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半晌之后，我总算说出了这么一句话。

“不跟你开玩笑了，让我来告诉你吧，你姓唐，她也姓唐，所以她叫你一声哥哥，并不是一件全无根据的事。她的名字叫叔明，伯仲叔季的‘叔’，光明的‘明’，你也不必跟她客气，以后就叫她的名字好了。”我听了春冰这篇正式的介绍，我才知道原来如此。至于她和春冰的关系，我既然不是一个傻瓜，也就看出了道理来了。

叔明那时候才十六岁，可是她欢喜告诉人家说她已经有十八岁了。普通一般女子对于她们的年龄，大概是瞒大不瞒小，然而叔明适得其反，这也许是她的用意吧？

其实那时候的叔明，也不问她的年龄的大小，只要看她每天那种跳跳跑跑，拿起扫帚来和春冰要打架的举动，就是她硬要说她不是个小孩子，人家也一定始终都不会相信的。

我在报馆里住的日子久了，和叔明见面的次数也就多了，却被我发现了她一种特殊的天才——演戏的天才。适春冰和我商量，想送她到上海去读书，我就极力主张她进上海艺术大学，因为那时候的上海艺大，已经归田汉办。我的意思是以为叔明既有艺术的天才，再加以田汉先生的培植，必可得到相当的成就。

春冰也赞成了我的主张之后，我又替她写了一封介绍信与田汉，叔明就毅然地作上海之行。在她将要离开南京的时候，她对我更加表示一种兄妹的亲切，这是使我感觉到生平最愉快的一件事；所以她临行的时候，我还买了一块钱的鸭脯干送给她，这在我的意思是表示一个做大哥的当他的亲妹妹去旅行的时候，或者是会送她这样一个礼物吧！

我那一次在南京，又偶然地经过秦淮河畔，回忆到严与今之死，不胜其惆怅！不久返沪，往善钟路上海艺术大学访问田汉，并探问叔明的近状，大家握手相见于艺大的校长室。叔明好像比在南京的时候更加活泼些了，可是小孩子习气，好像也减少些了，这到底是踏进了大学的缘故吧！

当我和田汉谈到严与今的事情，他也和我有同样的意思——把那个悲惨的故事拍成一部影片，至低限度，把这部片子来纪念我们的死友，也不能说没有相当的意义。

田先生的兴致果然又来了，一会儿工夫，把戏名决定了——《断笛余音》。

田先生虽然做着艺大的校长，对于教务方面的事，很努力地干着，可是对于校内的事务方面，却缺少一个好的帮手。他见我到了上海，想拉我帮忙。恰巧那时候艺大的学生都对我有些好感，就定要拉我做什么副校长。

漫说加我以副校长的头衔，令我害怕，就是做人家的先生，也是我生平最不愿意的一件事。可是许多同学不由你分辨，他们就发出了一个通告，第二天就开起欢迎会来。我那时候正计划着再与田汉合作，拍制《断笛余音》，所以也就不管它三七二十一，暂时拿着艺大做了我们的地盘再说，因为这个缘故，我在欢迎会上就含含糊糊地接受了同学们的盛意。其实后来我在学校里除了拍影片，演话剧之外，一切都没有过问过。

《断笛余音》开拍后，一切都进行得很顺畅，男主角张慧灵君平日在学校里虽然被同学们呼为神经病，可是他做戏却很认真，而且成绩也有相当的好。田先生在许多男学生中特别地看重他，这也是原因之一吧？

女主角欧笑风小姐原来是中华歌舞学校的学生，我因为他们的校长黎锦晖先生的关系，曾经在那里教过她们的交际舞，笑风是其中成绩最好的一个。这回我们拉她来扮演《断笛余音》中的女主角，总算是极为合适。可是笑风是一个野性的孩子，难于驾驭，幸而比较地还能听我的话，所以她平日和我也比较地亲近一些。她欢喜吃糖果，鸭脯干之类的东西。每逢我从外面回来，她总是飞跑陇来，举起两双手攀着我的肩膀，一声——

“唐先生……我要吃鸭脯干……”

那时候她已经十七岁了，她平时和人家说话，很像一个大人，可是偏偏地见着我就拿出一口小孩子的强调，娇声娇态地和我办一切的交涉。弄得全校的同学都窃窃私议，甚至于到后来我的太太也起了疑心。我屡次叫她和我正经些，她总是点头答应，可是明天见了面，又是故态复萌，真把我弄得一点办法也没有！

当时在学校里有两个头脑冷静的人，一个是田校长，一个是同学中的陈明中君。笑风和我的许多把戏，他们都看得十分清楚，结果他们都把它拿来做了戏，和小说的材料——《苏州夜话》中的女学生，就是拿笑风做的模特儿。陈明中在他的小说《苦酒》里写了一篇《暮云的靴子》，也就完全是用笑风和我做了那里面的基本材料。

《断笛余音》中的外景，我们决定取之于苏州，于是乃有苏州之行。适有现在已经成为中国歌舞界的名人了的魏荣波女士领导一个歌舞团体，受着苏州周葆和先生等之招待，往苏州青年会表演歌舞，可是她们的节目中有一个须要请笑风表演的节目，所以在我们出发之前日，周葆和先生来和我们商量。他提出的意思是他们对于我们的团体，愿意尽招待的义务，只要我们能让笑风加入她们的团体表演。结果我们大家都同意了。

到了苏州，我们与魏女士领导的歌舞团都住在周葆和先生家里。我们白天里赶着拍戏，晚间就在周家的大厅里看她们练习歌舞，颇不寂寞。

不知道是他们哪一位的建议，说我们是艺术团体，必定会舞台上的表演，定要拉我们到青年会去客串一番。

更不知道我们为什么也高兴起来，就满口答应了。

最妙的事是我们答应了人家去表演，可是表演什么？自己一点也不知道。

第二日，青年会登出请我们客串表演的广告来了。我们大家见了，心里都有些着急，然而田汉先生却沉默无言。那一天我们清早起来，还是一样地出去拍影片，一直拍到下午四点钟才回到周家。

田汉先生的玩意儿来了！

“槐秋。你这影戏里的化装很好，请你暂时不要把它卸了，我们先来商量一件事情再说。”田汉一面对我说，一面把几把椅子往屋子当中一摆，同时又叫叔明，笑风，慧灵及艺大的几位同学，都一齐坐下来：“我们今天晚上八点钟就要到青年会去表演了，你们想表演什么好呢？我看还是演戏吧。我现在想把唐先生在火车里说给我听过的一个故事拿来整理一下，戏名就叫《苏州夜话》。我们现在不是在苏州吗？在苏州来演一个《苏州夜话》，不是很有意义的吗？好，就准定这样啦。请唐先生来一个老画师，就是他在影戏里这个化装，笑风来做他的女学生，慧灵和你们几位来做男学生，叔明来扮一个卖花女郎，剧情大概是……如此如此。”

大约不到一个钟头，田先生的《苏州夜话》的剧本编好了，演员也派定了，戏也排好了，这个本领确乎不小！

八点钟到了，戏将要上场了，田先生又在后台特别地对笑风说：“你回头在台上一点都用不着做作，只要把你平日对于唐先生的态度拿出来就好了。”

《苏州夜话》是一出悲喜剧，前半段是喜剧，后半段是悲剧，在前半段喜剧里面，有一个男学生要学着苏州女人讲苏州话，扮这男学生的是张慧灵，当他表演到这一段的时候，台下的女看客全部走光，弄得我们大为不好意思，同时也使我们对于苏州女性鉴赏艺术的程度，大为失望。

次日我们本不愿重演，可是因为青年会总干事某君的坚请，只好预备再碰一次苏州女人的钉子！殊不知这一晚的女看客特别地多，而且没有一个不是看了之后，很满足，很高兴地去的。原来这一天苏州的报上发现了几篇骂苏州女人不懂艺术的文章，这大概是昨晚有新闻记者在场，既看过我们的戏，又见了当时女看客们全部都退场的情形，因而有感于苏州女性的浅薄，所以就写出那几篇文章来。可是苏州的女性一骂就骂好了，这大概又是苏州女性的特点吧！

在这里应该特书的一笔，是“南国社”的话剧的起源，就是这一次在苏州而产生的《苏州夜话》了。

我们完毕了苏州的工作，回到上海，已经是年假的时候，学校的经济状况，十分困难，我们开了一次师生联席会议，商量办法。有人提议在学校里演一次戏，也许可以筹到一点钱，结果大家赞成这个提议，于是乎乃有“鱼龙会”之实现。

“鱼龙会”者，师生合作之意。这一次既是单独表演，应该先有相当的准备——

戏的方面决定的是《苏州夜话》《父归》《江村小景》《到何处去？》《画家与其妹妹》《生之意志》《烧鸭子》《名优之死》《未完成的杰作》等剧。最后两日还有当作号外上演的歌剧《潘金莲》《打花鼓》。每场还有一幕短短的跳舞。

演员方面，女的有唐叔明，欧笑风，杨闻莺，殷圆珠，还有一位忘了她的姓名的模特儿小姐。男的有左明，陈凝秋，顾梦鹤，陈征鸿（编者：陈白尘），张慧灵，张恩袭，刘菊庵，殷忆秋，吕晓光，周君（忘其名），唐槐秋等。至于当作号外上演的歌剧方面的参加者，则有恩佩贤女士，周信芳，欧阳予倩，高百岁，周五宝诸位先生。

筹备一次戏剧的公演，事先当然须有相当的活动经费，可是学校方面已经是莫名一文，不得已，我向我父亲要了三百元，说是我们夫妇过年，要打开销，其实这也不是假话，如果我家里没有三百元是过不了年的，不过早一点由我父亲那里拿到钱，就可以先把此款项移到“鱼龙会”作为筹备经费。

“鱼龙会”的券价是一律一元。

第一场，台上表演的成绩很好，观客却只有一位，这位仅有的观客，是一位不知何人家的厨师，一定是他的主人买了一张入场券，自己不顾意来看这种戏，送给了他的。他看完了《苏州夜话》，已经不知出了多少眼泪，看到《父归》他再也不能看下去，用手掩着面走了。

第二场，观众多了几个，然而还是不上二十人。以后，观众一场多似一场，一天多似一天。到最后机场，大有人满之患，然而我们的剧场太小了，大约只能容八十人。至于我们的舞台，欧阳予倩先生曾经把它比作窗户，也可以想见它小得可怜了。

这样想小得不可以再小的舞台上演演话剧不以为奇，然而予倩的新作歌剧（编者：即京剧）《潘金莲》，居然也在这小舞台上第一次上演；而且演这个戏的人，又都是海上第一流的演员，这是我认为一件可记载的事。

“鱼龙会”结束了。站在南国戏剧的立场来说，它是奏着绝大的功效，因为在苏州演过《苏州夜话》以后无“鱼龙会”，恐怕不会有后日的南国戏剧，后日的南国戏剧无“鱼龙会”，恐怕也不会有那样的成绩。因为南国戏剧倘若在中国戏剧史上有着相当的评价的话，那一半固然是田汉和许多有演剧天才的同志们的努力所换得来的一点代价，然而能使这许多同志团结在南国戏剧旗帜之下，还是在“鱼龙会”上才建立了它的基础。

“鱼龙会”的物质方面是失败的，我用去的三百元始终没有收回，可是年关将近了，不仅学校方面仍然是无法敷衍，就是我个人的经济问题，也陷入极危险的境地。幸而得到天蟾舞台前后台许多朋友和予倩兄的帮忙，接连在天蟾又演了一次《潘金莲》，这才使我拿回了一点钱，勉强敷衍了一个年关。

我的父亲和我，始终有一个思想上的绝大的冲突，他总希望我做官，不论文官也好，武官也好，只要是官就是好的。我呢，无论什么我都愿意做，只是不愿意做官。这是各人的见解不同，兴趣也不同的缘故。可是我到底不忍过于拂老人之意，所以在那年的春季，就抛开了艺术的生活，离开了许多志同道合的朋友，孑然一身，跑到湖北去寻官做，结果做过了几个月的财政方面的官——局长。说起来也是笑话，人家弄到一个小小局长之类的官，每每可以大发其财，可是我做了八个月的局长，而且有三个月当中，还是同时做着两个不同机关的局长，结果不仅没有赚到钱，却反而赔了差不多三千元的本。然而我要在这里声明几句：我并不是不懂得做官的道理，也不是没有弄钱的聪明，不过我不愿意去实行我所懂得的做官的道理，就是说，我做不惯那些吹牛拍马的勾当。我更不愿去实行我那弄钱的聪明，就是说，我不忍在平民身上的骨头里面去榨油。

我在湖北做官失败了，结果是我自己辞职不干，和家瑾住在汉口。适武汉政治分会主席李宗仁先生之夫人郭女士，及和我同时在法国留学之舒之锐女士等组织“湖北妇女慰劳北伐将士会”，商请欧阳予倩先生到汉演剧筹款。我当然在那里又和予倩先生见面，予倩询得我在汉口闲居无事，定要拉我帮忙。我生性好动，住在干燥无味的汉口，正感到十分无聊，就答应了。嗣后李夫人与舒女士竟将该会事务，全部交给我主持，我在那里前后两次演剧筹款，共得六万余元，计时有三月之久。我对于李夫人，舒女士等是纯粹友谊地帮忙，在“湖北妇女慰劳北伐将士会”中，是纯粹地义务做事；所以我个人的经济状况，愈来愈宭，房租欠到两个月未缴。这时候，田汉由上海来信，促我回上海谋“南国”复兴。我以久离艺术生活，有如游子思家，所以决然把慰劳会事赶快办一结束，把全部数目款项清交与李夫人，舒女士后，借到一点钱，准备动身。可是我借到的钱又不够支配，只得把家瑾留在徐家棚她的弟弟吴家铸先生家里暂住，我就带着仆人徐骏回上海。

徐骏是我在南京总政治部的时候，由朱章宝科长荐给我的勤务兵。他对于我忠实，可以说得是我的一个忠仆，他对于艺术有兴趣，可以算得是我的同志，他跟着我东奔西走，有时候我没有钱，他就不吃饭还是一样地做事，所以他又够得上是我的一个患难朋友。十八年我和他到广东，不幸他竟于十九年在广州患肠热症，一病不起。从此以后，我少了一个帮手，也少了一个同志。

我由汉口到上海，正是田汉先生创办的“南国艺术学院”在拉都路的时候，有许多艺大的旧同学，也有许多后起的新青年在那里读书。田汉先生带我去参观学院，我在那儿见着叔明和极为旧日的朋友。不久， 我们就在金神父路日晖里四十一号田汉家里开了一个“南国”复兴运动大会，到会者四十余人，决议扩大组织，设总务，组织，文学，戏剧，电影，音乐，绘画，出版八部，由各部部长负责推动各部工作。

改定名称“南国社”。

“南国社”新组织成立后，大家决议先筹备第一次话剧公演。这一回，各方面的人才都比从前多了，可是旧时的同志中，也有几位不在上海的，如杨闻莺女士回了嘉兴，号称“南国”之宝的顾梦鹤君出国到了南洋，陈凝秋君在哈尔滨，欧笑风女士已成为上海的跳舞明星（她虽然还是在上海，可是她已经另有她的世界了。）；所以我当时在人才济济的“南国社”，想到这几位旧时的同志，颇兴沧桑之感。

旧时的朋友虽然少了几位，可是新加入的同志却是多，男性方面有田洪，万籁天，金焰，宋小江，郑千里（编者：即郑君里），辛汉文，阎折梧，王芳镇，徐志尹，蔡楚生，周信芳，高百岁，严工上，严个凡诸君。女性方面有杨泽蘅，王素，吴似鸿，姚素贞，艾霞诸女士。

戏的方面，除挑选着“鱼龙会”中的成绩较好者外，又添排《强盗》《白茶》《最后的假面》《湖上悲剧》等剧。

我们那时候与上海京剧方面的朋友更加接近了一些，所以我们在上海的第一次话剧公演，是借着上海梨园公所举行的。当我们的戏将要开演的时候，鼎鼎大名的戏剧专家洪深先生怡然地来到我们的后台，而且很高兴地向我们提出，他愿意参加我们演一个角色——《名优之死》的刘振声（剧中人名），我们当然十二分地欢迎洪先生的诚意合作；所以洪深先生也是“南国社”的社员，就是从这个时候起。

我们在上海举行第一次公演之前约一个月的光景，欧阳予倩先生到广东去了，当我们的公演刚完毕的时候，他接连地打了几个电报给我，说他在广东已经有了办法，要我即刻去帮忙。可是“南国社”也在这时候决议往南京公演，这么一来，把我弄得恨无分身之术。结果是我决定先随“南国社”到南京公演之后，再往广州。

“狂风大雪发新都”，这是“南国社”由上海出发赴南京之前夕，田汉先生在远东饭店所作的诗中之一句。我们读到这句诗，就可以知道“南国社”第一次赴南京公演时的季节了，可是我应该在这里表明一下的：这一年是——民国十七年。

巧得很的事是陈凝秋适由哈尔滨回到了上海，杨闻莺也由唐叔明告奋勇，亲自跑到嘉兴把她拉了出来。只是天下事总没有十全十美的，陈，杨虽已返“国”，可是万籁天，王素，杨泽蘅几位又都因为他们个人的环境不许可，不能同往南京。所以我们那一次差不多连一个演重要小戏的演员都没有，也就因为这个缘故，勇敢的田汉先生只得亲自出马，他演过《名优之死》的刘振声，还演过《湖上悲剧》的梦梅。他老先生虽然在台上闹了一些小笑话，幸而都安全地下了台，总算是本领不小！

那一次我们是借“民众教育馆”为公演地点，我们应当感谢的朋友有好几位——“民众教育馆”的赵光涛先生给了我们很多的帮助，青白报的唐三先生和已故的赵伯颜先生很殷勤地招待我们。

我们在那里一连演了九天戏，正值严冬大雪，可是观众十分踊跃。这是我们不仅止站在“南国社”的立场，也应该向那许多不畏寒冷，不避大雪的观众们敬谨地致谢的。

我们在南京演过之后，又踏着一望无垠的大雪，跑到陶行知先生领导下的新村——晓庄演过两场戏，我以为这也是一件很值得纪念的事。

我在晓庄演完戏之后，就与我亲爱的“南国社”及许多亲爱的“南国社”的男女同志们遽尔而别，只身先回上海。我记得当我和他们握手告别的时候，虽然大家心里都有一种极端悲伤的情绪，可是大家彼此都用着“不久再见”“后会不远”的几个字来安慰别离之人。

果然，我离开南京，回到上海草草地收拾了一下行李，就向广州出发，不到一个月的光景，“南国社”乃亦有广州执行，我与“南国社”确是在“不久之后再见了”。

“南国社”出演于广州的计两星期，我与“南国”，又在不得不别离的事实之下而别离了。“不久再见！”“后会不远！”的几个字还是一样地拿来安慰别离之人，可是以后的事实就不如我与“南国”在广州重逢的那样容易，那样简单了！惟其如此，《我与南国》，书至此已。

槐秋对于本文须要声明而且抱歉的几点写在下面：

（一）本来预备本在文的下篇里将“南国社”的话剧运动情形很详细地写出来，只因为我现在正分身都来不及地筹办“中国旅行剧团”，所以有许多地方就忽略了，而且还有忽略得太利害的地方，这个，我知罪。

（二）关于“南国社”同志的个人介绍，也从不平均，这也因为与现在愈近的日子我愈忙，所以后不如前，真是抱歉之至。

（三）关于艾霞在“南口”的史料颇多，本想略为述及，不幸她竟在本文未脱稿时，遽以死闻，我怕人骂我投机，所以文中除有她一个名字外，未载及她半点遗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