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五五年八月二十二日的午后，因为将要到华南旅行，我正在赶写一篇文章，并结束一下机关的工作，忽然接到对外文化联络局的电话，说洪深先生找我和阳翰笙，夏衍两同志去谈谈。知道深兄病况转坏，我心里很紧张，因一时找不到阳，夏两兄，我去铁狮子胡同邀了欧阳予倩同志赶到什景花园小细管胡同十号，深兄正睡在客堂里的藤床上，洪师母也在侧，女护士正安排给他打止痛针。

田汉(右)与洪深(中)郑君里(左)合影

洪先生见我们来了很兴奋。我问起见邀的原因，他说他的病可能不起，他的夫人在北影洗印厂服务得很勤慎，有“模范工作者”之称，他很放心，所不放心的是他的女儿洪钢，洪铜。她们在学校里成绩都很好，只是年纪还小，无论在那一方面都还需要照顾的，他特别希望我在政治上给她们以帮助，使她们成长为坚强的革命战士。这我答应了。我劝他对于他的病不要过于紧张。大夫既证明不是癌（这当然是安慰他的），而是一般的肺病，以他的体质，以今天北京的医疗条件，是完全有办法的。“治病也是一场激烈的斗争，我们精神上不要先被击败了。”我说。我还笑着提起他早年几次夸大他的病况，说医生宣告过他的胃病严重，只能再活两年，而他只剩一年好活了，但后来他又活了好些个两年，胃病也终于好了。又谈起一九三七年他领着救亡演剧二队由南京渡江到徐州一带战区工作，那时战局紧张，到战地工作，随时有发生危险的可能。因此，他曾紧紧握住我的手：“寿昌，再见。这是我们最后一次分手了，愿你保重”。这种悲壮的台词还留在我的耳朵里，可是不到三个月我们又在武汉见面了。深兄想起当日的情况也愉快地笑了。

洪先生是一个感情丰富的人，但也是一个挺理智，挺客观的人，他又有极丰富的科学常识，明白自己病体的严重情况，指着架子上的书对我：“这些书有些送给予倩，有些送给你”。我听了十分黯然。予倩笑着：“你姑妄言之吧。”

护士要开始打针，他催我们走，我们就老实地回来了。后来我真是失悔，没有趁这个时候多跟他谈一些重要的艺术思想上的问题，也没有能帮助他解决他要求已久的组织问题，这对我们，对他自己都是很大的损失。

隔了一两天，洪先生病体更重，就从他家里搬到苏联红十字医院去了。我在他入院的第二天，在崇文门大街买了几束鲜花去看他。那天他精神还好，很快地便走出病房，亲给洪师母打电话。这一天我原想接触一些问题的，洪先生谈起前一天他兄弟来看他的事，似乎有些激动，我就没讲下去了。

第三天我匆匆陪阿尔巴尼亚文化代表团乘飞机到广州去了，没有再去看他。据说他曾向安娥问起过我：“寿昌什么时候转来？”安娥：“可能在半个月后。”他就不作声了。

到广州的第三天，我陪阿尔巴尼亚代表团在爱群饭店楼下餐厅进餐，广州市文化局局长丁波同志交给我一封张光年同志发来的急电。深兄逝世了！才离开他一两天，我跟他真是永不能见面了，我哭了。

我把洪深兄的生平和他的死给我们大家的损失告诉阿尔巴尼亚朋友们，他们有的也认识他，都跟我们一样的震悼！

1936年，中国舞台协会合影（前排左起：白杨、欧阳予倩、俞珊。后排左起：马彦祥、洪深、余上沅、唐槐秋、张道藩、应云卫、田汉）

曾经想写文章，写诗哭洪深兄，但一直没能写；曾经领戏剧界代表们，也曾陪洪师母去扫过他的墓，但这还远远不能表达我的哀感。

去年八月二十九日我在上海大舞台向一千五百多位文艺工作者做报告，当我告诉他们那天正是洪先生逝世周年忌的时候，全场都起立为洪先生默哀。洪深兄早期的戏剧活动主要是在上海，上海人民对洪先生是特熟悉的，亲密的。他们对洪先生的死感到分外的损失和悲痛是很自然的。

洪深兄在上海的活动中政治性最强的一次应该是为罗克的《不怕死》（《上海快车》）而大闹大光明影戏院的事件了。罗克这部片子站在殖民主义者的立场侮辱中国人民，洪先生看了这部片子之后非常愤慨，他到日晖里四十一号南国社来找我商量，说他安排去影院讲话，要观众不要看。他估计：这样一定会引起影院外国经理和巡捕房的干涉。但他已经跟明星公司的律师谈过了，一旦被捕，请他出庭辩护。洪先生只是感到一个人去闹，势力单薄，出了事没人报信。我非常同意他的这一行动计划，找了几位社员同志跟洪先生去，顺便助他的威，那是音乐家张曙，电影名演员金德麟（金焰）和青年记者廖沫沙（今中共北京市委教育部长）三位。在《不怕死》开映到出现侮辱华人的场面的时候，洪先生站起来了，他对观众开始激昂地演说，鼓动观众的民族义愤，许多人喊“退票！”，“我们不要看！”以及“打倒帝国主义侮辱中国人的影片！”等等。洋经理果然马上来干涉了，把洪先生扭到经理室，张曙，金德麟，廖沫沙等同志也跟着进去，一面保护洪先生，一面反对洋经理，金焰，张曙同志是有些气力的，廖沫沙同志气力虽小，斗志却强，在洋经理扭打洪先生的时候，他们也狠狠地回击洋经理，廖沫沙同志他在洋经理腿上打了好几拳。洋经理本来是要找工部局拘押洪先生的，但在愤怒群众的压力下，怕影响大光明今后的营业，终于把洪先生释放了。

田汉（左二）、欧阳予倩（右二）、洪深（右一）、夏衍（左一）合影

在“八·一三”抗战开始，上海组织戏剧界救亡演剧队的时候，洪先生出了很大的力。救亡演剧二队在长江南北岸活动中，洪先生又是团长，又是编剧，又是演员，不顾劳瘁，展开抗战宣传；在武汉军委政治部三厅，洪先生又在党的领导下参加组织训练十个抗敌演剧队，留下了深入抗战宣传，培养革命文艺干部的巨大实际影响；在长沙大火前夜洪先生秉承周恩来同志的指示，负责安排三厅工作人员的撤退，保护进步力量。及至我们由衡阳折回长沙救火，以火后的湖南财政厅旧址做根据地，洪先生协助党指挥几个抗敌演剧队和其他进步文艺工作力量，投入对数十万市民的救灾运动，不只是发放千百万元赈款被誉为空前廉洁和有效，而且在体会领导精神，吸取群众智慧，加强准备措施的基础上使集合在四五个广场中的数十万市民群众安然领到赈款，没有发生什么重大事故，遭受什么损失。在这些地方，洪先生发挥了巨大的组织才能和行政才能。

也不能忘记我们在桂林的一些动人的场面。太平洋战爆发后，留香港的进步文化人纷纷进入内地，首先集合在桂林。我根据归国同志的材料和观感写成了《再会吧，香港》，由洪先生导演，已经取得许可，就要开演了。国民党中央特务通过邱昌渭的手临时禁止了这个戏。洪先生和欧阳予倩兄多方设法进行了挽救，但是没有效果。于是洪先生决心进行揭露反动派面目的斗争。他在演出一场之后在临场伪军警的监视下走到幕外，对观众说明戏被禁止的原委，他举起许可证对大家：“同志们，《再会吧，香港》只不过表达了中国人民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愤怒，和要求坚持抗战，坚持民主。这样的戏是应该被许可的，政府也许可了，这是政府对这个戏的许可证！新中国剧社这个穷团体为了演出这个戏投下了所有的人力物力，现在忽然又坚决不让演了，人力物力都白费了。但是我们得服从政府，以下几幕戏只好停下来了。感谢观众们对‘新中国’的支持和信任，有的票子还是预售的，现在钱已经设法准备好了，请同志们有秩序地退票吧。”

洪先生说得那样沉痛而有节制，观众们怀着义愤和同情出场，大部分的人把票子都撕碎了，以不退票表示抗议。

这种地方最能看出洪深兄的面目。

田汉（左一）、洪深（右一）、盖叫天（中）合影

在一九二八年南国社受欧阳予倩同志主办的广东戏剧研究所的邀请到广州公演的时候，深兄和我同住在观音山寓所楼上，我们有抵足谈心的机会。至今还不能忘记的是他谈起在美国改学戏剧的思想经过。他由清华留美，最初是学陶磁科的。他也有些干才，原想归国之后在实业方面有所施展，就是想做一个中国资本主义的一员闯将吧。他后来跟南洋兄弟烟草公司简家有联系，担任过该公司在美国的代理人，回国后也任过公司的秘书，就具体明他这一条思想线索。

辛亥革命后，时局仍然很混乱，深兄有感于国事蜩螗，他只身在海外曾经好一些时候不能睡觉。一来他的精神痛苦无法寄托，二来感到还在半觉醒状态的祖国人民需要通过最容易接近的戏剧艺术加以振作启发，这样他就舍弃陶磁专家的梦想，做了名戏剧家倍克教授的学生。

回国之后，他一面在南洋兄弟烟草公司任职，一面独立成立剧社，演出受奥尼尔的影响，但主要暴露军阀混战恶果的《赵阎王》。

我跟洪深兄正是在这时候通过欧阳予倩同志的介绍认识的。他也同样以予倩的介绍参加应云卫兄等的戏剧协社，导演王尔德的《少奶奶的扇子》，奠定了中国话剧表导演艺术方面初步的规模，《第二梦》以后，洪先生退出戏剧协社参加了南国社，成为我们的领导力量，在我们困难的时候他甚至还曾经有计划地给了我们一些物质支持。是他给了我们的事业以极大的鼓励。

由于洪深先生长期在复旦大学任教，受他的影响的学生在他的领导下组织了复旦剧社。在这个著名的学校剧社里，他也不只是导演，顾问，而且是演员，他曾亲自演过洛斯丹的《西哈诺》。

左起：田汉、马彦祥、俞珊、欧阳予倩、洪深、唐槐秋

洪先生对艺术创造是十分严肃的，但他同时又是一个最没有架子的演员，中国老戏界有一句话叫“救场如救火”，在急迫的需要前面他正是一位披发缨冠，不顾一切的“救火员”。南国社从广州公演回来，失去了它一些主要演员，当它重整阵容在上海宁波同乡会演出时，又遭受了自由主义者的进攻。已经是开戏的前两个小时了，《南归》的主要演员忽然以某些口实不来了，戏无法演出，但又不能退票。洪先生知道了，竟毅然接受了这个剧本，扮上了。许多台词他不熟，在几位提词者的帮助下，靠着他多年的舞台经验，居然把这个抒情的小戏对付下来了。当人们称羡他的勇气的时候，他说：“这样的急就章是不足为训的，但演员事前不宣布理由，擅自不到，也不找代理人，是对戏剧运动的谋害行为，更不足为训，我这样拼着我的艺术生命上去，只是表示对这种行为的抗议。”

洪先生平日生活得有条理，有计划。对做学问，对教学工作如同他对艺术工作一样是十分认真负责的。在日本帝国主义者投降后，我在江湾复旦大学的他的家里住过一些日子。我每天起床不算晚，但洪先生每天通常是五点钟就起来了。他看书爱用打字机做细致的记录，做文章和讲演的提纲也常用打字机，每天黑早和深夜都可以听得到从他书斋透出的哒哒哒的声音。

他爱人民，爱朋友，也爱妻子，儿女。但当皖南事变前后抗战形势逆转，国民党反动派开始向共产党进攻，摧残进步力量的时候，洪先生无限悲愤，曾服用大量安眠药，企图举家自杀。幸而发觉得早，洪先生和他的家人被救转来了。这次事件曾引起南洋各地人士的关心，纷纷来信慰问他。由于我们的亲密关系，当时还有人误传是我的事。

在解放后，他一直为党为人民工作得那样积极。一九五四年十二月他率领文化代表团到民主德国，波兰，匈牙利去签订文化协定。在波兰的时候，医生发现他有肺癌，电告我国政府，次年二月党就让洪先生回国了。他回国的时候，正当人大召开之前，洪先生还扶着病到无锡，常州一带视察农村。后来他的病情逐渐严重，癌细胞发展，严重压迫到神经，痛苦非常人所堪，不了解他的人忧虑他自杀，但洪先生不，他对他的夫人说“我要向病魔斗争，还要看到河水清，我还要争取入党。”的确，他在病床上曾写过一封信请求入党。

1955年4月，田汉、洪深与梅兰芳、周信芳合影

跟洪深兄三十年来兄弟般的交往不是几千字所能概括的。他是一位民族民主革命中热情的文化战士。他靠近党，在党的领导下做过许多出色的工作。他也是在党的文化外交工作中病倒的。党也曾劝他由烦剧的对外工作中回到他的本业。因此洪先生替青艺导演过《四十年的愿望》和《法西斯细菌》，他还计划再拿起创作的笔。要不是被不治之症夺去了他的生命，洪先生是不会使我们失望的。

有一些在民族民主革命中出色的文化人一到社会主义革命阶段就暴露出他的资产阶级面目，过不了关，而洪深兄所已经达到的觉悟水平却完全保证他能够成为一个社会主义的战士，因为他始终一贯地拥护党，尊重和要求党的领导；他一贯拥护社会主义，他在旧社会宁愿死，宁愿举家自杀，而在社会主义新社会，他执拗地要活下去，至死与病魔奋斗！

我应该细致分析一下洪先生的作品，从他的艺术了解他所处的时代和他所代表的精神，吸取他的经验和灵感。可能有人说：“我们还缺少钥匙”。但懂得洪先生的为人便是理解洪先生的作品的最好钥匙。

请允许我就写到这里吧。

1957年10月18日夜